1803  — 1851

郭实腊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十九世纪著名德国宣教士,在华从事宣教、翻译圣经、从政及参与外交活动达二十年之久。既是一位对普世宣教运动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宣教士,也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

早年生涯

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又译郭实猎、郭士立等)于1803年7月8日出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Pomerania)的比列玆镇(Pyritz)。父亲名叫约翰•雅各,以裁缝为业,家境清贫。郭实腊为家中独子,四岁时就失去了母亲,后来由继母抚养。

比列兹镇属于信义宗教会的教区,富有敬虔主义传统,郭实腊自小深受熏陶,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因而备受师长的赞赏。因得获商人赠阅的《巴色杂志》(Basle Magazine),读后深为其中所载的传教士事迹所感动,于是在1818年他年仅十五岁时,就决志献身于海外宣教事业。17岁那年,适逢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访问斯德丁(Stetin),郭实腊向其呈献一首诗,并表达了自己想成为一个宣教士的心愿,从而获得国王的承诺,资助他进入柏林的仁涅克宣教学院(Janicke’s Mission School)读书。

1821年1月19日,18岁的郭实腊开始接受神学训练,院长仁涅克牧师(Rev. Janicke)是一位备受各地教会推崇的敬虔主义者。郭实腊同时还在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选修其他课程,包括学习六种不同国家的语言。在学期间,他广受敬虔主义、莫拉维弟兄会、福音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等思想的影响。由于仁涅克院长与伦敦传道会、圣公会传道会,以及荷兰传道会多有联系,历届毕业生多供各传道会派遣。于是当郭实腊于1823年6月毕业后,再入荷兰传道会所办的荷兰传教学院(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Seminary)深造,以备日后由该会派往他国做宣教士。1825年,郭实腊专程前往法国巴黎,搜集有关东南亚宣教的资料。随后他又远赴英国伦敦,探访当时正在休假的对华宣教先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博士。从马礼逊口中,郭实腊得知很多有关在中国宣教的信息,自此他便心仪于中国的宣教事工。1826年,郭实腊毕业于荷兰传教学院,同年7月20日,由荷兰传道会按立为牧师。随即于9月11日,被派往爪哇(今印尼)宣教,由此开始了他传奇的宣教人生。

献身宣教

1827年1月6日,郭实腊乘船抵达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在此工作期间,郭实腊结识了早于1820年即已来该城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宣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实腊从麦都思进一步了解到中国的情况,同时也开始努力学习马来语、闽南语和广府语。郭实腊和麦都思由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麦都思曾在一封写给伦敦传道会的信中,称郭实腊为“非常亲密的朋友”。 

不久,郭实腊到廖岛(Rhio)、新加坡,以及婆罗门洲等地,派发福音单张和书刊,藉此向华人宣教。1828年8月4日,郭实腊与伦敦传道会的另一位宣教士汤雅各(Rev. Jacob Tomlin)一道搭乘中国帆船沿马来半岛西岸北上暹罗(今泰国)的曼谷布道,成为基督教进入暹罗的第一批宣教士。为着宣教上的方便,他入籍福建同安的郭姓宗祠,取名郭实腊(Kwo Shih-lee),此即他中文名字的由来。

1829年,郭实腊被派往苏门答腊工作。由于“荷兰传道会在中国事工上的怯弱,以及无法忍受外来的压力”,且因与他专向华人宣教的志趣相违,遂决定脱离荷兰传道会。此后,他便以独立宣教士的身份在东南亚宣教。同年,郭实腊在前往马六甲工作期间,认识了伦敦传道会的首位女宣教士纽惠露(Maria Newell)小姐,二人相爱而结为夫妇,并同往曼谷宣教。

沿海旅程

1831年2月16日,夫人纽惠露不幸难产,母女二人先后去世,这一打击令郭实腊的内心极其悲痛。然而,丧失妻女之痛并没有动摇郭实腊的传福音心志,同年6月3日,他便乘坐中国帆船“顺利号”从曼谷出发,沿海南岛、南澳、澄海、厦门等地北上天津;10月抵达辽东,沿途派发福音单张,并施医赠药。直到12月13日,郭实腊返抵澳门,受到马礼逊夫妇热情款待。

1832年2月下旬,郭实腊以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译员身份,搭乘该公司的“安默士号”(Lord Amherst)船,由澳门启程再次北上,途经厦门、台湾、福州、高丽和琉球等地,并于9月5日返回澳门。同年10月12日,该公司再次邀请郭实腊跟随其运载鸦片的“施路夫号”(Sylph)船北上,并许以宣教之需用。郭实腊初时对此行踌躇不决,但为便于深入中国沿海各地宣教,最终他还是接受了邀请。此行沿海北上直抵辽宁奉天,后因清廷得悉禁止,只好折回上海,经舟山、金门、厦门,于1833年4月29日回到澳门。

1833年5月,郭实腊又随鸦片船“约翰碧嘉号”(John Bigger)前往福建泉州;同年的11月12日,他再随鸦片船“科隆杨格号”(Colony Young)进入福建各地,直到1834年3月23日,才完成这次行程。郭实腊自认为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只要便于深入中国内地宣教即可,故此他多次乘坐鸦片船出入中国沿海和内地,并充当译员。此举为后人留下攻击的把柄,且殃及到其他宣教士。这或许是他始料不及的,他也因此成为基督教宣教士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文字著述

1834年3月,郭实腊启程前往新加坡,随即转往马六甲。在马六甲期间,他结识了伦敦妇女教育会(The Ladies Society for Native Female Education, London)派往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工作的温施娣(Mary Wanstall),二人情投意合,不久便结为夫妇。同年6月郭实腊携妻子移居澳门。郭夫人于翌年9月30日在澳门开设一所女校,此为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郭实腊则在校内兼任中文老师。郭夫人亦收养并教育多位盲女,堪称“中国盲人教育之母”。郭实腊在澳门期间,多次来往于福建各地,从事个人布道,派发宣教单张和书刊。

1834年4月,郭实腊南返马六甲,把自己过去数年间,在中国沿海一带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写成游记《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以荷兰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在世界各地出版,引起欧美各国教会对中国宣教的极大兴趣。郭实腊可说是一位多产作家,根据伟烈亚历(Alexander Wylie)的资料,从1834年开始,郭实腊的著述便陆续面世,共有85部之多。其中以中文写成的有61部,以日文写成的有两部。此外,用其他语言写成的著作分别有泰文著作一部,荷兰文著作五部,德文著作七部,英文著作九部。内容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包括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基督教教义、教会历史、人物传记、月刊、杂志、卫道集、贸易通志、文法书和字典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中国史略》、以及《道光皇帝传》等。在郭实腊早期著述中,他经常以“爱汉者”(Lover of the Chinese)自称。

1837年6月24日,郭实腊与宣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乘船前往日本探求宣教的可能性。当他们到达鹿儿岛时,因遭日本军舰拦截,只得折返澳门。

圣经翻译

郭实腊极具语言天赋,在华语方面他能流利讲说官话、闽南语、广府语、潮州语和客家语。早在曼谷宣教期间,郭实腊即已开始进行圣经翻译的工作,只不过所翻译的不是中文圣经。1831年4月1日,郭实腊写信给伦敦传道会说:“在暹罗差不多三年后,……完成了暹罗文(即泰文)、高棉文和老挝文的新约译本,以及一些小册子和字典”。1833年,荷兰传道会资助其泰文《路加福音》修订本的出版。此外,郭实腊也将《约翰福音》翻译为日文,于1837年出版。

在中文圣经翻译方面,他首先参与修订了马礼逊的《神天圣书》,结果产生出一部全新的中文译本。在1834年马礼逊逝世后不久,这项修订计划便告展开,参与修订工作的共有四人,除郭实腊外,还有伦敦传道会的麦都思、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John Robert Morrison)。在整个修订过程中,郭实腊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分工合作,译事进度顺利而迅速。到1836年,新约的译事宣告完成。然而,英国圣经公会由于不认同四人小组的译经原则,以及反对麦都思对《神天圣书》的严厉批评,所以拒绝资助新约译本的出版。郭实腊等人惟有自行在巴达维亚印行这部新约圣经,并把它订名为《新遗诏书》。

新约出版后,他们再接再厉,继续从事旧约的翻译。中途由于麦都思的退出,旧约后半部书卷几乎由郭实腊一人独力完成。1838年,旧约的初版在新加坡印行,订名为《旧遗诏书》。随后,郭实腊还对《新遗诏书》进行多次的修订,最后改称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从政与外交

1839年8月,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奉道光皇帝之命到广东实施禁烟,将侨居澳门的二百多名英国人驱逐出境,郭实腊与家人逃往香港急水门暂避。同年9月4日,英国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派遣郭实腊到九龙,负责食物和淡水的补给工作。1840年7月,英国海军提督懿律(George Elliot)在天津与清廷交涉时,郭实腊等人也曾担任英方的翻译官。

1841年,郭实腊返抵澳门。同年8月,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继义律就任英国全权特使兼驻华商务监督,郭实腊又受聘为翻译官,而郭实腊在澳门的宣教工作,则交由美国浸礼宗的宣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主理。同年10月,英军攻陷宁波,璞鼎查以宁波为驻军总部,并委任郭实腊为舟山行政长官,管理该地的华人事务,历时七个月之久。1842年8月12日,当满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时,郭实腊也是英方的主要译员之一。在条约谈判过程中,郭实腊不时伺机向满清官员赠送圣经。

1843年8月,担任香港“抚华道”(Chinese Secretary)的马儒汉病逝;9月郭实腊接任为香港抚华道,专责香港华人事务兼办满清官方事务。1844年,当清廷代表耆英到香港签约时,郭实腊正是当时的港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华文翻译。自此以后,郭实腊一直担任华文翻译一职,直到1851年逝世为止。

创立“福汉会”

郭实腊虽然在香港殖民地政府中身居要职,但他没有忘记传福音的使命。每天早上七时至八时,他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以福建话向前来聚会的华人讲道。早饭后,他再用客家话或其他方言传讲另一篇信息,然后才开始处理事务工作。

正当此时,郭实腊开始推行一个新的宣教理念,他认为要将福音传遍中国,“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劝导,来归信基督教”。他希望华人自己的传道人进入内地,在各省建立基督徒团体,而由欧洲基督教差会派遣宣教士来华训练中国传道人,并予以经济援助。郭实腊将这一理念付诸实施,于1844年2月14日在香港创立“福汉会”(The Chinese Union),即“欲汉人信道得福”之意。福汉会创办时有会员21人,除郭实腊和罗孝全外,其余都是华人,并由华人担任主席,实为基督教在华最早由华人主事的组织,体现了郭实腊本色化宣教理念。这组织并非一所传统的教堂,而是一个传道员训练中心,所采用的方法是教导与实践并重。经过培训的传道员考试合格后,被差往远近地区从事布道和散发福音单张与书刊等工作。福汉会发展迅速,会员人数逐年增加,从1844年的21人,增至1850年的1871人,其中有传道员20人。传道员的足迹遍及浙江、江苏、山东、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省份,而且在许多地方设立了传道分站。在郭实腊的呼吁与求助下,1846年,先有德国巴勉传道会(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日后的礼贤会)的宣教士柯士达(Heinrieh Kuster)和叶纳清(Ferdinand Genahr)来到香港,协助郭实腊培训传道员工作。1847年,再有巴色传道会(Basel Missionary Society,日后的崇真会)的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和黎力基(Rudolph Lechler)应邀来港。1851年,又有巴陵传道会(Barlin Missionary Society,日后的信义会)的那文(Robert Neumann)前来相助。

由于郭实腊一向以“来者不拒”的原则吸纳新会员,致使会员良莠不齐,许多会员甚至是吸食鸦片和行为恶劣之人。有些会员在取得传教书册后,并没有前往指定地点分发,却回来白领薪金;也有些会员出售书册为自己图利。郭实腊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及时察觉到这些不良行径。然而,外界的反应却非常强烈。1849年10月1日,郭实腊专程前往欧洲,向当地的差传机构和支持者报告福汉会的进展情况,并就许多问题作出解释。在旅途中,郭实腊的妻子温施娣不幸因病离世。同年11月24 日,郭实腊抵达英国,获得坎特伯雷大主教、普鲁士驻英大使和英国国会议员们的热烈欢迎。其后,郭实腊再前往欧洲十多个国家演说,宣传福汉会的工作,并且组织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鼓励各国基督徒青年献身到中国宣教。1850年11月,郭实腊在伦敦认识了中国妇女会(The Women’s Society for China)的加百利(Dorothy Gabriel)女士,相处不久即结为夫妇,并于1851年3月28日一同回到香港。

在郭实腊前往欧洲期间,他把福汉会的工作,交由巴色传道会的宣教士韩山明负责。然而,由于韩山明、叶纳清和黎力基等人早已对郭实腊的某些做法不满,所以在郭实腊离开后,他们便对他作出严厉的批评,并打算集体脱离福汉会。当郭实腊携妻返回香港时,事情已没有挽回的余地,福汉会遂正式分裂,郭实腊为此深受打击。1851年8月9日,郭实腊在香港因痛风病逝世,年仅48岁。此后不久,福汉会便告解散。

郭实腊的安息礼拜在圣约翰大教堂举行,其遗体最后安葬于香港跑马地坟场。香港总督和港府高级官员皆出席了葬礼。香港中环的吉士笠街(Gutzlaff Street),就是为纪念他,以其姓氏所命名的。

对太平天国之影响

1. 福汉会与太平天国:郭实腊与洪秀全是否直接接触过,无可查考。然而,郭实腊的福汉会却与太平天国有着一定的关系。1853年,太半天国后期名臣洪仁玕,曾在香港跟随韩山明学道。1854年5月,当洪仁玕准备前往南京投靠洪秀全时,韩山明曾赠其现金二百元、圣经三本和衣物一批。而韩山明本人也曾在洪仁玕的协助下,写成了《太平天国首义记》(The Visions of Hung Siu 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一书。此外,1860年10月13日,当福汉会成员罗孝全前往南京拜会洪秀全时,洪秀全亲自邀请他出任太平天国的“洋务丞相”。由此可见太平天国与福汉会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其实,郭实腊和不少西方宣教士曾对太平天国寄以厚望,因为他们想“藉太平天国,使中国成为基督化的国度”。而福汉会成员更是直接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及其改革与建设,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和贡献。

2. 郭实腊圣经译本与太平天国:郭实腊等人所翻译的中文圣经,其重要性不在于它对中国教会的影响,而在于它是太平天国所采用的译本。

1847年,太平天国创立者洪秀全曾前往香港,跟随宣教士罗孝全学道(按:罗孝全是福汉会的成员,曾跟随郭实腊学习)。王元深在他的着作《圣道东来考》中,如此记述洪秀全与罗孝全二人接触的经过:“翌年罗教士回国,数年后,复来羊城东石角传道。花县人洪秀全,涉猎书史,来省应试,偶得耶稣小书数本,週览后,始知偶像菩萨之谬,不应奉拜,乃往东石角礼拜堂听讲福音,交识传道者周道行,供给其学道。阅三月,求罗教士与施浸礼,又求借银五元,罗见其有异志,故却之,谓其道味尚浅,须再研究。秀全以所求不遂,离羊城回家,一去无复回,道行所供秀全三月之需,亦无归款,此是周道行自述之言”。

在洪秀全学道期间,罗孝全曾送他一部中文圣经,即郭实腊等人翻译的《新遗诏书》。若将后来太平天国印行的圣经与《新遗诏书》作一比较,即可看出它们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相同的。麦都思在1853年12月29日写给伦敦传道会的信中,曾这样评述太平天国圣经的由来:“旧约方面,他们采用郭实腊的译本,没有做出只字片语的改动……。新约方面,他们采用我和郭实腊在1835年的译本……。那是这些译本的最早版本之一,是起义者按他们所得到的原原本本的采用”。

争议与评价

郭实腊是一个集敬虔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身的人,这使他经常受到较为保守和传统的宣教士所攻击。在其二十多年的宣教生涯中,郭实腊的宣教策略与处事风格,显然不被其他宣教士和后世的人认同,甚至遭人诟病。以他在中国沿海布道旅行时搭乘英国鸦片船一事为例,就连他的亲密同工麦都思,都不同意他的做法。尽管事实上他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东西文化的交流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正如卢杰西(Jessie G. Lutz)在其文章中所说的:“‘别人’对他的赞誉,总会被对他的批评所冲淡”。在“福汉会”这件事情上,郭实腊也饱受指责。虽然该宣教组织曾经引起欧洲国家对中国宣教的极大兴趣,但因郭实腊滥收会员,以致造成恶劣影响,最后导致工作失败。正如兰伯特(Tony Lambert)在其文章中所说:“无论一项任务或企划设计得如何完美,如果不用恰当的规则和管理方法予以实施,结果一定无法达致成功”。

虽然郭实腊在许多事情上饱受非议,但他在宣教事业上所做的贡献仍是不容抹煞的。如果没有郭实腊牧师所创立的福汉会,可能就不会有今日的礼贤会、崇真会和信义会的存在。后来的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就是受当年郭实腊亲手创立的中国传道会的派遣来中国的。他的宣教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戴德生,以致戴德生尊他为“中国内地会之父”。纵观其在华二十年之生涯,无论从事宣教布道、翻译圣经、着述出版,还是从政传译、协力外交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为中外史学家所肯定。尤其在宣教理念与策略上,更具突破与创新意义,成为普世宣教史上的宝贵遗产。

资料来源

  • 赵维本著,《佳踪重寻——译经先锋列传》。新加坡神学院,2007年。
  • 魏外扬著,《中国教会的使徒行传》。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
  • 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90年2月再版。
  • 李志刚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2年3月初版。
  • 李志刚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二)》。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4年4月初版。

关于作者

李亚丁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