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实腊

早年生涯

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又译郭实猎、郭士立等）于1803年7月8日出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Pomerania）的比列玆镇（Pyritz）。父亲名叫约翰•雅各，以裁缝为业，家境清贫。郭实腊为家中独子，四岁时就失去了母亲，后来由继母抚养。

比列兹镇属于信义宗教会的教区，富有敬虔主义传统，郭实腊自小深受熏陶，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因而备受师长的赞赏。因得获商人赠阅的《巴色杂志》（Basle Magazine），读后深为其中所载的传教士事迹所感动，于是在1818年他年仅十五岁时，就决志献身于海外宣教事业。17岁那年，适逢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访问斯德丁（Stetin），郭实腊向其呈献一首诗，并表达了自己想成为一个宣教士的心愿，从而获得国王的承诺，资助他进入柏林的仁涅克宣教学院（Janicke’s Mission School）读书。

1821年1月19日，18岁的郭实腊开始接受神学训练，院长仁涅克牧师（Rev. Janicke）是一位备受各地教会推崇的敬虔主义者。郭实腊同时还在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选修其他课程，包括学习六种不同国家的语言。在学期间，他广受敬虔主义、莫拉维弟兄会、福音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等思想的影响。由于仁涅克院长与伦敦传道会、圣公会传道会，以及荷兰传道会多有联系，历届毕业生多供各传道会派遣。于是当郭实腊于1823年6月毕业后，再入荷兰传道会所办的荷兰传教学院（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Seminary）深造，以备日后由该会派往他国做宣教士。1825年，郭实腊专程前往法国巴黎，搜集有关东南亚宣教的资料。随后他又远赴英国伦敦，探访当时正在休假的对华宣教先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博士。从马礼逊口中，郭实腊得知很多有关在中国宣教的信息，自此他便心仪于中国的宣教事工。1826年，郭实腊毕业于荷兰传教学院，同年7月20日，由荷兰传道会按立为牧师。随即于9月11日，被派往爪哇（今印尼）宣教，由此开始了他传奇的宣教人生。

献身宣教

1827年1月6日，郭实腊乘船抵达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在此工作期间，郭实腊结识了早于1820年即已来该城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宣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实腊从麦都思进一步了解到中国的情况，同时也开始努力学习马来语、闽南语和广府语。郭实腊和麦都思由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麦都思曾在一封写给伦敦传道会的信中，称郭实腊为“非常亲密的朋友。”

不久，郭实腊到廖岛（Rhio）、新加坡，以及婆罗门洲等地，派发福音单张和书刊，藉此向华人宣教。1828年8月4日，郭实腊与伦敦传道会的另一位宣教士汤雅各（Rev. Jacob Tomlin）一道搭乘中国帆船沿马来半岛西岸北上暹罗（今泰国）的曼谷布道，成为基督教进入暹罗的第一批宣教士。为着宣教上的方便，他入籍福建同安的郭姓宗祠，取名郭实腊（Kwo Shih-lee），此即他中文名字的由来。

1829年，郭实腊被派往苏门答腊工作。由于“荷兰传道会在中国事工上的怯弱，以及无法忍受外来的压力”，且因与他专向华人宣教的志趣相违，遂决定脱离荷兰传道会。此后，他便以独立宣教士的身份在东南亚宣教。同年，郭实腊在前往马六甲工作期间，认识了伦敦传道会的首位女宣教士纽惠露（Maria Newell）小姐，二人相爱而结为夫妇，并同往曼谷宣教。

沿海旅程

1831年2月16日，夫人纽惠露不幸难产，母女二人先后去世，这一打击令郭实腊的内心极其悲痛。然而，丧失妻女之痛并没有动摇郭实腊的传福音心志，同年6月3日，他便乘坐中国帆船“顺利号”从曼谷出发，沿海南岛、南澳、澄海、厦门等地北上天津；10月抵达辽东，沿途派发福音单张，并施医赠药。直到12月13日，郭实腊返抵澳门，受到马礼逊夫妇热情款待。

1832年2月下旬，郭实腊以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译员身份，搭乘该公司的“安默士号”（Lord Amherst）船，由澳门启程再次北上，途经厦门、台湾、福州、高丽和琉球等地，并于9月5日返回澳门。同年10月12日，该公司再次邀请郭实腊跟随其运载鸦片的“施路夫号”（Sylph）船北上，并许以宣教之需用。郭实腊初时对此行踌躇不决，但为便于深入中国沿海各地宣教，最终他还是接受了邀请。此行沿海北上直抵辽宁奉天，后因清廷得悉禁止，只好折回上海，经舟山、金门、厦门，于1833年4月29日回到澳门。

1833年5月，郭实腊又随鸦片船“约翰碧嘉号”（John Bigger）前往福建泉州；同年的11月12日，他再随鸦片船“科隆杨格号”（Colony Young）进入福建各地，直到1834年3月23日，才完成这次行程。郭实腊自认为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只要便于深入中国内地宣教即可，故此他多次乘坐鸦片船出入中国沿海和内地，并充当译员。此举为后人留下攻击的把柄，且殃及到其他宣教士。这或许是他始料不及的，他也因此成为基督教宣教士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文字著述

1834年3月，郭实腊启程前往新加坡，随即转往马六甲。在马六甲期间，他结识了伦敦妇女教育会（The Ladies Society for Native Female Education, London）派往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工作的温施娣（Mary Wanstall），二人情投意合，不久便结为夫妇。同年6月郭实腊携妻子移居澳门。郭夫人于翌年9月30日在澳门开设一所女校，此为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郭实腊则在校内兼任中文老师。郭夫人亦收养并教育多位盲女，堪称“中国盲人教育之母”。郭实腊在澳门期间，多次来往于福建各地，从事个人布道，派发宣教单张和书刊。

1834年4月，郭实腊南返马六甲，把自己过去数年间，在中国沿海一带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写成游记《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以荷兰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在世界各地出版，引起欧美各国教会对中国宣教的极大兴趣。郭实腊可说是一位多产作家，根据伟烈亚历（Alexander Wylie）的资料，从1834年开始，郭实腊的著述便陆续面世，共有85部之多。其中以中文写成的有61部，以日文写成的有两部。此外，用其他语言写成的著作分别有泰文著作一部，荷兰文著作五部，德文著作七部，英文著作九部。内容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包括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基督教教义、教会历史、人物传记、月刊、杂志、卫道集、贸易通志、文法书和字典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中国史略》、以及《道光皇帝传》等。在郭实腊早期著述中，他经常以“爱汉者”（Lover of the Chinese）自称。

1837年6月24日，郭实腊与宣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乘船前往日本探求宣教的可能性。当他们到达鹿儿岛时，因遭日本军舰拦截，只得折返澳门。

圣经翻译

郭实腊极具语言天赋，在华语方面他能流利讲说官话、闽南语、广府语、潮州语和客家语。早在曼谷宣教期间，郭实腊即已开始进行圣经翻译的工作，只不过所翻译的不是中文圣经。1831年4月1日，郭实腊写信给伦敦传道会说：“在暹罗差不多三年后，……完成了暹罗文（即泰文）、高棉文和老挝文的新约译本，以及一些小册子和字典。”1833年，荷兰传道会资助其泰文《路加福音》修订本的出版。此外，郭实腊也将《约翰福音》翻译为日文，于1837年出版。

在中文圣经翻译方面，他首先参与修订了马礼逊的《神天圣书》，结果产生出一部全新的中文译本。在1834年马礼逊逝世后不久，这项修订计划便告展开，参与修订工作的共有四人，除郭实腊外，还有伦敦传道会的麦都思、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John Robert Morrison）。在整个修订过程中，郭实腊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分工合作，译事进度顺利而迅速。到1836年，新约的译事宣告完成。然而，英国圣经公会由于不认同四人小组的译经原则，以及反对麦都思对《神天圣书》的严厉批评，所以拒绝资助新约译本的出版。郭实腊等人惟有自行在巴达维亚印行这部新约圣经，并把它订名为《新遗诏书》。

新约出版后，他们再接再厉，继续从事旧约的翻译。中途由于麦都思的退出，旧约后半部书卷几乎由郭实腊一人独力完成。1838年，旧约的初版在新加坡印行，订名为《旧遗诏书》。随后，郭实腊还对《新遗诏书》进行多次的修订，最后改称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从政与外交

1839年8月，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奉道光皇帝之命到广东实施禁烟，将侨居澳门的二百多名英国人驱逐出境，郭实腊与家人逃往香港急水门暂避。同年9月4日，英国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派遣郭实腊到九龙，负责食物和淡水的补给工作。1840年7月，英国海军提督懿律（George Elliot）在天津与清廷交涉时，郭实腊等人也曾担任英方的翻译官。

1841年，郭实腊返抵澳门。同年8月，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继义律就任英国全权特使兼驻华商务监督，郭实腊又受聘为翻译官，而郭实腊在澳门的宣教工作，则交由美国浸礼宗的宣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主理。同年10月，英军攻陷宁波，璞鼎查以宁波为驻军总部，并委任郭实腊为舟山行政长官，管理该地的华人事务，历时七个月之久。1842年8月12日，当满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时，郭实腊也是英方的主要译员之一。在条约谈判过程中，郭实腊不时伺机向满清官员赠送圣经。

1843年8月，担任香港“抚华道”（Chinese Secretary）的马儒汉病逝；9月郭实腊接任为香港抚华道，专责香港华人事务兼办满清官方事务。1844年，当清廷代表耆英到香港签约时，郭实腊正是当时的港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华文翻译。自此以后，郭实腊一直担任华文翻译一职，直到1851年逝世为止。

创立“福汉会”

郭实腊虽然在香港殖民地政府中身居要职，但他没有忘记传福音的使命。每天早上七时至八时，他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以福建话向前来聚会的华人讲道。早饭后，他再用客家话或其他方言传讲另一篇信息，然后才开始处理事务工作。

正当此时，郭实腊开始推行一个新的宣教理念，他认为要将福音传遍中国，“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劝导，来归信基督教”。他希望华人自己的传道人进入内地，在各省建立基督徒团体，而由欧洲基督教差会派遣宣教士来华训练中国传道人，并予以经济援助。郭实腊将这一理念付诸实施，于1844年2月14日在香港创立“福汉会”（The Chinese Union），即“欲汉人信道得福”之意。福汉会创办时有会员21人，除郭实腊和罗孝全外，其余都是华人，并由华人担任主席，实为基督教在华最早由华人主事的组织，体现了郭实腊本色化宣教理念。这组织并非一所传统的教堂，而是一个传道员训练中心，所采用的方法是教导与实践并重。经过培训的传道员考试合格后，被差往远近地区从事布道和散发福音单张与书刊等工作。福汉会发展迅速，会员人数逐年增加，从1844年的21人，增至1850年的1871人，其中有传道员20人。传道员的足迹遍及浙江、江苏、山东、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省份，而且在许多地方设立了传道分站。在郭实腊的呼吁与求助下，1846年，先有德国巴勉传道会（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日后的礼贤会）的宣教士柯士达（Heinrieh Kuster）和叶纳清（Ferdinand Genahr）来到香港，协助郭实腊培训传道员工作。1847年，再有巴色传道会（Basel Missionary Society，日后的崇真会）的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和黎力基（Rudolph Lechler）应邀来港。1851年，又有巴陵传道会（Barlin Missionary Society，日后的信义会）的那文（Robert Neumann）前来相助。

由于郭实腊一向以“来者不拒”的原则吸纳新会员，致使会员良莠不齐，许多会员甚至是吸食鸦片和行为恶劣之人。有些会员在取得传教书册后，并没有前往指定地点分发，却回来白领薪金；也有些会员出售书册为自己图利。郭实腊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及时察觉到这些不良行径。然而，外界的反应却非常强烈。1849年10月1日，郭实腊专程前往欧洲，向当地的差传机构和支持者报告福汉会的进展情况，并就许多问题作出解释。在旅途中，郭实腊的妻子温施娣不幸因病离世。同年11月24 日，郭实腊抵达英国，获得坎特伯雷大主教、普鲁士驻英大使和英国国会议员们的热烈欢迎。其后，郭实腊再前往欧洲十多个国家演说，宣传福汉会的工作，并且组织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鼓励各国基督徒青年献身到中国宣教。1850年11月，郭实腊在伦敦认识了中国妇女会（The Women’s Society for China）的加百利（Dorothy Gabriel）女士，相处不久即结为夫妇，并于1851年3月28日一同回到香港。

在郭实腊前往欧洲期间，他把福汉会的工作，交由巴色传道会的宣教士韩山明负责。然而，由于韩山明、叶纳清和黎力基等人早已对郭实腊的某些做法不满，所以在郭实腊离开后，他们便对他作出严厉的批评，并打算集体脱离福汉会。当郭实腊携妻返回香港时，事情已没有挽回的余地，福汉会遂正式分裂，郭实腊为此深受打击。1851年8月9日，郭实腊在香港因痛风病逝世，年仅48岁。此后不久，福汉会便告解散。

郭实腊的安息礼拜在圣约翰大教堂举行，其遗体最后安葬于香港跑马地坟场。香港总督和港府高级官员皆出席了葬礼。香港中环的吉士笠街（Gutzlaff Street），就是为纪念他，以其姓氏所命名的。

对太平天国之影响

1. 福汉会与太平天国：郭实腊与洪秀全是否直接接触过，无可查考。然而，郭实腊的福汉会却与太平天国有着一定的关系。1853年，太半天国后期名臣洪仁玕，曾在香港跟随韩山明学道。1854年5月，当洪仁玕准备前往南京投靠洪秀全时，韩山明曾赠其现金二百元、圣经三本和衣物一批。而韩山明本人也曾在洪仁玕的协助下，写成了《太平天国首义记》（The Visions of Hung Siu 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一书。此外，1860年10月13日，当福汉会成员罗孝全前往南京拜会洪秀全时，洪秀全亲自邀请他出任太平天国的“洋务丞相”。由此可见太平天国与福汉会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其实，郭实腊和不少西方宣教士曾对太平天国寄以厚望，因为他们想“藉太平天国，使中国成为基督化的国度”。而福汉会成员更是直接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及其改革与建设，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和贡献。

2. 郭实腊圣经译本与太平天国：郭实腊等人所翻译的中文圣经，其重要性不在于它对中国教会的影响，而在于它是太平天国所采用的译本。

1847年，太平天国创立者洪秀全曾前往香港，跟随宣教士罗孝全学道（按：罗孝全是福汉会的成员，曾跟随郭实腊学习）。王元深在他的着作《圣道东来考》中，如此记述洪秀全与罗孝全二人接触的经过：“翌年罗教士回国，数年后，复来羊城东石角传道。花县人洪秀全，涉猎书史，来省应试，偶得耶稣小书数本，週览后，始知偶像菩萨之谬，不应奉拜，乃往东石角礼拜堂听讲福音，交识传道者周道行，供给其学道。阅三月，求罗教士与施浸礼，又求借银五元，罗见其有异志，故却之，谓其道味尚浅，须再研究。秀全以所求不遂，离羊城回家，一去无复回，道行所供秀全三月之需，亦无归款，此是周道行自述之言。”

在洪秀全学道期间，罗孝全曾送他一部中文圣经，即郭实腊等人翻译的《新遗诏书》。若将后来太平天国印行的圣经与《新遗诏书》作一比较，即可看出它们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相同的。麦都思在1853年12月29日写给伦敦传道会的信中，曾这样评述太平天国圣经的由来：“旧约方面，他们采用郭实腊的译本，没有做出只字片语的改动……。新约方面，他们采用我和郭实腊在1835年的译本……。那是这些译本的最早版本之一，是起义者按他们所得到的原原本本的采用。”

争议与评价

郭实腊是一个集敬虔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身的人，这使他经常受到较为保守和传统的宣教士所攻击。在其二十多年的宣教生涯中，郭实腊的宣教策略与处事风格，显然不被其他宣教士和后世的人认同，甚至遭人诟病。以他在中国沿海布道旅行时搭乘英国鸦片船一事为例，就连他的亲密同工麦都思，都不同意他的做法。尽管事实上他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东西文化的交流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正如卢杰西（Jessie G. Lutz）在其文章中所说的：“‘别人’对他的赞誉，总会被对他的批评所冲淡”。在“福汉会”这件事情上，郭实腊也饱受指责。虽然该宣教组织曾经引起欧洲国家对中国宣教的极大兴趣，但因郭实腊滥收会员，以致造成恶劣影响，最后导致工作失败。正如兰伯特（Tony Lambert）在其文章中所说：“无论一项任务或企划设计得如何完美，如果不用恰当的规则和管理方法予以实施，结果一定无法达致成功。”

虽然郭实腊在许多事情上饱受非议，但他在宣教事业上所做的贡献仍是不容抹煞的。如果没有郭实腊牧师所创立的福汉会，可能就不会有今日的礼贤会、崇真会和信义会的存在。后来的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就是受当年郭实腊亲手创立的中国传道会的派遣来中国的。他的宣教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戴德生，以致戴德生尊他为“中国内地会之父”。纵观其在华二十年之生涯，无论从事宣教布道、翻译圣经、着述出版，还是从政传译、协力外交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为中外史学家所肯定。尤其在宣教理念与策略上，更具突破与创新意义，成为普世宣教史上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