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凤山

一、早年背景

何凤山，字久经。于1901年9月10日出生在湖南益阳赫山区龙光桥镇叶家河村一个贫困的农户家庭。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读着圣经长大的何凤山，想必早已熟悉犹太人的历史和文化，心中埋下了对犹太人的爱与同情，成为他日后救助犹太难民的种子。年少时，父母先后过世，何凤山被一位挪威传教士收留，帮助他进入由挪威传教士创办的“信义中学堂”接受教育。他刻苦读书，于1921年，考入由美国“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耶鲁海外宣道会”的一部分）在长沙创办的雅礼大学。

1926年，何凤山从雅礼大学毕业后，考取政府公费留学，到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1932年获取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33年，何凤山回到湖南担任省政府秘书，曾代表湖南省参加美国芝加哥建市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后曾短时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国际公法。

二、以“生命签证”拯救犹太人

1935年，何凤山到中华民国外交部工作，正式步入外交界。同年随同驻土耳其公使贺耀组任二等秘书，开始其40年之久的外交生涯。1937年，何凤山被派往奥地利，任中华民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何凤山上任时，欧洲上空已战云密布，纳粹德国肆虐横行，掀起反犹恶浪。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不久，希特勒命各国驻奥使馆，一律改为总领事馆。同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委任何凤山为中华民国驻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直至1940年5月调离。

他在任的两年，正值纳粹德国掀起反犹高潮。德奥合并后，纳粹当局实行恐怖统治，何凤山亲眼目睹了爆发在奥地利的“水晶之夜”事件。从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约200多座犹太人教堂被毁，7500个犹太人商店被抢，3万多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遭受非人的虐待甚至屠杀，自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犹太难民危机，也揭开了对犹太人实行大屠杀的序幕。

纳粹当局消灭犹太人的第一步是没收他们的资产，并将他们驱逐出境。纳粹当局通知犹太人，如果他们能够以入境或最终目的地签证的形式提供“移民证明”，就会被允许离境，包括那些被捕并被驱逐到集中营的家人也将释放。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拥有签证签发权的各国外交官成为犹太人逃离纳粹迫害的一线生机。但是，要取得一张出国签证难若登天。

奥地利当时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总数约18.5万人。纳粹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只要能够获得他国签证，就可以得到释放离开奥地利；若不然，就要被关在集中营，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死亡。因此，对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离开就是生存，不能离开就意味着死亡。于是，犹太人纷纷想方设法离开奥地利。但是要离开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求生的欲望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每天奔走于各国领事馆之间，但大都没有结果。因为当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使领馆和外交官愿意帮助他们。1938年7月13日，在法国埃维昂召开了讨论犹太难民问题国际会议，与会32个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新西兰等国都强调种种困难，全部对犹太人签证亮起了红灯，拒绝伸出援手，也拒绝接受他们。即使像瑞士这样的中立国家，也要求纳粹当局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做清楚标记，以便瑞士可以在边境上及时遣返犹太人。当时犹太人陷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一张签证就能够拯救一条生命，因而被称为“生命签证”。

这种十万火急的情势，令何凤山心急如焚，他不忍看着犹太人在维也纳等死，于是他，也只有他这一个中国外交官，向走投无路的奥地利犹太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尽管困难重重。他曾敦促中国外交部采取措施，帮助维也纳犹太人逃离，但中国国民政府当时尚与德国保持着外交和经济关系，而且正在向德国购买军武，因此并不想惹恼纳粹德国政府。于是，何凤山决定自行采取行动，但他首先面临的一个障碍是犹太人怎么进入中国。此前一年，日本入侵中国并占领了所有的入境口岸，中国外交官签发的任何文件或入境签证都不被日本占领者承认，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上海。日本于1937年8月入侵上海，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口岸沦为无人值守，任何人都不需要出示证件或护照即可登岸入境。何凤山便利用这情况，签发不需要签证即可入境的上海签证，拿到上海签证就可以作为“移民证明”，犹太人就会被纳粹允许离开被纳粹占领的国家，他们被监禁的亲属也会被释放并允许离境。而且有了上海签证，犹太人也可以过境为由进入其他国家。何凤山说过：“这些签证只是名义上去上海。实际上，能为犹太人提供一种途径，帮助他们得以前往他们的首选目的地。”

于是，何凤山开始约谈犹太人，向他们解释说，他们进入中国上海不需要签证，但出境奥地利需要出示上海签证。然后就勇敢地为他们发放签证。奥地利中国总领事馆就成了犹太人获取“生命签证”的最后希望，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排着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在这里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签证”，从而逃出了纳粹的魔掌，或去往上海，或转道上海去往其他国家。有一位17岁的犹太青年艾瑞克·歌德斯陶堡(Eric Goldstaub)，为了全家族20人能够获得签证，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跑了50多个领事馆，皆遭拒绝，连一张签证都拿不到。绝望中他来到何凤山这里，结果如愿得到全部20张上海签证，艾瑞克一家因此得以顺利逃离奥地利。据说还有一次，在何凤山驱车回领事馆的路上，有人从车窗投进好些份签证申请，何凤山全部准签，为这些在绝境中的犹太人打开一条生路。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三个月后，何凤山共签发出三百份签证；四个月后，他又签发出了一千九百份。1938年纳粹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后，申请签证的就更多了。到1939年9月，70%的奥地利犹太人都已外逃。并不是所有拿到何凤山发放签证的人都去了上海，但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文件获得过境签证，逃到别的地方去，像是美国、巴勒斯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从1937年5月到任，到1940年5月离职，何凤山到底给犹太人签发过多少救命签证已难精确考证，因为没有准确数字存留下来。据一位犹太幸存者所提供的护照原件的签证号码推算表明，他1938年6月得到的签证号为238号，另一份7月20日的护照则显示，签证号已超过1200号；而一位名叫汉斯·克劳斯的签证日期为1938年10月27日，号码为1906号。据此计算，何凤山签发的护照至少有数千份，平均每月派发500多份，有时甚至达到900份。那时，持有中国领事馆签证的犹太人，不仅能合法地离开维也纳，危急时刻还能将中国签证作为护身符，拯救自己的生命。上海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向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国际大都市，到1941年底，上海形成了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顶峰时达三万多人，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至于在德国和在欧洲其他国家的犹太难民，虽然无法从何凤山在维也纳的总领事馆办签证，但至少他们从其他犹太人得知中国上海可以作为避难所的信息。因此，从1938年底到1940年，至少有18,000名犹太难民得以在上海避难。后来有犹太幸存者说：“若没有何凤山博士，不知要有多少犹太人葬身于盖世太保的枪口下。”

何凤山在危难中出手拯救犹太人的义举，不仅仅出于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外交官的良知、正义和同情心，也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勇气和谋略，因为当时他做这事是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国内外巨大的压力而进行的。首先，奥地利当时是在纳粹当局恐怖统治下，到处是秘密警察，即便何凤山具外交官身分，若纳粹视他为敌人，便可能招来致命的危险。与此同时，何凤山也承受着来自于民国政府的压力，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尚与德国保持着政经关系；而且当时国内政界对是否该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意见不一。这些自然对何凤山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他很快就受到来自顶头上司——驻德国大使陈杰的直接威胁。陈杰秉承民国政府的旨意，想与德国保持关系，害怕得罪对方，因此命令何凤山停止给犹太人发放签证；甚至有人向外交部打小报告，说何凤山在向犹太人出卖签证，从中牟利。面对这些反对和诽谤，何凤山不为所动，仍然坚持以人道理由，为犹太人发放签证。曾经有人这么问何凤山说：“大家都不做，你为何要做？”他回答说：“怜悯是天性，看到犹太人的厄运，深感同情是自然的；从人道角度来看，帮助他们也是应当的。而作为基督徒，则应牢记圣经的教导：‘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箴言3:27）

何凤山为此受到了惩罚，付上了代价。1939年，纳粹当局以维也纳总领馆的楼房为犹太人资产为由而予以没收；何凤山要求国民政府支付搬迁费用，也遭到拒绝。他只好自掏腰包，租下一套小公寓，把总领事馆搬到那里，继续坚持发放签证。1939年4月，何凤山因抗命被外交部记大过一次，但他仍然以大无畏的精神，不顾自己的安危，不计个人的得失，尽全力将犹太人救出。最后于1940年5月，何凤山被调离维也纳。离任前，他还到火车站月台上，签发签证给现场的犹太难民。多发出一份签证，就等于多救出一条人命。就这样，何凤山在短短两年期间，至少向4000名犹太人发放了上海签证，并为 18,000名犹太人提供了上海庇护所。后来何凤山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美国一些宗教和慈善组织开始紧急救助犹太人，我一直与这些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帮助犹太人，大量犹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来。”其中以色列顶尖科学家丹尼尔·怀思(Daniel Weihs)、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格、美国前财政部长麦可·布鲁蒙赛尔和亿万巨富伊斯雷尔·辛格（曾任全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等人，都是当年手持何凤山所发的签证到上海避难的见证人。

何凤山于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后，又先后出任中华民国驻埃及、土耳其、墨西哥、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大使，直到退休。何凤山外交生涯四十年，赢得了他被派驻的东道国的普遍赞誉，称他为“可敬的对手”。

三、从默默无闻到举世皆知

何凤山当年救助数千犹太人的义举非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受到当局的压制，而何凤山一生淡泊名利，向来行事低调，也从未向人炫耀自己的这段历史，就如同耶稣所教训的那样，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因此在他生前，绝少向人提及此事。他女儿何曼礼说：“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非常慷慨、大度，他认为帮助他人是很自然的事，即使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做这种事也是应该的。”何凤山自己从未将他为犹太难民所做的一切事视为义举，更不认为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所以他这段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为人所知，直到他过世后才公诸于世。

1973年，何凤山退休后，和家人定居美国旧金山。晚年勤于写作，著有《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除写作之外，他热心于教会工作，以事奉神、服务他人为乐。他的牧师说，“他知道他有许多从神来的恩赐，觉得不该只用在自己身上，应要拿来帮助别人，成为同胞的祝福。”

何凤山一生中有三段婚姻，首任妻子是湖南人，于1927年为何凤山生育一个儿子，名叫何曼德。第二个妻子是美国人，后离异。第三个妻子名叫黄绶荣，也是湖南人，于1951年为何凤山生育一个女儿，取名何曼礼。儿子何曼德于1927年出生于湖南益阳桃江县，后成为病毒专家，曾担任台湾卫生研究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于2013年去世。女儿何曼礼毕业于美国常春藤大学，后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

1986年11月，何凤山应邀回湖南，参加母校长沙市雅礼中学80周年校庆，发表了题为“怀念雅礼”的演讲，并且向母校雅礼中学捐资9000美元。在故乡会见亲友时他曾表示，希望百年之后魂归故里，长眠在家乡的土地上。

1997年9月28 日星期天下午，何凤山因病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当时他刚刚度过96岁生日不久。他走的很安详，但却是含冤去世。他生前受到台湾当局不公正的对待，曾被诬告、被弹劾，使他杰出的外交生涯名声受损。他离世时身无分文，连养老金也被剥夺。

何凤山逝世后，身为新闻记者的女儿何曼礼为父亲写了讣闻，并将其寄给了《旧金山纪事报》和《波士顿环球报》，讣闻里她简单提到何凤山在1938年担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期间帮助犹太难民并营救了他的朋友罗森伯格先生等事，不久便接到一位犹太经理打来的电话，急切地表示想把何凤山的事迹加入到他的巡回图片展中，展览内容是关于营救犹太人的外交人士。这件事情激起了何曼礼女士的好奇心，于是她开始追查这个悬案，这样“不仅能了解故事的经过，也许还可以为我父亲平反，为他的名声战斗，还他一个公道。” 美国的犹太裔历史学家艾立克·索尔也打电话向何曼礼询问此事。接着，这位历史学家找到了一些当年因持有何凤山签发签证的犹太幸存者及其后裔，并觅得何凤山的亲笔签证。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幸存者名叫伊斯雷尔·辛格，当时已是美国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在美国各地拥有几十家现代化医院，时任全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他眼含着泪对索尔说：“我父母和我本人都是被何凤山博士救活的，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全家。他是华人的英雄，也是我们犹太人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英雄。”至此，这段尘封六十年的历史浮出水面。何曼礼经过长达25年的艰苦探索，搜遍了维也纳、华盛顿特区、以色列、南京和台北的档案，以及寻访那些接受过上海签证的犹太幸存者，寻找这段已经消失了六十年的历史；又有像索尔这样的友人的协助，最后还原出何凤山在二战期间以一个外交官的身份和工作之便，竭力营救犹太人的历史真相，同时也把何凤山奋不顾身营救犹太人的英勇事迹呈现在世人眼前。许多被何凤山拯救过的犹太人述说着往事：

一天早晨，何凤山突然接到犹太朋友罗森堡家的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情。何凤山放下电话马上赶了过去，结果发现朋友罗森堡已经被盖世太保抓走——尽管他们持有何凤山颁发的签证，但对方依然不肯放行。何凤山不顾危险追上前去，拦在盖世太保的车前。盖世太保气势汹汹地用枪对着何凤山质问：“你是什么人？”何凤山沉着以对：“我是中国外交官，他们所持的签证是合法的，如果你不让走，就是不尊重我们中国。”盖世太保被何凤山的气势震住了，只好将罗森堡放了回来。何凤山亲自把他们一家送上了火车。　　

有一位定居在以色列的塞丽维娅·多伦回忆说：“何凤山与我们家比较熟，他亲自把我护送回家，并对我们说，只要他还有外交官的身份，纳粹就不敢伤害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自那以后，何凤山经常到我们家里坐一坐，看一看。”后来，多伦的弟弟被捕，并被带到另一座城市。庆幸的是，凭借何凤山给他办理的中国签证，得以获释。

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特是随父母来到上海的。正是在上海，他接受了音乐启蒙，学会了拉小提琴。多年以后，忆起这段往事，这位小提琴家仍感慨万千，说他的生命与事业，都是何凤山博士的义举所赐。成百上千类似罗森堡、多伦这样的犹太人从何凤山手中获得“生命签证”，得以逃出苦海。

何凤山的事迹最早开始在西方传播。在中国国内，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潘光教授是发现何凤山壮举的第一人。早在1990年，谙熟二战期间犹太人上海避难史的潘光就开始寻找这位中国辛德勒，直到1998年，他才和何曼礼取得联系，慢慢挖掘出何凤山的壮行义举，潘教授说：“对何博士而言，这绝对是迟到的褒奖。”

1999年10月，以“犹太人在上海”为主题的图片史料展在温哥华举办。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犹太人大屠杀教育中心两个组织，决定正式公布他们和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共同发现的何凤山事迹。以色列政府马上找到展览举办者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应当为何凤山颁发“国际义人”奖，潘光说：“这在以色列是最重要的一个奖项，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因为颁发解救犹太人的“国际义人”奖，必须符合几个条件：非犹太人；没有伤害过犹太人；冒着危险帮助犹太人；未曾收受金钱报酬。”因此，调查持续了很久，直到2001年初，以色列政府才终于正式宣布二战期间中国驻奥地利外交官何凤山先生是解救犹太人的义士。

2000 年 2 月，《人民日报》记者章念生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大屠杀论坛上采访了何曼礼，之后在《环球日报》发表一篇文章，何凤山的事迹才在中国广为人知。

2000年4月2日，以主题为“生命签证——正义的外交官”的图片展在纽约的联合国展厅开展，对71名外交官进行了特别报道，何凤山博士名列其中。2001年1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的一个名为“生命签证”的展览，介绍二战期间各国外交官救助犹太人免遭纳粹杀害的实物和资料，最先介绍的就是中国外交官何凤山。1月23日，以色列政府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称号，并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的正义花园里举行了隆重的“国际义人——何凤山先生纪念碑”揭碑仪式。以色列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马尔茨亲自将荣誉证书和奖章交给何凤山的儿女，高度评价了他的义举。此后，何凤山的事迹传遍了全世界。以后，犹太人在举办纳粹大屠杀展览时，都把何凤山放在显著位置，世界各国不少媒体也相继对他进行了报道，称他为“中国的辛德勒”。索尔教授说：“两年前，在犹太人圈子里，没人知道何博士的名字。而现在，几乎接触到的每一个犹太人，都在讲述何博士的故事。”同年，联合国总部举办了名为“生命签证：正义与高贵的外交官”的纪念展。在这次纪念展上，展出了二战期间拯救犹太难民的各国外交官的英勇事迹，何凤山是其中惟一的一位中国外交官。因他拯救的犹太人最多，所以他的照片被放在展场正中央。

2007年9月28日，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向何曼礼颁发证书，授予其父亲何凤山以色列“荣誉公民”称号。 这是以色列政府为感谢何凤山在二战期间为数千名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而追授的荣誉。

2008年5月21日，美国海外遗产保护委员会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系列活动，纪念二战期间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博士拯救数千犹太人的英雄主义行动。6月11日，美国政府海外遗产保护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上海举办纪念何凤山博士的活动。11月6日，维也纳市政府在原中国总领事馆的旧址前举行了何凤山博士纪念牌揭幕仪式，上面用德文和英文镌刻着何凤山博士的感人事迹。2008年美国海外遗产保护委员会和以色列文化协会还分别在中国上海、以色列特拉维夫和美国旧金山为何凤山博士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牌匾。

2018年3月15日，以何凤山命名的“何凤山广场”在意大利米兰正式揭牌，这是意大利首次使用华人姓名命名其城市地名。

2015年9月10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为何凤山颁发褒扬令，由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接受。期间马英九两度脱稿向家属致歉，称“中华民国应该是最早颁发相关奖状给何大使的国家，结果却是最晚颁发”，而且是在何凤山去世后才发，令人感到遗憾！

为何凤山立碑纪念地还有以色列外交部纪念正义外交官的墙上；意大利米兰“义人花园”里；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屠杀纪念馆，以及以色列耶路撒冷男孩镇学校等地。

四、国人的纪念

2001年9月，在何凤山的家乡湖南益阳，召开了纪念何凤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2002年3月，“生命签证”图片展在上海图书馆举行。2005年8月5日，为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益阳市博物馆举办了“生命签证—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博士拯救犹太难民事迹展览”基本陈列。

2007年9月21日是何凤山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9月25日，其骨灰从美国迁回家乡湖南益阳安葬。在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1947年何凤山先生的一首诗：“大造生才非偶然，英雄立志岂徒然，而今愿集精与力，万里前程猛着鞭。”诗以言志，名以史留。9月28日，何凤山博士纪念墓地在湖南省益阳市落成揭碑，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何凤山女儿何曼礼等均前往益阳，深切缅怀何凤山博士。2009 年5 月18 日，益阳市博物馆新馆落成并正式对外免费开放，展馆二楼设立了“何凤山纪念馆”，专题陈列“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博士‘生命签证’展览”。

五、社会评价

中外媒体称誉何凤山为“中国的辛德勒”。

一位犹太人幸存者如此评价何凤山说：“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公使莫义澜称“何凤山是一位为犹太人的黑夜点燃光亮的人。”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说：“在何凤山的面前，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从而感到了我们自身的渺小。”

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说：“在犹太人的传统里，人的生命是最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我们有一句名言说，救人一命就像拯救了一个世界，而何先生救了成百上千人……。”

正如索尔教授所说，“就像辛德勒一样，何博士的故事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他将成为一个让中国人骄傲的名字。他不仅是中国人的英雄，也是我们犹太人、西方人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