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  — 1984

何义思

Ruth Howe Hitchcock

美国女宣教士。在沦陷时期又从事难民救济工作,开设难童院,收容大批弃婴难童。

美国女宣教士。1913年初次踏足中国领土,1915年开始在广东省南海县宣教,其间经历珠江三百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反英运动、和抗日战争,直到 1949年因中国政权改变而被迫离开中国。1954年重来香港,直至 1971年退休回美。在华其间,她建立教会和多所布道所;开设学校、孤儿院和儿童院。在沦陷时期又从事难民救济工作,开设难童院,收容大批弃婴难童。在港其间,创办了宣道会希伯仑堂。

一、从出生到献身宣教

何义思 (Ruth Howe Hitchcock) 于1892年生于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市 (Santa Barbara) 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在家中排行第二,所以后来在中国宣教时,人都称她为“何二姑”。她的母亲 (Anna) 在她还年幼的时候,已在祷告里把女儿奉献给主。待何义思长大后,母亲便鼓励女儿到中国宣教,并愿以经济和祷告来支持女儿的宣教事工。

由于父母经常在家里接待回国休假的宣教士,何义思从小就有机会聆听各宣教士的经历。在她十岁那年,神借着宣教士何定牧师 (Rev. Horace Houlding) 的讲道,来感动她作出对中国宣教的承诺。虽然多姿多彩的中学和大学生活曾令她忘掉了儿时对主的承诺,但主没有放弃她。何义思在斯坦福大学念二年级的那年,她的母亲建议她到中国一行,藉以增广见闻。“中国”这两个字让何义思想起儿时的承诺,心中极其震撼,经过半日的挣扎,最后还是愿意到中国走一趟。1913 年 11 月,她乘船离开美国西雅图赴上海,在船上经过数天的挣扎,最后愿意顺服主的带领,求主显明祂的旨意。何义思这一决定改变了她的一生,从而让神在她身上写下历史上一个美丽的宣教故事。

何义思于1913 年圣诞节的前几天到达上海,她原本打算到中国北方探访何定牧师,但由于天气寒冷和交通不便,她便转到广东省南海县去探访翟恩怜 (Miss May Jackson) 。翟恩怜 (又称“翟三姑“) 是来自美国旧金山的独立宣教士,在西樵的官山传道和开办妇女学堂。何义思初到中国,不懂中文,旣没有发展宣教的异象和计划,又没有神学院的装备。但经过两个星期的观察,她已深深爱上官山这个工场。她对于肮脏的环境,难受的气味,甚至凶恶的盗贼,都全不畏惧。后来虽然武汉的传教士和在华北的何定牧师邀请她加入他们的工作,都被她推却了,因为那时她已清楚知道官山是神为她预备的地方。

二、在华宣教 (1915–1949)

1. 学习时期 (1915-1916)

何义思于1914年中回美, 1915年1月重临官山,开始她长达五十载的宣教事工。在初到官山的五个月,她主要的活动是每天三小时的中文课和早晚两次的福音聚会,间中她会用英文讲道 (由翟三姑传译) 和代替翟三姑司琴。因为翟三姑经常要出外宣教,留下何义思单独与一班言语不通的中国人一起生活,所以她在最初几个星期感到很孤单,甚至对来华的决定产生怀疑。但那时她感到主对她说话,提醒她不是孤单一人,因有主与她同在,这带给她无限的安慰和鼓励。到了1915年5月,她已能用广东话作个人谈道。

何义思在1915年7月经历了珠江三百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波及官山。她协助翟三姑指挥救济工作。派米赈灾的工作使她们有机会向灾民传讲福音,也给何义思很多机会练习她的广东话。由于夏天到处都是蚊子,引至疟疾蔓延,何义思也不幸染上,被送到广州达保罗 (Dr. Paul Todd) 的医院留医。在达医生和达太太的悉心照料下,数月后何义思才恢复了健康。

2. 事工拓展时期 (1917-1936)

何义思在1916年初回美探访家人之前,曾与翟三姑研讨在官山兴办一些小型工业生产,好让“女书馆”的学生可以自食其力,一面接受普通教育,一面接受真道栽培。何义思留美期间,偶然有机会与一个基督徒波特先生 (Mr. Potter) 谈及美国人对花边的需求。波特先生建议何义思在官山开办花边工厂,由他在美代理销售,不收佣金。另外他又建议何义思返华时探访山东烟台附近的花边工厂。何教士觉得这是神的安排,便在同年返华时到山东烟台跟一位从爱尔兰来的宣教士麦满伦师母(Mrs. McMullen) 学习制作花边,然后带了一些工具和样本回官山,以便照样仿造。花边馆刚开始时,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到1917年,花边馆已上轨道,有三十位工人,制花边渐渐成为许多人得救的途径。除了制作花边外,花边馆其后还制作台布、毛巾、蚊帐、和丝棉被等产品,成为支持宣教事工的一个经济来源。

翟三姑因身体欠佳,于1918年11月退休回美,官山的事工便由何义思一人主理。在1919年,一间布道所的传道人请求何教士收养他的内侄。经过祷告后,何教士决定收养那孩子。因不愿那孩子独个儿在一个外国家庭长大,她便再求主给她另外的孩子,并负责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孤儿院的事工便由此而生。根据当时法例,只有合法的外国注册团体才可以在中国拥有产业,所以为了要买地建孤儿院和教堂,何义思和家人经过详细的考虑和祷告后,决定由她的家人成立“希伯仑会”,于1920年12月在美国加州正式注册,并于1921年在官山买了一块地,孤儿院和教堂的工程在1922年秋季完成。

何教士在西樵的事工除了教会和官山附近十余间布道所外,还有强华学校、西樵圣经学校、辅德女学堂、花边馆、和纯光孤儿院。随着事工的发展,她的宣教团队也渐渐增加。何义思的华人同工有李星寿先生、李学基牧师,和数字中国女传道。而外籍同工则有来自美国的戴雅士姑娘 (Miss Pauline Thiers) 、何秀馨姑娘 (Miss Sylvia Bancroft) 、傅晨光姑娘 (Miss Aurora Fluker),还有来自德国的冯晨星三姑 (Sister Marie Luise Von Mengerson) 和戚秀珍二姑 (Sister Maragrie Seeck) 。此外,何义思的外甥女蒲美洁 (Miss Margaret Potier) 和外甥蒲力行夫妇 (Richard and Edith Potier) 也曾到官山事奉 。

在1925至1926的“反英运动”期间,虽然在中国各地都发生了排外反教的动乱,但官山一带的中国人对外国传教士却十分友善,皆因着五位女传教士的殷勤和爱心,赢得官山二万居民的尊敬和爱戴。在李星寿先生和区炽堂牧师的协助下,何义思在1926年初推行“教会中国化”的计划,把教会交给中国人领导和管理,外国传教士若没有被教会委任在各部门负责,便无权过问教会的事务。1931年,何义思从World Dominion杂志的文章得到启发,建议每一间布道所都要在运作上 (如主领敬拜、查经祈祷会,以及布道工作) 和经济上学习自立,不用全职的传道人领导。她的建议在1931年底被执事会通过,并付诸行动。

3. 抗日战争时期 (1937-194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同年12月日军抵达官山。由于德国是日本的盟友,而日本在1941年12月前还没有向美国宣战,因此教会和孤儿院并没有遭到日军破坏。但因为没有政府维持治安,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教会和孤儿院都被盗贼洗劫,孤儿院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

何义思在1938年8月与外甥女蒲美洁回美庆祝她双亲的金婚纪念日后,于1939年2月辞别父母回华,这是她与83岁父亲在世上的最后道别,她的父亲翌年在美安息主怀。

为了帮助饥饿无依的孩童,何义思在1939年5月15日成立了希伯仑会难童救济院。在抗战时期,难童院成为希伯仑会的主要工作,数以百计的孩童因难童院而得以存活,很多饥渴的心灵也借着福音而得着满足。除了难童院,他们又对急需援助的人施行赈济。由于粮食短缺,他们每天只可以帮助一百个急需援助的难民,除了分给每人一碗浓米粥外,还向他们讲解福音的真理。赈济工作持续了一年半,其中两个月因收到香港基督徒的额外奉献,每天赈济的人数增加至一千名。

到了1940年底,由于沦陷区的物价高涨,粮食短缺,又常受到日军和土匪的威胁,所以何义思和同工们征得一批孩童亲属的同意,暗暗地把他们送到自由区,交给政府人员护送到自由区的孤儿院。在1941年初,他们决定由何义思带领,把51个孩子和18个同工 (包括教师、护士、厨子、工人等) 迁到西江以北的永丰市。两位德国女宣教士则决定留在官山,继续救济工作,鼓励弟兄姊妹,服侍病者,安慰痛失家园的难民,和向垂危的人传讲福音。何义思在永丰市仍把握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用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作见证,派发福音单张,个人谈道,并带领信徒查经。由于日军在1944年底攻占了永丰市,何义思便把孤儿院和难童院的孩子再度迁到广西省的怀集县,在那里住了十一个月,直到1945年战事结束后才离开。

4. 从战后到解放 (1946-1949)

1945年12月希伯仑会的所有同工回官山开年会,获悉有七个布道所虽然遭炮火破坏,信徒们仍坚持传福音工作。由于当时经济不稳,周围仍是废墟一片,大家决定搁置其他事务,全力发展福音事工;又决定把孤儿院和难童院的孩子迁到西江德庆市,在那里设立孤儿院。

何义思在1946年回美探望她的母亲,数月后和她的外甥蒲力行夫妇一起回华。从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何义思与邓林牧师夫妇 (Rev. and Mrs. James R. Denham) 在永丰市、三村、和西樵一带布道,带领多人信主。在1948年秋天,本地同工的布道团又用了五十二天,走访了西樵的104个村镇,向六千多人传讲福音。

1949 年6月,由于中国政局恶化,蒲力行夫妇离华回美。(戚二姑已于1947年因身体欠佳离华) 1949年8月,美国领事馆通知所有美国公民撤离中国,何义思只好离开中国到香港去。冯三姑则选择一个人留在官山,没有撤退。后来为了避免信徒因跟她接触而受到逼迫,她才申请离去,于1951年复活节抵达香港,外国宣教士在官山的工作就此结束。

三、在香港的福音事工 (1950–1971)

何义思刚迁到香港时,还存着于数个月后可重回官山的希望,但终于慢慢明白离华是不能改变的事实。由于母亲身体欠佳,何义思在1950年回美照顾母亲,一直守在母亲的病床前,直到1953年圣诞节前夕,母亲才息了世上的劳苦回到天父的怀中。她的母亲离世不久,何义思接到香港宣道会刘福群牧师的邀请,到建道神学院来帮忙。经过六个月的祷告,何义思确定是神的旨意,才接受神学院的邀请。为了取得香港的居留证,何义思申请加入宣道会。她又向神学院解释清楚,她自已会负责在港的生活开销和住宿,不用神学院资助。

何教士在1954年重回香港,在建道神学院负责特别预科课程,提升那些因战乱而未能完成高中课程超龄学生的学历,让他们可以达到神学士和教育学士学位的入学条件。在1956年春节,何义思召集了在港的希伯仑会会友,借用神学院的膳堂举行一次大团聚,约有四十人出席。会中大家决定在九龙借地方开始聚会,香港希伯仑堂便由此而生。六年后,何义思默默地用自己的积蓄,帮助他们在东方街购置一个地下铺位,并在1962年4月14日献堂礼中按立李非吾牧师 (当年纯光孤儿院的一名男童) 为首任牧师,他们一致通过加入宣道会区联会。八年半后,会友已增至二百余人,在1970年11月14日,他们又迁到弥敦道南京街一幢大厦的一楼。

四、退而不休 (1971–1984)

1970年底,七十八岁的何义思感到神告诉她是回家的时候了。那时神学院正是学期终结,接着的春季学期她不用教课,图书馆的工作也可以交由别人负责,她觉得应该退休了。跟着她又得悉在美国的姊姊因意外而神智变得有点昏乱,于是她决定在1971年3月1日回美,结束她五十载的宣教事工。

何义思搬回到圣巴巴拉市后,继续向当地华人传讲福音。她参加圣巴巴拉华人播道会的主日崇拜,替西人牧师传译,带领青年团契和周三的研经班,又参与圣巴巴拉市华侨的探访工作,有时又被邀到妇女会作见证。在八十岁那年她整理了自己由中国寄给母亲的家书,编写好《谁掌管明天》(The Good Hand of God) 一书,把她所经历父神的慈爱记叙下来,希望藉此将父神的信实传与下一代。何义思于1979年10月迁到南加州橙县的Town and Country老人院居住,生活仍很忙碌,要负责院中的灵修,并到各地教会讲道。她一直与许多主内的儿女保持书信来往,每天都为他们在世界各地传福音的工作祷告。

何义思在1981年中风后,便不能再外出讲道,也减去其他的工作。但她的事奉并未因此间断,只是从“动”的事奉改为“静”的事奉,以她的全人为主作见证,并继续用祷告和书信去支持和鼓励她的属灵儿女。何义思最终于1984年9月27日安息主怀,享年九十二岁。

五、宣教的传承

何义思虽然已回到天家,但她的宣教心志却由她的属灵儿女传承下来 。他们很多都成为传道人和教会的长执,而她协助成立的希伯仑堂,也成为一间满有差传异象和负担的教会。希伯仑堂于1972年成立了希伯仑差会(香港宣道差会的前身),差传工作遍布东南亚和北美洲。

何义思教士虽然没有结婚,神却使她子孙昌盛。在纯光院和难童院孩子的脑海里,何教士是一个慈母,又是一个严父。在同工的记忆中,她是一个成功的领袖和辅导员。在《谁掌管明天》的读者心里,她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宣教的女杰、基督的精兵。但在何教士自己的脑海中,她却只是神一位极卑微的使女而已。她对主的谦卑、信靠和顺服,对祷告的热切,以及对传福音事工的全然摆上,是每一个基督徒要记念、要效法的。

归属

本文的资料是根据何义思教士的自传《谁掌管明天》,香港宣道差会《跨越月刋》154期纪念何义思教士的五份特稿,和丰盛恩典网站WellsOfGrace.com 有关何义思教士的五篇文章。何义思教士的照片是取自《谁掌管明天》一书。

资料来源

关于作者

成万德

作者係美國加州基督工人神學院教牧碩士班學生,在李亞丁博士指導下撰寫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