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713-755年)于713年即位后，恢复了唐太宗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的政策。次年，有一批能力及声望很高的景教传教士从波斯陆续来华，以行医等手段传教，为景教带来了复兴。在这批传教士中，最有名的是及烈主教，中国的史书中曾多次提到他。据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册府元龟》卷五四六)。由此可推知，及烈是一位技术娴熟的科技人才，并可推知当时广州可能有景教信徒。但及烈这次在华停留时间不长，不久即从海路返回波斯。
十八年后，及烈和波斯的入贡使臣一起，再次来华，担任他们向导和翻译。史载，“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唐玄宗)授首领为果毅，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由于这次使命圆满成功，使得玄宗皇帝大悦，对景教好感与兴趣大增，礼遇有加，而且委派亲王到景教寺行礼，并下诏书修建景教寺。景教因而又重新获得皇室的眷顾，再现新局面。
天宝初年(公元742年)，玄宗皇帝又派内侍大将军高力士，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画像，送到长安的景教寺内安置，并“赐绢百匹”，此举被当时景教和景教徒人引为殊荣。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又有另外一位著名的景教传教士佶和来华。唐玄宗对他非常礼遇，并下诏召他和另外十六位传教士到兴庆宫内“修功德”，为玄宗献祭祈祷。就在佶和来华第二年（745年），景教领袖们为了避免和回教及波斯的祆教互相混淆，请求玄宗下诏将“波斯景教寺”改名为“大秦景教寺”。玄宗遂于天宝四年九月下诏允准：“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爱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 亦准此。” (《唐会要》卷四十九) 并且“天题寺榜，额载龙书”，御笔亲题匾额。景教在华事业至此达至鼎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玄宗颂扬备至，称“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
资料来源
- 朱谦之著，《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
- 网络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