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约翰

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于1824年生于俄亥俄州的邓肯斯维尔（Duncansville, Ohio），从小勤奋好学，16岁考入大学，后又学习医学，1847年在费城杰斐逊医学院（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当了七年的医生。在海外宣教热忱的感召下，嘉约翰放弃其在美国优厚的生活，于1853年以长老会传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国宣教。

一、创立广州博济医院

1853年11月28日，嘉约翰偕新婚妻子爱碧•金丝波丽（Abby Kingsbury）从美国纽约乘船启程远赴中国，在海上颠簸五个多月后，于次年5月12日抵达香港，旋即转往广州，开始以行医方式从事宣教。他先服务于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创立于1835年的新豆栏医局，一边开始学习中文。由于舟车劳顿加之水土不服，来华一年后其妻爱碧就因病去世。1855年嘉约翰接掌了“仁济医院”（原新豆栏医局），却不幸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医院被彻底焚毁。嘉约翰被迫返美，再入费城杰斐逊医学院深造，同时四处为重建医院筹款，并购置了一批新的医疗器械。1858年年底，嘉约翰带着新夫人再度回到广州，在南郊增沙街买下一间店铺，加以改造和装修，使之适和于医疗。1859年1月医院正式开业，命名为“博济医院”。此后嘉约翰自任院长，从事医疗宣教长达44年。

嘉约翰把当时先进的外科手术带到博济医院，这对当时国人可谓新鲜事物，很多人对此感到恐惧，对嘉约翰“挖肝剖腹”之举投以惊恐甚至愤怒的目光。嘉约翰不畏压力，继续坚持外科手术。有些贫困的国人因看不起病，饱受病魔的折磨，于是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来到博济医院就医。在嘉约翰精湛医术以及爱心关怀下，求医者很快得到了康复，于是医院的名声鹊起，民众逐渐消除了疑惑、恐惧，前来就医者日益增多，原有的病房已容不下众多的病人。嘉约翰于是在广州谷埠又觅得一块地皮，当作扩大医院规模的新址。新医院自1863年始建，到1866年完工，同年10月开诊收治病人，开张之日成为当时广州一大盛事。扩建后的博济医院亦由此转为一所多功能医院。尽管规模扩大，但仍然人满为患，急需时常借附近的民房和礼拜堂作为临时住院处。博济医院最为着名的医术为外科手术，仅1874年该院便成功完成368例结石手术；1875年完成首例卵巢囊肿切除手术，日后更完成多种肿瘤切除术。嘉约翰日常的医务工作非常繁重，以1875年7月1日的医疗记录为例，这天他完成白内障切除手术二例；膀胱结石切除手术一例；眼球肿瘤切除手术一例；肛门瘘手术一例；切除包皮一例；眼科手术一例；骨科手术一例。一个医生在一天之内竟做了七类八例手术！令人惊叹不已！

博济医院的扩展，首先得益于美国传教士创办于1838年的广州医学传道会。该会在美国募捐，并以可观资金赞助博济医院。英国教会以及英商也为博济捐款，随着医院的治疗效果日益显着，中国的官僚包括两广总督在内也慷慨解囊，民间亦不乏赞助。这些支持使得博济医院不但可以提供免费治疗，其自身也不断在扩展，以致成为颇具规模的近代西医院。

二、创办博济医学堂

在100多年前，刚刚由传教士们带进中国的西医，以及那些血淋淋的“挖肝剖腹”的手术，被中国人视为“巫术”。嘉约翰的医院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一是靠其传教士的执着精神；二是因有没钱治病的，或是“病急乱投医”的人壮着胆子来试诊；三是与黄宽等中国医生的加盟有关。

黄宽与容闳一起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博士赴美留学，成为中国首批两位留学生之一。黄宽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856年回国任军医。1860年受嘉约翰聘请加入博济医院，当年即成功完成中国首例胚胎截开术。嘉约翰因此得到一位得力的助手。至此，嘉约翰认识到，为使医院得以发展，就必须培养更多的医疗人才。他和黄宽在1862年开始招收学生上课。1866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内设立“博济医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医科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大夫。博济医学堂首届招生8人，由嘉约翰和黄宽执教，嘉约翰教授药物学、化学；黄宽则教授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教学方式为带徒式，但以英语授课为主，课程亦参照英美医学课程设计，学制为三年。具体的学习方式为：逢周三、周六由教师进行课题讲授；周一、周五全体学生出门诊，学习诊治；周二、周四则在手术室学习手术割治。学堂将学习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具有较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毕业之后便可立即胜任工作。

在当时年代，博济医学堂的一些创举可谓惊世骇俗：开班第二年，为直观地讲解人体结构，以便于西医医生的医治，黄宽曾于该院示范解剖尸体一具；1879年，应真光女校学生的请求，还接受二名女生入学，由此成为该校招收女生之始，同时也成为中国培训女医师之始。学堂里还施行了多种外科手术，包括膀胱结石摘除手术和后来的乙醚麻醉术、氯彷麻醉术、病理解剖术、剖腹产手术等，这些都开创了当时中国医学史的先河。学堂里许多医疗手段和设备，如X光透视技术等，都是首次在中国应用。中国本土的第一位西医医师关韬也是在这裡培养出来的。

嘉约翰由于自身的健康原因，或公务，或休假，需要不定期回美国。他不在时医院全部医疗工作和管理都交由黄宽及其学生掌管。黄宽主持施行了包括17例膀胱结石在内的多种相当困难的外科手术，他的助手则承担所有的小型手术和大部分眼科手术。黄宽除了服务于博济医院和在博济医学堂教学外，还受聘于广州海关担任医官。繁重的工作与长期劳累，使他积劳成疾，于1878年英年早逝，年仅50岁。他的突然去世，使其学生及医治过的病人痛惜不已，嘉约翰也为丧失好友和得力助手而悲痛万分。他称赞黄宽为中英文化交流的象征，中英之间友谊的楷模。

根据嘉惠霖1935年《博济医院百年史》的统计，嘉约翰一生共培养了中国西医150名，如关韬、苏道明、梁晓初等。这些学生大部分成了广东省的名医，为众多患病的老百姓缓解或解除了身体的痛苦。可惜关韬亦英年早逝，在1874年离世时，年仅56岁。

另外还有一些学生，不仅在博济学得医术，还在19世纪下半叶的深重民族危机中，传播新思想，推动社会改良或从事革命活动，如孙中山、陈梦南、康广仁和张竹君等人，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1886年秋，20岁的孙中山怀着“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理想进入博济医学堂学习。有关资料显示，年轻且思想前卫的孙中山在校期间，曾提出过譬如要撤去课室中男女同学座位之间的帷幔，并要求允许男生参加妇科临床实习等在当时足以引起轩然大波的建议，但却蒙校长嘉约翰所采纳。

在学期间，孙中山结识了多位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三合会成员，如郑士良等人，这是孙中山与会党之人结缘之始。他还通过校友尤裕堂结识了尤列。后来孙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被呼为“四大寇”，这一称谓源自《孙文学说》，孙中山这样写道：“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因此可以说，博济医学堂不仅使青年孙中山学到了先进的医术，客观上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为他日后的救国救民之路打下了一定的人脉基础。

张竹君，1876年出生于广州西关的一个官宦之家。1897年，张竹君入读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西医教育。这样一位大户人家的小姐，怎么会到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开办的博济医院学西医呢？在马君武的《女士张竹君传》中，如此记载说：“竹君生数岁而患脑筋病，并身觉麻木不仁，其家则送之于其城之博济医院，嘱美利坚医士嘉约翰医之，渐愈。时竹君虽幼稚，已能觉西医之精妙，绝胜中国疲癃老腐之所谓医生者，乃发愿留博济医院学医，既十三年，而尽通西国内外科之学，得执照焉。”

1900年，张竹君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博济，不久即在广州创办了读福医院和南福医院，自任院长，开国内女界创办西医院之先河。辛亥革命爆发后，张竹君发起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救伤队，亲率医护人员前往武昌，并掩护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随队同往。她自己更是身先士卒，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战地救护中，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作为一所教会医院，博济医院及医学堂通过医治病患、教授学生等方式，在传扬福音方面效果显著。与此同时，还产生出巨大的辐射作用。博济医院的外国传教士，带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继续深入中国内地宣教，所到之处开设医院行医，促进了西医在内地的传播。本为宣教目的而开设的医院及医学堂，客观上却为推动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代西方医学就这样以博济医院和博济医学堂为起点，逐渐在中国辐射开来。西医进入中国，不只带来了一种新的治病方式，它更带来了一种生命观和人生观，一种哲学或是生活的理念。1879年，博济医学堂更名为“南华医学校”。1904年该校改名为“华南医学院”，1949年以后合并其他医科学校成为广州中山医学院，即今日的中山医科大学。

三、创刊与译述

嘉约翰自1854年来华主持博济医院长达40多年，除了繁忙的医务工作和医学教育之外，他还创办医学报刊，并致力于编译西医书籍和教材，许多医学专门词汇和中文译名都是他和黄宽反复研讨之后确定下来的。1868年嘉约翰编辑出版发行了中文的《广州新报》，向广大民众宣传医疗卫生知识。1880年改为《西医新报》季刊，历两年共八期后停刊，为我国最早发行的中文西医刊物。嘉约翰也是十九世纪中末叶翻译西医书籍最多的医药传教士，共翻译、编译西医书籍达34种之多，几乎涵盖了西医的各个方面。1859年，他所编写的第一本中文书《种牛痘书》出版，推广新式种牛痘知识以预防天花。其他译著主要有：《化学初阶》（1871年）；《西药略释》（1871年与孔庆高合作，四卷）；《裹扎新法》（1872年，一卷，林湘东笔述）；《增订花柳指迷》（1875年，又述于1889年，一卷，林应祥笔述）；《眼科撮要》（1880年，一卷）；《卫生要旨》（1883年，一卷）；《内科全书》（1883年，十六卷，与孔庆高合作）；《体用十章》（1884年，四卷）；《妇科精蕴图说》（1889年，五册，与孔庆高合作）；《体质穷源》（1884年，与尹端模合作）等，均为西医专业书籍。嘉约翰所译书目大多作为教科书由博济医院出版。1902年的《增版东西学书录》共收医书52种，其中博济医院出版的就有十五种。博济医院所出医书重点集中在临床医疗技术的传授方面，其选目和内容直接反映了当时博济医校的教学状况。博济医院不仅是晚清最著名的教会医院，也是出版西医书报最多的医疗机构。

由于嘉约翰所取得的成就，使他在中国整个西医界声望甚高。1886年西教士在上海召开医药传教士会议，会中决定组织“中华博医会”，与会医生公推嘉约翰为首任会长，任期两年。期间，嘉约翰创刊了《博医会报》，分中英文两种版本同时在中国和英美的医务界发行。这是19世纪末在中国出版的唯一一种西医学术刊物，是研究19世纪中国医药史的重要科学文献。1888至1899年，嘉约翰又被选为广州医药传道会会长，可见嘉约翰在医学界的崇高地位。

四、创办惠爱疯癫院

嘉约翰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疯人，或精神不正常的人，非常同情他们的悲惨境遇。那时中国社会对待精神病人的方式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简单地看管或拘禁，从不对疯人做出舒适一点的安排；更为普遍存在的事实是将疯人用锁链囚禁，任其经受日晒雨淋，或是全年被关闭在黑暗、潮湿的房间里，或是牲口棚中；疯人得不到适当的关心和照顾，很少能听到温暖的话语，更不用说卫生条件了。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病人常被送回乡下老家，那里的宗族势力有权决定此人是生还是死。因此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疯人的死亡率相当高。看到这种情况，嘉约翰深觉中国有建立疯人院的必要。他对建立疯人院的最早呼吁是在1872年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报告中，嘉约翰提到那些无助疯人的生存状况，呼吁教会关注并拯救这一群体。 　　

1881年，嘉约翰在《西医新报》第1期上发表《论医癫狂症》一文，呼吁中国人应当关注疯人问题，言称看到许多中国癫狂病人或投河自尽或上吊自杀，“作为一名医生却不能施救”而感到“非常的遗憾”。后来嘉约翰又在《万国公报》上先后发表《设立痴癫院略论》、《英国收养疯癫的方法》、《治疯宜早》等文；公告印度建造疯人院的消息，嘉约翰希望藉着这些宣传，使传教士和中国士人认识到在中国建立疯人院的必要。

1890年，嘉约翰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博医会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西方的治疗方法与中国的精神病人”的论文；印发了“关于有必要筹建疯人院”的宣传资料。最后大会通过了由嘉约翰医生等人提出的筹建广州疯人院的计划，并希望嘉约翰能够完成这一具有重大人文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的艰巨任务。

1892年，嘉约翰用自己的养老金购得一块位于广州芳村的白鹅潭码头附近大约四英亩的土地，待建疯人院。又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嘉约翰克服了重重困难和阻挠，终于在1897年建成了一座疯人医院，取名为“惠爱医癫局”，成为中国第一所精神病院。根据嘉约翰学生叶芳圃的记述，1895年，一位在远东宣教的医药传教士路过广州，参观了过博济医院后，对嘉约翰的奉献和敬业精神非常佩服。两年后，他给嘉约翰寄来一封信，并附上3000美元，供嘉约翰自由支配这笔资金，用于广东的医疗慈善事业。嘉约翰非常高兴，立即回信询问是否可以用这笔资金修造广州疯人医院的第一栋建筑。这位传教士回复“同意使用这笔资金做疯人院的建筑经费”，并对嘉约翰的义举加以称赞。嘉约翰自己在报告中记载：1897年用2091.53美元在芳村建起第一栋楼房后，此人又捐献了3576.66美元，用于医院运行成本。由此开始，嘉约翰又利用其他渠道募集资金，建起了第二栋楼房。

1898年2月28日早晨，嘉约翰雇请一位劳力背上一位精神病人，同他的父亲一起乘坐一艘小船渡过珠江，抵达芳村这座新建筑。房门打开，标志着中国第一所疯人医院的成立，开始接纳疯人群体作为医疗对象。时已74岁的嘉约翰偕夫人，带着他的男学生进驻惠爱疯人医院，与病人同居一楼，以便照顾他们。虽然他们时常遭到暴力型病人的骚扰甚至突然袭击，但嘉约翰仍然以基督的爱去关怀他们，并通过药物结合安慰的方法治疗病人，使病人的家属非常感动，也有些病人因此得以治愈。嘉约翰于1899年从博济医院退休后，即专责惠爱医癫院院务，直到1901年年8月10日离世止。

嘉约翰规定治疗精神病人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凡入院者皆为病人，如果他们的言行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那并非他们的过错；第二，医院，不是监狱；第三，尽管完全出于疯癫状态，但他们仍旧是男人和女人，而不是野兽。有了这三条原则作为指导，嘉约翰进一步提出了相当灵活的治疗程序：首先尽量运用劝说的手段，在必要的情况下最低限度地使用强力管理；第二是给予病人自由，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实施最低限度的监禁管束；第三是在温和的态度下使病人伴以休息、热水浴、户外活动、身体锻炼和职业劳动，在必要的情况下最低限度地实行药物治疗。嘉约翰善待、爱护所有的疯癫病人，想尽一切办法，尽一切可能，恢复他们的健康和理智，使他们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这样，疯人院就成了疯人的避难所、被保护和被医治的地方。至嘉约翰去世时，该疯癫院先后诊治接待超过150位病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衙门的官员，有从街上捡回来的普通人；有从上海、浙江送来的患者，还有的来自遥远的东北吉林。

1900年夏天，由于中国北方兴起的“义和团”而引发了广州一场骚乱，有人开出了传教士人头的价码，还在广州城内举行集会，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广州的官吏和百姓都一再声明坚持，不管其他的传教士和传教场所发生什麽事情，都必须保证不能毁坏疯人院，因为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所疯人院，也唯有嘉约翰医生能够照顾、医治他们，所以一定要保护嘉约翰不受任何打扰。由此可见广州官民对嘉约翰及其慈惠工作的认可与支持。

嘉约翰的惠爱疯癫院是中国第一所专业性质的精神病院，它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监管疯人的做法，改变了精神病人的待遇，使中国医学界开始关注脑病的研究和治疗，推动了中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当地百姓为这所医院在短时间里能够快速发展而感到惊讶，有些病人治愈出院也使得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他们说：“在所有的外国传教士开办的事业中，这一项工作是最好的!”嘉约翰把无人关爱的疯癫病人带到人道主义医疗世界，友善地对待他们，并且不允许其他人粗暴地对待病人。甚至当他自己病危时，仍旧将病人视为自己的孩子，挂记着他们。正如嘉约翰的学生们评价：“他的爱人之心是如此伟大，是人们无法测度的。”嘉约翰用其一生的时间为中国人从事医疗工作，不论在平民百姓还是在政府官员的心目中，他都享有极高的声望。他既是一位名医，也是一位杰出的慈善家。他尽力帮助那些无助精神病人的博爱之心，获得人们普遍的赞誉。

1901年8月10日，嘉约翰在中国从事和传播西医学近半个世纪后，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77岁。他一生在中国医治门诊病人74万人次；住院病人4万人次；为将近5万人做了外科手术；培训了150位西医人才；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创办医学刊物两种，无愧于在中国传播西医西药的奠基人称号。到1935年博济百年为止，该院共治疗病人200多万，施行外科手术20多万例。嘉约翰死后葬在广州城外基督教墓园里，所遗留下来的博济医院如今已成为广州岭南大学的附属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