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  — 1968

林昭

为真理与自由献身的的志士,血洒祭坛的殉道者。

一、林昭的生平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出生于苏州一个官吏家庭。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民国时期从政为官,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他一生清廉耿直,洁身自好。母亲许宪民在抗战期间曾坐过牢,解放后曾任苏州市民革委员、和政协委员。林昭的大舅许金元是早期共产党人,在四·一二事变中被杀。

林昭早年就读苏州景海女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学期间,她每星期日都去教堂做礼拜,不久,从一位美国传教士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但在政治上,她自幼深受其母和大舅的影响,其妹彭令范说她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在读中学时她就参加了左倾的、类似中共的外围组织的“大众读书会”和“大地图书馆”,读过许多西方政治哲学方面,包括马列和毛泽东的书籍,甚至还做过几天中共地下党员,抨击国民党统治。1948年,为追求政治进步,她宁肯不去美国留学,跳窗从家里出逃,随之考入中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她满怀希望地迎来1949年,同年参加土改工作队到苏南农村。

1954年,她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因为她的文学才华,不久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她参加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她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红楼》第二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思想自由,是北大最珍贵、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她无疑是属于这个精神谱系的。蔡元培、李大钊这些北大先驱在她心目中有着沉甸甸的份量。

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和沉泽宜等人响应中共中央的鸣放号召,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在学生中引发大辩论,有人认为该大字报的内容右倾,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会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为张元勋等人辩护。5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开除张元勋出《红楼》编委会。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将那些向共产党提意见者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

1957年秋,张元勋、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以死抗争,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但她因此被认定与党和政府对抗、态度恶劣,于是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投书向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因新闻系专业副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求情,林昭得以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1958年6月起,林昭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期间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爱情,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上级指斥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他们结婚。为此,甘粹被发配到新疆的一个劳改营,一去就是22年。

当时兰州大学的张春元和顾雁等人,筹办了针砭时弊的油印刊物《星火》。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林昭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大饥荒忧心如焚,她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试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不久,凡涉及《星火》的人员共30多人,皆遭逮捕。1960年10月,林昭在苏州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父亲因此而服药自杀。

1962年3月,林昭得以保外就医,回苏州后结识了黄政,两人共同起草了中国改革方案。在此期间她还委托朋友,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文章带到海外发表。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投入监牢。在狱中她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但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没有笔和纸,她就用自己的血在白色被单上写作(有二十万字之多)。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残酷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道:“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书写“告人类”一文。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1965年下半年,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

对于自己的结局,林昭早有预感,并且做好了心理准备。1965年5月6日,七年刑满释放的张元勋来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她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咳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她以诗明志:“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无论林昭遭受多大痛苦与折磨,她至死都不认错。多位熟悉她的同学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认错,她是北大唯一不认错的。”入狱以后,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以放你出去。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母亲亦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她回答说:“我怎么能认错?我没有错!”她在信中自述:“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遇到外来的侵犯镇压之类,首先想到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它什么!”“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所以,她只能选择向死而生。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改判为死刑。接到判决书后,林昭留下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随即她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决,年仅35岁。林昭妹妹彭令范回忆说,1968年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她家向母亲索要5分钱子弹费。此事使母亲许宪民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七年后的一天,她被发现死在上海外滩街头,有说被打死的,有说暴病而死。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林昭的骨灰曾安放在上海的“息园”,里面有用旧的《解放日报》包裹着的她的头发。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由林昭的堂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老作家许觉民出面,为林昭立了墓碑,碑后刻有林昭写的一首诗。

二、林昭的思想与信仰遗产

许多熟悉林昭的人都认为她是当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者,觉醒程度远远超过张志新、遇罗克。不但应该给她平反,而且要追认为烈士,在媒体上宣传她的事迹。但终因阻力重重,她从未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平反。林昭的档案,包括狱中写的大量血书,1980年代曾一度开放,上海“民主与法制”的记者陈伟斯是唯一见过林昭档案的人,并于1981年写了“林昭之死”,刊登在民主与法制上。此后林昭档案就被封存,报刊杂志对林昭一案亦噤若寒蝉。

建国初期,和许多青年人一样,林昭也曾有过轻信与迷狂,以及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为此她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多年以来,父亲在林昭心目中只是一个“反动官僚”,直到她成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对父亲产生了愧疚、亲情和敬仰。林昭第一次入狱后,她父亲选择了自杀。1962年,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发现她头上带了朵小白花,问她为谁戴孝,她说是为父亲。

1957年之后,林昭才开始反省,开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1962年,当林昭看到广大农村千万人被饿死人时,就直言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也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她提出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并且提议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甚至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的设想。这些想法和主张在今天大都已变成现实。

在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独立思考,在狱中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写下了大量的血书。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拋弃了当时无所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性话语,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用自己话语的表达方式,来概括那个时代。她流自己的血,却不想以血还血,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护她深爱的一切。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

林昭热爱生命,但她只能作为一个大写的人活着。“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容妥协。她在忍无可忍、多重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只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从来没有被磨灭,反而在残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她不能茍且、不能屈从。加上她天性中就有对自由的追求和认死理的气质,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根源于她的人性和她的信仰。她之所以选择宁为玉碎,不是因为她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爱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多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

林昭的思想和力量之源是其基督教之信仰,她把自己的心和上帝之爱连接起来。她具有一种非常深厚、宽广的爱心,以上帝的圣爱来看待芸芸众生,甚至对她批判和反抗的对象,也是带着那种悲悯的爱心。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给了她内心的光亮、爱心和忍受苦难的力量。

1949年,林昭从苏州景海女中毕业后,即脱离了教会。1951年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她曾以“中央的通知”名义警告过当地教会的牧师,凡进行土改的地区应停止一切宗教活动。被打成右派后,她开始逐渐回归于基督教信仰。有一次,她的同学羊华荣跟她议论无神论和基督教等话题时,林昭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

林昭曾经讲过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救一头陷入泥沼的猪的故事。有人称赞林肯,有人说林肯做的不值,而林肯只是回答:“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我自己的良心。”林昭称自己所做的一切,也只是为了“迷途重归基督徒的良心。”

1958年到1959年间,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被监督劳动时,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带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基督教堂做礼拜,并且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事。甘粹回忆说:“林昭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不公平的。为了这个不公平,她出来替他们说话。”

她在狱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二人成为好友,这大概是她在狱中最开心的时光。她自称是:“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时,她说:“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跃在基督的爱里。”

林昭有肺病,但却不愿治疗。她说:“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愿意甚至希望从自己中学时代的导师、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那里得到对于肺病的药物治疗的。”“既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么,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很显然,林昭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甘愿将自己的血洒在祭坛上,在信仰中获得升华。

一次,经过一场惨无人道的刑讯折磨之后,她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上帝帮助我,我要被逼疯了!”“我默默抠着墙上的血点,只有想到那么遥远又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上帝时,我才找到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的孩子无声地祷告过: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鬼这么欺负人,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他们了!”

即便如此,她仍能以悲悯之心对那些亲手残害她的人说:“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青年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的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致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那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林昭在狱中用血、发卡和竹签写出20余万字的文稿、诗歌和日记,其中包括“基督还在世上”。可惜至今我们仍无法见到,也不知是否还存留世上。

林昭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信仰,称她为“圣女林昭”绝不为过。

资料来源

  • 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制片、导演为胡杰。
  • 傅国涌,“读林昭十四万言书”,《南方周末》,2008年5月1日。
  •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1998年写于美国巴尔的摩。
  • 相关网络资料。

关于作者

李亚丁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