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吉

约翰·马吉（John Gillespie Magee）于1884年10月10日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一个富有的律师家庭。1906年，22岁的马吉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1911年，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圣公会神学院获得学士学位。

1912年，马吉被美国圣公会按立为牧师后不久，即受派来中国宣教。到达中国后，他被分派到位于南京下关挹江门外美国圣公会的道胜堂做传教士。1916年，马吉与沈子高等人筹办了“益智小学”；1921年，他又创建了道胜小学。在南京，马吉遇到了英国海外传道会的英国女传教士Faith Emmeline Backhouse，二人于1921年结为夫妇，后来育有四个儿子。到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前，马吉一直在南京道胜堂从事宣教工作。

1937年9月，随着日军逼近南京，马吉送走妻子和四个儿子，自己选择留下。11月22日，他与其他坚持留守南京的西方传教士、教授、医生和商人共计24人，正式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人拉贝（John H. D. Rabe）当选为主席，马吉为委员，着手准备难民救助工作。从日机轰炸南京开始，马吉就忙着抢救那些被炸伤的南京市民和难民，开车将他们送往医院救治。

1937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南京东郊与南郊后，用飞机与重炮轰炸市区，到12月13日，南京终于陷落，日军全面占领南京。以马吉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随即成立，并迅速建立起一家难民医院，担负起照料难民和伤兵的人道使命。红十字会对伤员的救助常常遭到日军的无理阻挠，所以马吉必须随时跟着救护车，因为一旦没有外国人在场，汽车就可能被日本人抢走，人员就会有性命之虞。

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施行了惨绝人寰、疯狂的大屠杀，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尤其强奸妇女的兽行更是天天发生。马吉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如此写道：“日军以最无耻的方式来干这些勾当，大街上到处都是找女人的日本士兵，甚至连寺院里面的尼姑也不放过。”当寺院里的和尚来请求马吉帮忙时，他即刻应允。因为马吉服务的道胜堂为美国财产，日军不敢肆意妄为，因此成了中国妇女的避难所，住满了前来寻求庇护和他从日军魔爪下拯救出来的中国妇女。当时，道胜堂“楼上楼下的房屋里都住满了人，连卫生间里都住进了一对母女，其中包括几个尼姑。”

除了救助前来求助的妇女，马吉与其同仁还时常到街上主动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妇女，把她们带入安全区或安置在医院进行治疗。为此他们常常受到日本兵的威胁，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在大屠杀期间，马吉曾经给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关提出过400多件抗议和报告，强烈要求停止暴行，确保人民生命安全。他和其他西方同仁一起不顾生命危险，以及他们所设立的安全区，拯救、保护了25万老少妇孺和中国军队伤兵的生命。

马吉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暴行，其善良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感到有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于是他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使用曾用于拍摄福音短片的贝尔牌16毫米家用摄像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在他拍摄的镜头中，日军的坦克和大炮正疯狂地炮击南京城，机关枪正对着成群的市民进行扫射，城内到处是断壁残垣，以及受日军奸淫的中国妇女，被汽油烧焦的惨不忍睹的尸体，街道上、水塘中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

1937年12月21日，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在鼓楼医院一带拍下日军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以及遭受摧残的百姓接受治疗的动态影像。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这样说：“我要把它们记录下来，这样，真相才能有一天公诸于众。”影像中的有些人后来成了控诉南京大屠杀活的证据，他拍摄的一名正在被救治的病人，是当年怀有6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因反抗日本兵强暴，她身中37刀。战后，幸存下来的李秀英曾多次赴日本参加和平集会，控诉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此外，马吉还摄录了德国人卡尔·金特（Karl Günther）和丹麦人辛德贝格（Bernhard Arp Sindberg，被称为“丹麦的辛德勒”）救援难民的事迹。1938年2月16日是一个寒冷的日子，马吉偕同刚认识不久的丹麦人辛德贝格，驱车前往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一带。在江南水泥厂，马吉见到了金特和辛德贝格难民营中的一万多中国难民。马吉还前往距水泥厂仅5里路的栖霞古寺，在往返途中，他见到一幅幅凄惨的画面，并将这些悲惨的场面拍摄下来：沿太平门至龙潭的公路干线，在10英里和12英里距离之间，有80%的农民房屋被烧毁；逃到乡间的城市老妇被打死；反绑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处决后扔进水塘；许多中国士兵的尸体横陈在路上……。马吉将这一切都摄入了镜头。他做这事确实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一旦被日军发现，肯定性命难保。

马吉先后拍摄了四盘胶片，总时长为105分钟。1938年初，马吉将自己拍摄的胶片，委托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副总干事、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乔治·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秘密携往上海。在上海，费奇与英国记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一起到上海柯达公司，对这些镜头资料进行了紧张的编辑制作，并加上英文说明。柯达公司后来制作出四部样片，其中一部送去英国，一部送到德国，另外二部都带回了美国。这部纪录片面世后，立即引起轰动，侵华日军的暴行遭到全世界舆论的谴责。

1938年4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的这部纪录片。据说连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观看后，都为其“盟友”日本的兽行感到震惊，当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1938年，乔治·费奇向美国国会呈交了这部纪录片。当时包括国会议员、美国军政和红十字会等重要官员都秘密观看了该片。为了保护仍在南京的马吉，乔治·费奇当时并未提及拍摄者的姓名。同年，马吉返回美国，参加了一次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巡回报告会。5月，马吉把纪录片中的部分画面翻拍成照片，选出其中10张公开发表在美国《生活》周刊上，将日军的暴行公之于众。

1939年5月，马吉返回中国南京，继续以牧师身份服务于教会。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日美开战，马吉离开南京回到美国，担任华盛顿特区拉法耶特广场圣公会圣约翰教堂的牧师。1945年4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逝世，马吉是主持其葬礼的圣公会牧师之一。他还曾先后担任过杜鲁门总统的牧师和耶鲁大学的圣公会牧师。

1946年，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马吉作为最有力的见证人之一，勇敢地站在证人席上，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其拍摄的影像资料也成为呈堂证供，使得日本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47年初，南京军事法庭在审判谷寿夫等南京大屠杀战犯时，又当庭播放了马吉的纪录片作为屠城铁证。

1953年9月11日，马吉在美国匹兹堡去世，享年69岁。临终前他曾留下这样的遗言：“假如再活一次，我还是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1991年8月，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David Magee）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四本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毫米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该馆的一件珍贵历史文物和文献，后于2015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马吉冒死拍摄并留存下来的这些真实镜头是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也是全世界最早、最多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影像，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世界各地出版发行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影带或举办的展览等，所用图片几乎都采自马吉的这部影像史料。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

马吉当年工作多年的南京道胜堂教堂，已于1958年改为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2002年8月，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位于校内的马吉故居也被修缮开发，1992年被列入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供人前来参观瞻仰。

2017年8月，59岁的马吉之孙克里斯·马吉（Chris Magee）追寻祖父的足迹来到南京，代表其家族来参加紫金草国际和平纪念章颁发仪式。2019年12月13日下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三任会长邵子平、陈宪中和姜国镇捐赠了经过重新挖掘整理的马吉影像“37分钟”版“一寸盘”，作为珍贵历史文献入藏于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