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

一、从出生到献身宣教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祖籍苏格兰，父辈移居英格兰。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于英国北部的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父亲名叫雅各，母亲名叫哈拿。雅各原务农，1785年举家迁居新城堡市（New Castle）之后，因脚疾改做鞋匠。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是当地教会中的长老。夫妇俩共育有八个子女，马礼逊是他们最小的儿子。

马礼逊自幼便跟随父亲学习手艺，做工以帮补家计，工余时间读书求学。他的舅父尼克尔森（James Nicholson）是当地一位备受敬重的校长，成为马礼逊的启蒙老师。马礼逊勤奋好学，颇受舅父喜爱。

马礼逊自童年始即接触到福音，因为他的父亲经常带领全家举行家庭礼拜，以圣经真理教导众儿女。马礼逊13岁时，即能背诵圣经《诗篇》中最长的一篇，即第119篇。1798年，16岁的马礼逊受洗加入新城堡市的长老宗教会。他曾述及自己的得救经历: “大约在五年前，我认识到自己有罪。在那段时间，我曾经与一些坏孩子交往，生活变得放纵和世俗化。当我自我反省时，知道这是错误的行为，我的内心感到不安，我也开始关注灵魂的问题。我害怕会因自己犯罪而被罚下地狱，我也惧怕死亡。所以我向上帝祷告，祈求祂赦免我的罪过，引导我归向基督。从那时起，我的生活改变了，心灵也更新了。”信主之后的马礼逊，积极参加教会的查经、祷告和团契活动。除认真研读圣经外，他最喜欢阅读的是海外宣教士的传记。他还经常借阅《海外宣道杂志》（The Missionary Magazine）和《福音杂志》（The Evangelical Magazine），关注那些在海外异域传道的宣教士消息。他在日记中特别提到几位在西太平洋传道的宣教士，被当地土人杀害的事情。可见，长大后要到海外传福音的种子，已悄然撒入少年马礼逊的心田。

1801年，年仅19岁的马礼逊受到圣灵感动，决志成为一名宣教士，到异国他邦传福音。在向差会提出申请之前，他写出一份题为“一个立志宣教的候选人的思考”的志愿书，在上帝面前他诚实地扪心自问十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基督是否已经差遣了我？”、“我是否已有基督所教导的、对人们灵魂应有的深切同情心？”、“我是否深感自己何等不配，而甘心乐意顺服基督和被祂使用？”、“我能否向基督保证: 我决不贪求个人有多大的成就，也不贪图别人的金银财物；不追求个人的荣誉，只追求基督的荣耀？……”。当他确信自己内心对这些问题的肯定回答后，他写道: “在遭受耻辱、逼迫、饥饿、衣不蔽体，甚至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时，我要以喜悦的心情结束生命，决不动摇。我宁愿与基督同生死，而决不接受帝王的支配；我要在上帝面前说实话，决不撒谎。我要传播上帝的真理，决不宣扬我个人，所传扬的乃是基督。我愿为基督做教会的僕人，为要彰显基督的救赎，引领人们来到祂面前。”

同时，马礼逊也刻意为将来的宣教做准备。1801年6月，他开始从长老教会的莱德勒牧师（W. Laidler）学习基本的速记法、系统神学、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他在日记中许下这样的心愿: “我不知道何时能学完，只有上帝知道。这是我的愿望，如果上帝把我留在世上的话，我会等到祂所赐的机会，为传扬基督的福音做出努力。上帝啊！我的全部希望都在你那里。倘若你喜悦的话，求你藉着救主耶稣基督向我这个罪人施恩，在我开始这项学习计划的时候，赐福与我。阿们！”

1802年11月，马礼逊向伦敦霍士敦学院（Hoxton Academy）递交了入学申请书，并陈明了自己申请入学的原因: “我有着诚挚的愿望，要成为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使罪人从黑暗走向光明，脱离撒但的权势而归向至善全能的上帝，这愿望是我愿意成为牧师的原因。我愿成为建立教会的工具；我愿舍己，走在上帝指引的道路上。上帝清楚知道祂要拣选什么人来做祂的器皿，愿祂的旨意成就！”

马礼逊如愿以偿，入学申请获准。1803年的1月6日，就是他21岁生日的第二天，马礼逊到达伦敦，开始他在霍士敦学院两年的神学生涯。在学期间，他在师生中间结交了不少要好的朋友。弗莱彻牧师（Joseph Fletcher）在回忆马礼逊的在校生活时，如此评价说：“他有极严谨的灵修生活和毫不炫耀的敬虔，他从来不在同学面前表现自己，而是真诚地与上帝深交。同时，他对海外传教事工的兴趣已非常明显。”马礼逊的同窗好友克罗尼（J. Clunie）牧师，也在他的著作《从中国传来的声音》中忆述说: “当时在校内没有任何一位同学，能够与马礼逊的三项最伟大的特质相比，那就是: 对上帝纯真的敬虔，坚持不懈的勤奋精神，以及处事的认真与热诚。”

1804年5月，马礼逊正式向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请，希望成为一个宣教士。在申请信中他如此表露自己的心声: “自从我进了神学院，每念及此，都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在校期间，一直为此事祷告。……我知道主耶稣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因为上帝的救恩是赐给各族各方，和说不同语言的人。……我认为这是我的职责：要做一个从事这项圣工的候选人。这样，上帝才会派我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马礼逊的申请很快被伦敦宣道会所接受，并推荐他前往高士坡宣教学院（Missionary Academy at Gosport）接受装备，受教于濮固博士（Dr. Bogue）门下。同年9月，高士坡宣教学院的董事会通过决议，差派马礼逊前往中国宣教。其后在两年多时间里，马礼逊为赴中国宣教做了精心的准备。1805年，他前往伦敦，学习医学、天文学和中国语言。他的中文启蒙老师容三德（Yong Sam-tak）是中国广东人，时在伦敦学习英文。他对马礼逊的要求非常严格。两人并合力抄录了一份收藏于大不列颠博物馆的新约中文译稿，该译稿由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巴设(Jean Basset)于1700年左右译成，其中有《四福音》、《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等书卷。

二、献身于中国宣教

1807年1月8日，刚刚年届25岁的马礼逊，和两位准备前赴印度的宣教士一起，在伦敦的一所苏格兰教会被按立为牧师。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庄严时刻及自己的心愿: “这是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日子！今晚我庄严地被按立为牧师，准备到异教徒中去传福音。……愿圣灵把我的传道工作分别为圣，愿今晚我所领受的告诫能铭刻于心中。我愿舍弃一切，背起十字架，全心全意紧紧跟随基督。”

三个星期后，1807年1月28日，马礼逊肩负着宣教使命，启程前往中国。由于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拒绝他搭乘该公司的轮船直航中国，他只好从伦敦的格雷夫桑港（Graresend)）搭乘“雷米敦茨号”（Remittance）货船，绕道美国纽约前往中国。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航程，马礼逊于同年4月12日抵达纽约。在美国各地逗留三个星期后，马礼逊转乘“三叉戟号”（The Trident)）货轮再次出发。在办理出境手续时，船长得知他要去中国宣教，即以怀疑的口吻对马礼逊说:“马礼逊先生，你真的期望自己可以改变中国人崇拜偶像的陋习吗?”马礼逊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我不能，但我相信上帝能做成这一切。”

在太平洋上颠簸了近四个月之后，马礼逊于1807年9月4日，抵达中国的澳门，9月8日到达广州。人虽然安全到达了，但他所面临的却是重重困难与挑战。首先的难处是居住问题，他在写给伦敦宣道会的信中写道：“现在不仅是中国人禁止我这样的英国人住在广州，连澳门的葡萄牙人也禁止我住在这里，但我坚信上帝会安排我住在中国人中间。澳门的史丹顿爵士（George Staunton）告诉我，在澳门的天主教传教士们，都认为我是为反对他们而来的。”因此，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马礼逊不敢暴露自己英国人的身份，充作美国人，与美国商人们住在一起。

生活上的适应更非易事。马礼逊的亲密的助手米怜博士(Dr. William Milne)，在他的《中国宣教最初十年回忆录》(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一书中，对马礼逊的早期生活有如下之描述: “他开始尝试进食中国菜肴，并与他的中文老师一起用膳。他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晚上只用一盏瓦制的油灯，又把一本书竖立在灯旁来挡风。……他学中国人留长指甲，脑后垂辫，用筷子进食；他穿中国式的长袍和厚底鞋，在洋行区的街道上行走……。”

但最大的困难和挑战莫过于学习中文，因为当时清廷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违者处死。马礼逊几经周折，才寻得一位名叫李察庭（Li Tsak-ting）的秀才，从他学习中国文字、写作和广东方言。其后，他又先后从容光明（Abel Yung）和桂有霓（Kwei U-ne）学习官话，但时间都不很长久。任期最长的中文老师是葛茂和（Ko Mow-ho），从1808年9月起直到1817年3月止，前后历八年半之久，是马礼逊最为推崇的一位中文老师。葛茂和性情随和，老成持重，官话、方言皆通，是他把马礼逊带入中国的经典世界。葛茂和于1817年离开后，马礼逊还曾先后受教于一位李秀才和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教授官话课程的朱靖（Choo Tsing）。

马礼逊靠着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毅力，克服了语言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终于立足于这块陌生的东方土地上，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的表现赢得伦敦宣道会高度的评价，在该会1809年的年度报告中，对马礼逊发出如此之赞许: “这位由本差会派往中国的宣教士，他所表现出来的坚忍、刚毅、勤奋、虔敬的精神，让董事们都非常满意。我们深信，他所献身的那伟大事业，必会取得圆满的成就，这是可以乐观的预期的。……以他的见识，那几乎无人能够懂得的语言他早已入门，他也必将那极难掌握的中文运用自如。”

1809年2月20日，马礼逊在澳门与玛丽•莫顿小姐(Mary Morton) 结婚，同时收到东印度公司的聘书，被聘为英国商行的翻译员。玛丽是爱尔兰人，在马礼逊眼中，她是个温柔端庄的女性。在写给父亲的信中，马礼逊对自己的婚姻有如此描述:“由于我已和一位我所爱的女子结婚，她又是那么真诚地依恋着我，所以你不必再为我独自一人生活而感到担忧。我心中一直牢记上帝呼召我传福音的使命。我坚信自己不会因结婚而妨碍了上帝给我的使命，相反地，我亲爱的妻子玛丽会帮助我。”

不幸的是，玛丽身体孱弱，常受疾病缠扰。加之马礼逊因工作上的需要，每年差不多有半年时间需居住在广州。碍于当时的法例，他又不能携眷同行。因此，夫妇俩饱受分离之苦。马礼逊在日记中，经常流露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更为不幸的是，他们的头生男婴夭折了，这使他们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

同时，马礼逊因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用，也招致其本国的人们的误解与批评，以为他已经放弃了传福音的神圣使命。因此，马礼逊不得不为此向差会做出详细解释。在写给差会的信中，他说明了自己受职为东印度公司职员的四个理由: (1) 使他可以安全地在中国居留； (2) 该职务对他学习中文有很大的帮助；(3) 可以减轻英国教会在经济上资助他的负担； (4) 使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不再仇视宣教士，减少阻力。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他才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用的。马礼逊如此行虽然有其利，但亦有其弊。他曾在日记中诉其苦衷: “公司的职务令我耗费了许多时间在那些与我的首要目标完全无关的工作上。每当我翻译公司的公文时，我就想到我是本应利用这些时间来编著字典的……。一方面我要忠于公司的职务，另一方面我又不想耽延我的首要目标的工作，这实在是一件难事！……倘若不是为了要完成我所效命的宣教大业，我情愿回到英国和苏格兰去，领取那区区五十镑的年薪。”即便面对诸般的难处和痛苦，马礼逊从未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召命，靠着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毅力，勤勉工作，奋力前行。

三、翻译圣经

马礼逊抵达中国后最首要的任务是学好中文，然后从事圣经翻译。他着手翻译圣经的日期比他先前预期的要早，抵华后第二年就开始了。他的中文进步神速主要得益于几位中文老师，再加上当年在伦敦教他中文的容三德也已返回广州，在语言和圣经翻译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此外，他手里除了那份在大不列颠博物馆抄写的新约中文译稿外，到广州后又从一位华人天主教徒手中得到一部共三卷的《天主教教义问答》作为参考，这些因素促使马礼逊及早开始了圣经翻译工作。

从事圣经翻译对于初步掌握中文的马礼逊绝非易事。首先他要考虑的是采用何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当时有人主张采用中国经典的语言，即以深奥的文言文翻译；也有人主张采用通俗的白话文翻译，以便于人民大众阅读。最后，马礼逊决定采用《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所用的中间文体，即浅白通畅的的文言文来翻译圣经。米怜在其《中国宣教最初十年回忆录》中，道出马礼逊决定采用这种文体的理由: “他决定采用中间文体，是因为这种文体在各方面都最适宜用在广泛流传的书籍中。一方面，它具有古典书籍的若干庄严肃穆，却没有使这些书籍难以明白的极端简洁；另一方面，对一切稍微懂得阅读的人，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不致陷入口语的低俗粗鄙中。既不会使目不识丁的人感到难懂，也不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不屑。”

马礼逊的中文圣经，主要译自于英文译本，但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参考了希伯来和希腊文原文。在中文方面，他很大程度上参考了那份巴设译稿。他最早译成的书卷是《使徒行传》，于1810年面世；随后在1811年出版了《路加福音》； 1812年出版了《保罗书信》。1813年9月20日，马礼逊写信向伦敦宣道会报告已经完成新约圣经的翻译，而且会很快印行出版。分析马礼逊的中文译本，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词汇是从巴设译本吸纳过来的，如生命、先知、罪、洗等字词，这些词汇直沿用到今天。

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马礼逊的助手米怜博士（William Milne）功不可没。米怜比马礼逊小两岁，于1785年出生在苏格兰的肯尼蒙特市（Kennethmont）。1813年7月，受伦敦会派遣，米怜携新婚妻子丽切尔（Rachel Cowie）来华协助马礼逊。对于米怜夫妇的到来，马礼逊夫妇备感欣慰。在他们抵达澳门的当天，马礼逊在日记中表达了欣喜之情: “这一位同工和他配偶的到来，是我七年来所渴望的，如今竟然成为事实了，真令我乐不可支。我的妻子也有相同的愿望，并且经常为此事祷告。她希望能有一位敬虔的女伴到来，除去她的寂寞，与她一起忠诚地生活。因此，我相信她必会因米怜夫人的到来而喜出望外。”

由于葡萄牙总督不准米怜夫妇在澳门居住，他们只好转往广州。无奈在广州也不被准许长久居留，六个月之后即离开中国，前往爪哇、马六甲和槟榔屿，寻找合适地方作为永久性宣教基地。虽然米怜在一年多时间裡漂泊于澳门、广州和南洋群岛之间，但他一直在努力学习中文。从其1817年8月9日的日记中可知，米怜已经为马礼逊修订新约至《希伯来书》第八章，也完成了《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翻译，并且计划在1818年完成他所负责的旧约十二卷书。1819年10月，米怜完成了由《撒母耳记上》至《约伯记》等十卷书的翻译初稿。同年11月，他宣布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

旧约其他经卷的翻译，都是由马礼逊本人完成的。1819年的11月25日，马礼逊写信给伦敦宣道会，报告圣经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其中一段话可以让我们感觉出他如释重负般的欣喜与感恩：“藉着上帝的恩典，旧约新约全部圣经的中文译本，在今天完成了……。为了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我不仅长时间工作和谢绝社交，还保持耐心、毅力、镇静与不偏颇的判断。既不会因为这是新的工作而执迷于偏爱的情感，也不会因为它是古代的经籍而固执于私人的成见。惟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误传上帝的圣言。这些条件，都是翻译一本如《圣经》这样的书所不可或缺的。……丁道尔（按：因翻译圣经而被英王亨利八世烧死的殉道者）被绑在柱子上快要被烧死时，曾高声祷告说：‘主啊，求你打开英王的眼睛，让他能看见！’他的祈求似乎已经上达于天，得蒙应允了。如今，让我们以热诚作出同样的恳求，使中国的皇帝也能看得见吧！”

圣经译完后，手稿送往马六甲英华书院，最后的修订和印刷工作又耗时四年，直到1823年，整本圣经才以传统木刻雕版的方式印刷出版，名为《神天圣书》。1824年，该圣经译本由马礼逊亲自带回英国，呈献在英国圣经公会的年会上。可惜米怜在1822年病逝，未及见到这本中文圣经的出版。他在离世前几个星期写信给马礼逊，赞誉说:“藉上帝之助，你已完成一件大事！将必扫荡他们的庙宇，毁坏他们的偶像，改变他们的生命，拯救许多人的灵魂。”

英国圣经公会和伦敦宣道会对马礼逊圣经译本给予高度的肯定，马礼逊亦为此获得崇高的荣誉。在1824年至1826年回返英国述职的两年期间，马礼逊获得英王乔治四世的召见，并且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早在1817年，马礼逊因其宣教方面的成就即已获得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所颁授的荣誉道学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学位。

四、编纂《英华字典》

马礼逊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不但将全本圣经译成中文，还编纂出一部大规模的汉英、英汉字典，为后来的学习中文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亦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

马礼逊所编字典的英文名字是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全书分为三部分、六大册，合计将近五千页。第一部分中文名为“字典”，是按部首排列的汉英字典，共有三册。第二部分中文名为“五车韵府”，是按声韵排列的汉英字典，占两册。第三部分是按英文字母排列的英汉字典，只有一册。整部字典由马礼逊独自编纂，前后历十五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

马礼逊最初的构想，不仅是编一部字典，而是编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大辞典。后来因为进度太慢，到了第一部分的后两册，就大多是简单的字义解释而已。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它收录了大量民间的俗话俚语，帮助后人了解当时民间语言的表达与观念。

马礼逊为翻译圣经与编纂字典这两大文化工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采购了许多中文图书，现在这批中文图书存放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称为“马礼逊文库”。在他的信件与日记中，不难看出他时常流露出欣喜与痛苦交织的心情。例如，在给差会的报告中，他写道:“我希望我在幽闭禁锢中的工作，对于传播上帝的真理给中国数以亿计的人，会有些效用。一想到这里，心中就快乐了。”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又如此说:“我现在致力于翻译及编纂中文字典，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我的勇气与毅力几乎支持不住了。我的手已极疲倦，执笔不易。假使我可以耡犁换掉笔杆，我的健康会更好些。”

印刷出版这套巨著的花费巨大，非马礼逊个人所能够承担。幸亏东印度公司极为肯定这部字典的价值，不但为其提供印刷的资金，还由英国派专人到澳门来主其事。1823年，整部字典终于付梓印行，总共印制出750套，除公司留下100套外，其余650套都归马礼逊所有。马礼逊除将一部分赠送教会、亲友外，其余的则委托英国、法国、印度、马六甲、澳门等地书局或朋友销售，每套售价二十英镑。不久，这套字典被翻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了解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工具。

除了《英华字典》外，马礼逊还编著有《通用汉言之法》，是第一本有关中文文法的专书；《广东省土话字汇》，是一本广东话的字典。这些都是他对中国语文和方言的重大贡献。

在其它文字事业方面，马礼逊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33年，他在澳门出版了《杂文编》周刊；同年与荷兰宣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的宣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utzlaff）合作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马礼逊的其他中、英文著作，包括教义问答、祈祷文、诗歌集、讲道集、文法书等，为数不下三十多种。

五、创办英华书院

马礼逊极富远见，当他在广州、澳门等地埋首于翻译圣经、编纂字典之时，就已经设想在东南亚设立一个宣教基地，在等候中国大门打开之日的同时，致力于文字出版工作，并计划建立基督教书院，培养人才。米怜的到来使他的构想得以实现。

1814年，米怜成功地在马六甲建立了宣教基地。当时统治马六甲的荷兰殖民地政府支持基督教的海外宣道事工，拨地给他们兴建宣教总部。从1815年4月开始，米怜夫妇就移居马六甲开拓宣教工场。1817年11月，马礼逊和米怜二人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为成立“恒河以东宣教差会”（The Ultra-Ganges Mission）拟定了计划书，呈送伦敦宣道会审阅。计划书的内容包括开办免收学费的中文书院、发行中文月刊、开办中文、马来文和英文的印刷事业等等。

1818年11月11日，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米怜的主持下举行了奠基典礼。从马礼逊草拟的“英华书院计划书”中，可知该校设立的目标:“本校实行双轨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欧洲文学。一方面可让来自欧洲的学生有机会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另方面也可让恒河以东的学生学习英文、欧洲文学和科学。所谓恒河以东的国家，包括中国、交趾支那、东马来群岛的华人聚居地、琉球地区、高丽和日本。本校将会有系统地向学生传授基督教的真理，也教导学生东半球的一般文化知识，务求能够给予学生深远的影响。”此外，马礼逊在为英华书院签订的契约书中，更直接表明，该院的学生“在学成之后，将会被派往恒河以东的亚洲各国，引领人们归依基督教的信仰。”

英华书院从1818年创立，到1843年迁往香港，在马六甲历时25年。前后七任校长，皆为伦敦宣道会的宣教士，依序为米怜、宏富礼（James Humphrey）、高大卫（David Collie）、修德（Samuel Kidd）、汤雅各（Jacob Tomlin）、伊云士（John Evans）及理雅各（James Legge）。其中多半具有汉学家的资格，例如: 高大卫翻译《四书》；修德回英国后出任伦敦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出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更是一位西方公认的汉学大师。书院的教师，西学由宣教士担任，中学则由华人学者担任。此外也聘请马来文、泰文、越南文、以及日文的教师，充分表现出兼容并蓄、多元文化的特色。

学生主要来自马六甲当地的华人家庭，初创时只有七位，以后维持在二、三十位之数，最多时达到七、八十位。虽然当时在马六甲的居民中，华人只是少数，但书院学生仍以华人为主，西籍学生不多。华人中虽然大部分人讲闽南语，但书院仍坚持以官话为主流。这些安排都反映出马礼逊、米怜的共识: 这所学校是为中国、为将来而设的。

书院中除教学设备外，还有印刷出版部门。马礼逊视文字出版工作为突破中国对外封锁的重要利器，故许多中英文、马来文的福音书册，包括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及马礼逊、米怜译的中文圣经《神天圣书》，皆印自于英华书院。

1843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1844年改名为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57年后，即于1913年复校，直到今日，为中国近代教会与社会培育出无数英才。英华书院中西校友中较为后人所知，甚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有数位: 如中国文字印刷出版事业的先驱、第一位基督教牧师梁发；香港早期企业家、革命家何启的父亲、第二位华人牧师何进善；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首席英文秘书袁德辉；中国近代著名买办唐廷枢，以及新加坡名人宋旺祖的父亲宋佛俭等人。西人校友如宏富礼、高大卫先后担任母校校长；汉学家亨德（William Hunter），着有《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书，为早期中外关系史珍贵资料；以及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等。

六、开设医疗诊所

在医疗事业方面，马礼逊也作出不少的贡献。早在马礼逊来华之前，曾在伦敦的圣巴多罗买医院习医两年，故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诊治能力。1820年，他与李文斯敦医生（J. 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了一间诊所，并聘请华人医生专为贫苦民众医病。李文斯敦医生在同年9月写给米怜的信中，如此描述诊所说: “我很高兴地报告，马礼逊博士开始的诊所，已经做了很多好事，不少中国病人已经得到医治。有300个经已康复的病人，更向他致以衷心的谢意。”

1827年，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的郭雷枢医生（T. R. Colledge）的大力支持下，在澳门又开设了一所眼科医馆。由于求诊人数众多，连中国内地的眼病患者也前去求医，所以在1833年，马礼逊在广州再开设另一眼科医馆，以解决当地病人之需。因受马礼逊的影响，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s）差派伯驾医生（Peter Parker）到中国，于1835年开设博济医院于广州，此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

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米怜夫妇离开中国前往马六甲后不久，马礼逊的妻子玛丽因体弱多病，携同子女回国休养。在既无天伦之乐，亦无朋友相随的生活中，马礼逊时感孤单苦闷。其后一连串的打击更使他备感忧伤。1819年3月20日，米怜的妻子因患热病和痢疾而去世，年仅35岁，遗下四个年幼的子女。米怜本人亦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时常吐血，于1822年3月不得不暂时放下工作，前往新加坡旅行休息。同年5月31日，米怜回到马六甲准备继续工作，未料想两天后便离开了世界，年仅37岁。马礼逊的妻子玛丽，从英国返回澳门之后便染上霍乱，于1821年6月10日辞世。从马礼逊1822年10月5日的日记中，可见他内心的痛苦与坚韧: “九年前的昨日，我和妻子一起欢迎米怜夫妇来到澳门，但如今四人中的三人，皆不到四十岁便离世了，留下我孤苦伶仃的独自生活。然而，主的旨意总是好的，因为他们都是在福音的应许和盼望中去世的，而且都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忠心地把骸骨留在战场上，他们尽忠于救主的大业，直到最后一天。他们没有一个是临阵退缩的，甚至连最不幸的玛丽也是回到中国之后才死亡，这令我心感欣慰。”

1823年12月，也就是在中文圣经问世后不久，马礼逊回到英国述职，这是他在中国工作了16年之后，第一次回国述职和休息。期间，马礼逊续娶伊丽莎白(Elizabeth Armstrong)为妻。1825年，携妻和两名前妻所生的子女重返中国，继续从事宣教、教育、写作和翻译等工作。

1827年12月，马礼逊致函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会，请求他们差派宣教士来华宣教。其后数年间，有美国、英国和荷兰的宣教士相继来华，其中包括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雅裨理（David Abeel），郭实腊（Karl F. A. Gutzlaff）和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等人。1832年9月4日，马礼逊与裨治文联名致信给欧美和其它地区教会，报告二十五年来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信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二十五年前的今日，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独自来到人地生疏的中国，在只有几个朋友，却有很多敌人的情况下传福音。然而靠着上帝的恩典，他觅得一处安静的住所，一直工作到如今。起初，他以为学好中文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这困难终究被克服了。我已学懂中文，并且知道可以继续研习，务要精益求精。字典、文法书、单词汇编和其它译作，都已完成面世。……中国人再不会被遗弃了。”在信的结尾，马礼逊发出如此呼吁: “主的众仆人一同委身于这宣教大业，他们虽来自不同的国家，隶属不同的宗派，却能够合作无间，友爱相待，团结合作。我们盼望可以藉着这份报告，唤起全世界基督教会的注意，一同努力向四亿个住在东亚地区的人传扬福音。”

马礼逊自青年时期即已立定心志，要忠心于主的宣教使命，至死不渝。他做到了，在中国事奉二十七载，他未负所托，未虚度寸阴，把自己的青春、才智与爱完全献给了中国人，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事业开创了良好的开端，奠下了坚实的基础。1834年8月1日，身患热病和其他复杂病症的马礼逊，在广州息了他在地上的劳苦，回返天家，在世享年52岁。他的葬礼高贵而隆重，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以及全体派驻广州的欧美人士，都出席了葬礼，并亲自护送灵柩到码头。副商务监督罗便臣（George Robinson）亲自陪同马儒翰护送灵柩至澳门，将马礼逊安葬在他的前妻玛丽的墓旁。

马儒翰在护送父亲的灵柩前往澳门时，在船上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继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亲爱的父亲已经完成了上帝指定他要做的工作。他一直工作到今天，然后黑夜临到，他已安息在耶稣的怀抱中了，那永生的膀臂已经拥抱了他。他已经脱离痛苦，在天国里享受着永恒的喜乐。他靠着那位被钉十字架然后升天的救主，已经战胜了死亡和坟墓。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的胜利在哪里？”

撰刻在马礼逊墓碑上的一段话，概括了马礼逊的一生: “马礼逊，道学博士，首位被派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服务了二十七年，编纂和出版了《华英字典》，创办了在马六甲的华英书院，完成了中文版的圣经，并于生前亲见其完成的译稿出版，和大量派发给中国人。如今他在耶稣里安睡了。他是在1782年1月5日在英国诺森伯兰出生，1807年由伦敦传道会派往中国传教。他在澳门东印度公司任中文翻译员长达二十五年之久，1834年8月1日在广州逝世。从今以后，那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灵说的，他们将在工作之后得到安息，而他们所作之工将由后人延续下去。”

马礼逊死后，其妻伊丽莎白根据马礼逊遗留的日记、信件、报告和文章等资料，再加上她个人的回忆，编撰了《马礼逊回忆录》，于1839年在伦敦出版，是为研究马礼逊生平事迹的重要文献。

马礼逊共遗下子女八人，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只有同前妻所生的马儒翰和续弦所生的马理生（Martin C. Morrison）两人。马儒翰于1814年生于澳门，16岁时即担任英商译员，编著有《英华行名录》和《对华商务指南》等书。由于他中文出色，才华出众，20岁时即被律劳卑任命为商务监督的秘书兼翻译。鸦片战争后，马儒翰曾先后担任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的翻译，参与中英之间的谈判，以及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与签订。1843年8月，因患急性疟疾在澳门突然去世，年仅29岁。

马理生出生于1826年，曾先后出任驻华商务监督秘书兼翻译；英国驻广州、厦门和福州领事馆领事。1870年因病逝世，年仅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