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仁

一、出生和教育背景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字敦伯，又字勋卿，于1623年10月9日生于比利时的皮藤 (Pittem)。其父朱斯特•维尔比斯特（Judocus Verbiest）, 是法国北部杜埃大学（Douai）的文学硕士, 毕业后曾任拉丁文教师、教堂司事、法官，以及收税官等职务, 在当地颇有些影响。

南怀仁于 1640年10月1日, 即他 17 岁生日的前一周, 开始了他在鲁汶大学文理学院 (Arts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Louvain) 的学习生活，主修逻辑学、数学、地理、历法和天文学等学科。11 个月后, 即 1641 年 9 月 2 日,南怀仁离开鲁汶大学, 加入了耶稣会。遂前往梅赫伦,成为耶稣会在该教区的一名见习修士。两年后他回到鲁汶以完成其哲学学业，并在一所耶稣会学院里学习，期间还参加著名数学家塔凯 (André Tacquet) 的讲座与研讨。与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相遇，以及他在鲁汶耶稣会学院所接受的优良教育和训练为其日后在华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开启传教生涯

1656年，南怀仁和卫匡国(M.Martini)神父奉派前往中国传教。从热那亚赴里斯本途中, 由于他们所乘之船遭劫, 因此错过了里斯本每年一次驶向远东的航船。他们只好在葡萄牙逗留了一整年。在此期间，南怀仁被派往科英布拉(Coimbra)教授数学，这一经历不仅使他的数学知识更为精进，也使他深深意识到数学对他未来在中国传教的重要性。 

1659年，南怀仁抵达中国后, 首先被派往陕西传教,与先期在那里从事传教活动的李方西 (Giovanni Francesco de Fer rariis) 神父一起工作。1660年,南怀仁因其数学才能，在汤若望力荐之下，奉皇上之召, 赴北京协助汤若望修历。进京途中，南怀仁经过三省34个城镇,备受地方官员的礼遇。

在修历与天文观测活动中，耶稣会传教士招致钦天监中中国官员的嫉妒与怨怼。1664年(康熙三年)7月，监官杨光先率先向耶稣会士们发难，上奏朝廷弹劾耶稣会士。在向礼部所上奏本《请诛邪教状》中,杨诬告说:“汤若望等人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视朝廷机密,若非内勾外连,图谋不轨,何故立天主堂于京、省要害之地,作妖书以惑天下之人。…… 伏读《大清律》谋叛、妖书二条,正与若望、祖白等所犯相合, ……请依律正法。”［1］ 南怀仁旋与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同被杨光先参劾下狱。当时在京的四位神父皆被戴上脚镣手铐，投入大牢达六个月之久。其中南怀仁因年轻力壮，所戴铁镣更为沉重。他们几乎每天被提审，然后再度被投入大牢。在狱中，他们除祈祷外，还为前来探监的众多教友祷告，鼓励他们坚守圣道，忍受磨难，并讲述教会初期的教难事迹。

1665年4月初一日，礼部和刑部举行联席会议, 拟判汤若望等7人凌迟，5人斩首；并宣布禁止天主教,各省传教士押解广州, 驱逐出境。次日，众辅政大臣正欲依议批行,忽然发生地震,因此惊散而未批。此后余震不断, 天空又有彗星出现,朝野甚为恐慌，以为是触怒了上苍,于是拟按照历代惯例,对罪犯减刑。当孝庄皇太后得知辅政大臣们所行之事后，大为震怒，斥责说：“汤若望向为先帝所信任，礼待极隆，尔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过。”［2］因此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人死里逃生，获释出狱。但李祖白等五名钦天监官员却已遭冤杀。不久汤若望死去，而南怀仁则仍在暗中进行天文观测和推算，以待时机。

1667年,康熙皇帝亲政后,发现旧法每每疏漏差错,屡与天行不符,遂于1668年12月26日谕杨光先、南怀仁等人:“天文最为精微,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争竞。孰者为是,即当遵行,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同日又谕: “尔等同礼部尚书布颜、郝惟纳去测验日影。钦此 。”［3］测算结果，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大获全胜。

此案之后，康熙帝专访南怀仁，经他测算发现杨光先所测历法屡屡有误。杨光先见势不妙，抢先上奏皇帝，称“中国乃尧舜之历，安有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且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推算，若用西洋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4］康熙听后大怒，责其为妄言，遂将其革职，并任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更拜南怀仁为师,向他学习天文、数学和力学等知识。在历法之争得到解决以及被逐至广州的传教士于1671 年获准返回原传教地后,南怀仁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改变天主教在华的处境,使之从一个非法的宗教变成一个合法的宗教。

南怀仁于1682年 (康熙二十一年)写回欧洲的信中说,凡擅长光学、力学等物理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给予他们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他们常住在宫中,经常能与皇帝见面交谈。在这些教师中有徐日昇(Tomas Pereira)、张诚(Jean Franois Gerbillon)和白晋 (Joachim Bouvet)等人。徐日昇在康熙皇帝身边36年,至死为止。他和白晋曾随索额图到沙俄参与中俄边界谈判和签订《尼布楚条约》,贡献殊伟。

三、科学贡献

南怀仁与其前辈利玛窦和汤若望两位神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对科学有很深的造诣，对传教事业有高度的热情，以及在操守方面具有优良品德。对当时信仰基督还处在初始阶段的中国来说，以及在传教事业的迫切需要上，除了利、汤两位外，几乎再无别人能比南怀仁更重要了。

1669-1673年(清康熙八至十二年) ,为引进西法观测天象,南怀仁设计出大型铜仪 6 件, 替换了北京观象台顶明铸仪象,从而揭开中国天文学史的新篇章。中国具有悠久的敬天传统,天文仪器必然是敬天礼器,从帝王礼天的角度来看,天体仪则象征着所崇敬的星象主体。康熙天体仪是清初六仪(即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的总称)的代表作品, 无论就工艺难易、工期长短、用料轻重、以及用途大小等相比较,天体仪皆为诸仪之冠。康熙天体仪的造价同385公斤银价相当。1674 年南怀仁撰写并刊印的两本专著,是研究这些仪器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它们就是《仪象图》和《仪象志》。

南怀仁按欧洲的模式,十分精确地图示说明了仪器及与之相关的制造过程, 而且他的某些技术是前所未见的。由此可见，南怀仁对当时欧洲仪器制造业有相当的了解和广博的知识。他制造仪器, 与欧洲同时代较大仪器制造家们一样, 力求精密。当1900 年北京遭到洗劫时, 法国和德国军队争相霸占南怀仁的仪器。此事证明了南怀仁的仪器在科学和艺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南怀仁不仅对中国天文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开阔中国人对世界的视野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他曾编撰了数种地理学著作、绘制了数种地图，这些成就成为17世纪地理学和地图学在中国发展的标志。 

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世界地图 )包括两个半球图, 每个半球直径为154 厘米,有足够的空间增绘各种各样杂事, 并予描述。地图内容分为 4 个范畴: 一、14 种装饰物,用以展示自然气象,诸如四元行论、两极、地球、大地的球形形状，雨、云、风、空气的运动、潮汐的作用、洋流、 地震、人类、河流和山脉等等；二、五大洲〔亚细亚洲 (Asia)、欧罗巴洲(Europe)、利未亚洲(Libya,非洲的旧称)、亚墨利加洲 (America, 美洲的旧称)、和墨瓦蜡泥加洲(Magellanica,南极洲的旧称)〕构成了地图的主要部分；三、带有注释和解说的地名；四、欧洲帆船、不同种类的海陆动物的解说。

南怀仁于1674 年进呈此地图于御前, 这是中国皇帝接触科学制图学的开始。此后康熙帝注意到地图在治理帝国大业中不可或缺的价值。他说:“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 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5］ 

1671年,工部建造孝陵大石牌坊,需用柱子6 根,坊子等石12 件。南怀仁奉旨利用西洋滑车把其中重十余万斤的石头,安全拖过卢沟桥,致桥梁无任何损伤,又节省了护桥之费用。适值康熙皇帝狩猎回来,闻悉此事后,立即把捕获的两只鹿,一只御赏南怀仁,一只赏赐给从事这项工程的官员。 

1673 年, 为平定吴三桂之乱,康熙皇帝命南怀仁造炮。一年之内,南怀仁就造出大炮 350 门。一次在卢沟桥试炮,康熙皇帝亲临现场观看,由于大炮的命中率极高,康熙皇帝高兴地把自己的貂袍脱下,披在南怀仁身上,并加封他为工部右侍郎衔。依据《熙朝定案》和《清朝文献通考•兵十六》等资料统计,南怀仁造炮数为 513 门。从康熙十四年至六十年, 清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达 905 门之多,而其中半数以上是由南怀仁负责设计监造的。

南怀仁是位杰出的天才,富有机智和独创性。他亲自设计的“一辆小型蒸汽车”，被认为是汽车的“鼻祖”——尽管此说存有许多争议。1939年，美国人维因(Leroy L. Thwing)在麻省理工学院的Technology Review（《技术评论》）上发表的“Automobile Ancestry”（“汽车之始祖”）一文中,提及南怀仁在北京曾经做过的利用蒸汽推动车和船的实验。

四、杰出的外交使节

1644 年清兵入关后,有外国使节为了商业贸易之目的频频出使中国。要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首先遇到的是语言和思想上交流的困难。因此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不得不依靠当时在华的欧洲人——耶稣会士。这些耶稣会士懂得多种欧洲语言,且通晓汉语和满语,具有外交才能。

1676年5月15日,由斯帕法里 (Nikolai Govrilovich Milescu Spathary) 率领的俄国使团到达北京。这位俄国使臣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资深的外交官，会说几国语言,其中包括拉丁语。清廷委派了几位高级官员与俄国使团谈判,南怀仁被指定为翻译。在谈判中,拉丁语首次被用作沟通俄中外交官员的语言,而耶稣会传教士则扮演了两国之间中介人的角色。斯帕法里和南怀仁既然都是学者,又都是外交家, 故彼此十分倾心。

1686 年,清军未能攻克俄国人守卫的阿尔巴津要塞,康熙皇帝被迫与俄国政府谈判。时任皇帝欧洲事务顾问的南怀仁主导了这次谈判。俄国使团中的两位成员文纽科夫(Nikifor Veniukov)和法沃罗夫 (Ivan Favorov) 过去皆曾出使北京,与南怀仁相识，为谈判顺利进行提供了方便。 1689年6月，后起之秀耶稣会士徐日升和张诚，随同由索额图率领的中国外交使团去尼布楚谈判。他们忠实地贯彻了南怀仁在中俄之间缔造和平的遗言，并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帮助缔结了一个成功的和平条约，即《尼布楚条约》。条约缔结后，中国的东北边疆保持了160年的安宁，俄国则获得了贸易利益。 

五、死而后已

南怀仁担任过在华耶稣会的副会长,在此任上,他曾仔细考虑过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未来,他的通信集表明了他不仅想让更多的欧洲传教士来中国,而且还设想在中国开办至少一所修道院以培养本地的神职人员。他写信给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衷心感谢他派遣五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从事天文学研究。可惜在他们抵京前十日，南怀仁已经去世 。

1688年1月28日，南怀仁逝世于北京，据说是从马上摔下受伤致死的，终年65岁。在其给皇上的的遗折中，南怀仁说: “陛下, 臣将高兴永辞,因为臣殆尽一生为皇上效劳。臣殁后,伏乞皇上睿记臣平生所为莫过于要在世上为最神圣的宗教赢得东方最伟大君主这一庇护人。”［6］ 按其所言, 他为皇帝效劳就等于为教会服务。他的同会传教士以及其他修会同仁, 确实因其身居朝廷而受到庇护，使他们在各省的传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南怀仁的葬礼于1688年3月11在北京举行，场面宏大而隆重，康熙派来身份显赫的官员七时即到现场。南怀仁的棺椁颇大，外面上了漆，又镀了金。安放在四根柱子的豪华圆顶车上面，八十个壮汉分立两旁扛柩护车，有国丈、御前侍卫大臣，及其他大臣列队骑马开路，队伍秩序井然，端庄稳重，而大街两侧也站满了无数百姓。［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