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尔生

1871年6月7日，约根·埃德文·倪尔生（J.rgen Edvin Nelssen）出生在挪威北部特罗姆斯郡的瑟雷萨市（Sorreisa,Troms），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1882年，其家族迁移到挪威南部。1890年，倪尔生高中毕业，因想成为一名医生而进入大学学医。1900年，29岁的倪尔生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其专长为热带病、皮肤病和卫生学。同年他与玛雅小姐结婚；次年生下女儿伊丽莎白·倪尔生。

一、来华宣教

1902年，30岁的倪尔生刚刚从医学院毕业，便与尼尔斯·阿尔特维特和约翰·歌特博格一起，成为挪威信义会派往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这三人当中，最年长者为尼尔斯·阿尔特维特，时年56岁；约翰·歌特博格次之；倪尔生则是最年轻的医疗传教士。但前往遥远的中国宣教，对他而言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他很想等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再走。但为了信守承诺，不负使命，他还是把孕妻和一岁大的女儿暂时留在挪威，义无反顾地与另两位同伴启程前往中国。他们从挪威斯塔万格市(Stavanger)登上轮船，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才抵达上海。稍事休整后，他们又乘坐“梅里”号江船沿着浑浊的长江逆流而上，最后于1902年5月11日抵达湖南长沙。上岸后再换乘轿子，于当日傍晚总算进了英国教会的大门，就临时居住在那里。

到长沙后不久，当地人得知倪尔生是个医生，就有病人前来找他看病。有一天，他还被请去救治一个因炮走火而受重伤的年轻士兵。1902年秋天，医生拉格希尔德·哥特贝格太太来到长沙，从此就有了两名医生一起工作。但缺少护士仍是个大问题，而且哥特贝格女士还带着孩子，因此两位医生为人看病仍不堪重负。

由于倪尔生三位传教士是挪威信义会的先遣者，所以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地方开展宣教工作。当时湖南沿大江大河的航行尤为便利，于是他们开始乘船沿江考察。有一天，他们在资江上航行的时候，蓦然看见岸上出现两座宝塔，随之看见一个颇为繁华的城镇展现在面前。得知它的名字叫益阳后，他们就停船上岸，前去拜访知县。当地人听说有外国医生到来的消息后，就有很多病人涌进县衙来寻求医治。因为当时益阳的医疗资源十分匮乏，倪尔生看到当地巨大的医疗需求，就决意做个“开拓者”——开设诊所，救治病困，把西医带到这片陌生的土地，因此他便成了把西医带入湖南的第一人。

尼尔斯·阿尔特维特先在资江北岸建立了宣教站（Mission Station），接着他们对河对岸进行了一些调研，最后选定了一个稻田遍布、桃花盛开的地方，名叫桃花仑。1902年10月，尼尔斯·阿尔特维特在五马坊建起了三栋房子，其中一栋绿色琉璃瓦屋顶的房子至今犹存。与此同时，为了改善提高医疗设施，倪尔生萌生了兴建医院的想法。于是向挪威信义会差会提议，在益阳建立一所新的医院。

倪尔生一直期待着与玛雅和两个孩子重聚。1903年，倪尔生的妻子玛雅带着二个孩子从挪威历经两个月的艰辛旅程终于到达长沙，儿子拉格纳见到倪尔生时，已经快一岁了。与玛雅同行的，还有她的堂妹弗雷德里克·赫兹伯格、妹夫亚瑟·赫兹伯格，以及她们两岁的儿子格哈德。在他们到来前，传教士们已经另置房屋居住，并且附设了一个小医院。1904年夏，倪尔生夫妇带着孩子们到江西牯岭度假，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女儿贡沃尔就于此时出生在牯岭。

二、创建西医院

倪尔生很有远见，当他在益阳城里为百姓看病之同时，他也为将来建造新的医院做准备。1904年，他以独到的眼光，选择桃花仑作为建院的理想之地。当时那里有一大片地由姚姓和陈姓两个家族共有，倪尔生就与两家谈判，最后以一个好价钱买下了那个地块。那时，挪威信义会差会也来电批准他在益阳兴建新医院的提议。建院经费则来自于挪威各地，特别是斯塔万格市信义宗教会和基督徒的个人捐款。

艰巨的建院工程开始了。倪尔生先建了一座简陋的小棚屋供自己在建设期间居住。在那个小屋里，他用绘图板、直尺和三角板绘制医院平面图，同时还要计算人工和材料成本。当时合适的建材很难找，找到建材要先用船运，再靠人工搬运上桃花仑。为此，倪尔生特地在江边购置了一块地存放材料。他还要找到合用的中国工人，按照欧洲的方式来建房子。挪威信义会各教会团体也热情关注着医院的进展并积极筹款相助。经过艰苦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一座又大、又漂亮的医院终于建成了。倪尔生还在旁边为自己和医生们建造了一座住宅。

1906年12月14日，新建的医院正式落成并开始启用，接诊、收治了第一批病人。医院设有男病区、女病区，还设有手术室、更衣室、厨房、办公室和药房。这是益阳历史上第一家医院，虽然在初期仅有一间门诊室和六十张病床；虽然只有一名医生，甚至倪尔生要亲自培训中国护士；虽然还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管道，饮用水全靠工人搬运到医院里来。尽管如此，新建的医院对当地百姓来说，福莫大焉，而且效果显著。在医院开张的第一年里，就有6000名患者在门诊室接受了治疗，200名入住病房接受治疗。倪尔生还在江边那块地上建造了一个综合诊所，供江上来往的人看病。

当时中国正处于政治上非常动荡的时期，盗贼四起，倪尔生不得不建起一座围墙将医院等建筑围起来，但在围墙的入口处建有一栋门房，门房里还辟出一个候诊室和一间小图书馆。接着，倪尔生又建造了桃花仑教堂。几年以后，桃花仑变成了一个有着许多优美建筑的小村庄。

三、创办学校

除了兴办医院外，倪尔生夫妇偕同其堂妹和妹夫，还将工作重心投入到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他们同心协力在益阳先后创立了一所初中、一所盲人学校、一所残障儿童学校和一所孤儿院。

1906年，他们在桃花仑创办了“信义中学堂”；1907年校舍落成，开始招生，倪尔生妹夫安瑟·赫兹伯格担任校长多年。这所学校后称“信义中学”（现为益阳市第一中学），在益阳很受欢迎，大批益阳本地及周边地区的孩子在这里获得教育，其中包括二战期间不畏纳粹淫威、勇敢救助犹太人的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被誉为“东方辛德勒”的何凤山博士。

在当时的湖南，许多孤儿流浪街头，盲人的处境更是悲惨，他们只能摇着铃铛沿街乞讨。倪尔生夫人玛雅与其堂妹弗雷德里克·赫兹伯格非常同情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常常将一些孤苦无依的女童带回家中，给她们食物吃，亲自照看她们。后来她们就给挪威信义会差会写信，希望能为这些不幸的孩童们建立一个孤儿院。她们的设想得到挪威儿童信义会支持，立即为此筹款，决心为这些孤苦的女孩们建造一个家。孤儿院就坐落在靠近桃花仑入口处的围墙边，是一栋漂亮的白色房子，拥有两个房间、十张床。玛雅和堂妹就成了这些孤儿的妈妈。起初她们只收女孩儿，后来他们也收养了几个男孩子。

倪尔生对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无人关注的盲人的悲惨遭遇和处境非常心痛，一心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他经常给宣教杂志写信，分享自己在益阳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也常常提到他所看到的盲人的悲惨处境，同时把他平时拍到的真实人物和场景的照片寄给差会和朋友，最后他提议在益阳建立一所盲人学校。他的呼吁得到挪威信义会教会和信徒的响应，于是他们特别为此筹款，盲人学校最终于1913年9月16日建成。盲人们在这所学校里可以学到由西方传教士发明的布莱叶盲文，他们学习如何用指尖触摸纸上突起的点点来阅读和写作。此外他们还可以学习纺织和乐器演奏。凡在这所盲校受过教育的人，都成为一个有信仰、有教养、有知识、有生活技能的人。每逢主日教堂做礼拜时，人们总会看到一支奇怪的队伍，领头的那个人是个明眼人，后面盲人的手依次搭在前一个人的肩上，相随而行。许多从这所学校毕业出来的盲人结局美满，比如有人成了教堂的风琴手，有人娶妻生子成为独立谋生的人，有的甚至成为成功的商人。

倪尔生还注意到那些四处乞讨的流浪儿和残疾人，他们在社会上要找到工作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因此他慢慢地也允许这些人进入盲人学校学习，后来干脆为他们设立一所残障人学校，让他们学习纺织等生活技能，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可以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用的人。

1909年，已经在中国工作了7年的倪尔生偕妻子儿女回到挪威述职。1911年2月24日，倪尔生的儿子斯万出生。同年，夫妇俩带着四个孩子返回益阳。此后，倪尔生便负责和挪威总部的联络。除了继续其行医、办学等各项事工外，他还帮助在华挪威孩子结对帮助中国孩子，或者给有志成为医生或护士的中国学生寻找经济帮助。

四、创立红十字会医院

1911年，在人道主义、公共卫生和教育事业中，倪尔生和中国近代医学教育的先驱颜福庆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颜福庆是红十字会的主席，而倪尔生则在红十字会负责财务等工作。为了帮助因动荡而受难的人们，他和颜福庆一起，安排床位、床垫、床单床罩和采购其他设备，共同创立了湖南第一所红十字会医院。这所医院就是现在的湖南省人民医院之前身。

五、回国与去世

1915年10月27日，倪尔生最小的孩子崔格维·尼古拉出生在益阳。1918年，倪尔生被任命为挪威信义会秘书长，奉命离开这个他为之燃烧了自己生命的国家和事业。这次，他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回到斯塔万格。

1922年10月28日，倪尔生在睡梦中安然去世，享年51岁。就在前一天，他的幼子崔格维刚刚过完7岁生日。无论是在挪威还是中国，人们都感到悲痛万分，难以接受这一事实，挪、中两国都举行了大型的悼念活动。中国人穿着白色的，挪威人穿着黑色的丧服悼念他，为他送葬。他的棺椁被运送到奥斯陆下葬。倪夫人玛雅于1953年9月15日去世，与他合葬在一起。

六、后续

斯人已逝，但倪尔生的三个孩子拉格纳、斯万和贡沃尔后来追随父母的脚踪，又陆续来华服务中国人民，延续着其家族与中国的情缘。

1995年，挪威驻华大使斯维勒收到一封来自益阳市中心医院的信件，寻找医院创始人倪尔生的后人。大使登报找寻后，倪尔生的后人出现了，这人就是倪尔生的外曾孙、在挪威赫赫有名的达芬・霍博拉腾(Dagfinn Hoybraten)。

霍博拉腾于1957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曾任挪威基民党主席、财政部国务秘书、卫生大臣、劳工与社会事务大臣、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董事会主席以及北欧理事会主席、北欧部长理事会秘书长等职务。1999年，时任挪威卫生大臣的霍博拉腾首次访华，第一站便是益阳。当他走进益阳市中心医院时，禁不住流泪了。他在这片祖先曾经居住并奋斗过的土地上，追寻着家族的痕迹。虽然是第一次到访中国，但他却说：“我就是一个湖南人。”其后霍博拉腾被授任益阳市中心医院名誉院长，其家族与益阳的百年情缘再次联结在了一起。

正如他的外曾祖父把西医带入中国那样，霍博拉腾后来把传统中医带入了挪威。2002年，霍博拉腾等人将益阳市中心医院纳入中挪健康合作计划,并为益阳的医生提供了奖学金项目,项目以约根·倪尔生的名字命名。

2006年，霍博拉腾和太太一起，应邀前来参加益阳市中心医院百年庆典，并为该院为倪尔生竖立的半身雕像揭彩。2015年，霍博拉腾应邀再次访问益阳。

2019年，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访问挪威时，特地会见了霍博拉腾，感谢他延续外曾祖父的情怀，为湖南与挪威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交流合作所付出的努力。并说：“喝水不忘挖井人，湖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恩人和老朋友。”

倪百礼女士是倪尔生二儿子斯万的女儿，1942年8月5日出生于安化天罩坪，童年在资阳区五马坊生活，7岁时离开中国。她能流利地用中文阅读和交流，现与丈夫一起生活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在她心里，益阳是她无法忘怀的故乡。她曾先后四次带着自己的丈夫、子女和孙辈回到益阳和安化，寻访祖辈、父辈留下的足迹。她说：“祖父的人生选择影响着他的子孙，他有三个孩子回到益阳工作，我父亲便是其中之一。1942年8月5日，我出生在安化县天罩坪，后来我们搬回五马坊，住在那栋绿色琉璃瓦屋顶的房子里。我在益阳度过了平安、快乐的童年。我的中国妈妈“何奶奶”比我的亲妈妈更加爱我。当1949年4月我们分开时，我俩都哭得很伤心。我答应她一定会回来。

我的父母亲内心从未离开过中国，中国对我而言也意义深厚。我多次回到益阳，现在是第四次了。1949年到现在，益阳的变化和发展太快了。桃花仑的稻田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漂亮大楼和林荫大道组成的现代都市。但有一件事情没变：那就是益阳人的热情和友好。”（《献给我最爱的益阳——祖父约根·埃德文·尼尔森回忆录》）

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年倪尔生所创的医院和学校都还在，并已发展成为湖南有名的综合医院益阳市中心医院和重点高中益阳第一中学，它们就是在信义医院和信义中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益阳唯一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益阳医专，也由此脱胎而来。当年倪尔生他们生活的桃花仑区域现在已经变成了益阳市的核心商业区。

2017年，由达芬・霍博拉腾撰写，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照耀桃花仑――一个挪威家庭的中国情》（Northern Lights at Peach Flower Hill）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和北欧中心首发。书名中的“北极光”源自于倪尔生出生的城市——特罗姆斯郡的瑟雷萨市，这个典型的北极地区能在晴朗的夜空中看到神奇的北极光。而“桃花仑”，则是指资江边上的桃花仑地方。霍博拉腾结合家庭日记、回忆录以及相关档案资料，生动地讲述了一个挪威家庭与中国、与益阳、与复旦的世纪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