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  — 1970

邵镜川

宣道会在华中地区首位接受按立的华人牧师;武昌圣经学院院长;中华基督教宣道会华中区主席。

邵镜川(Shao Jingchuan)于1881年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县双桥坪邵家庙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基督徒。邵镜川年少时入私塾读书,十余岁就辍学到常德城内当学徒,学习制作毛笔的手艺。出徒后,他成为为店员,常有机会到省内外各地经商。这期间他常到附近宣道会教会听道,于民国初年决志信主,成为宣道会在湖南最早的信徒之一。由于他热心学道,且为人诚实,史杜华牧师(Rev. Stewart)认为他是可造之材,就推荐他到武昌宣道会圣经学校接受造就,于1914年毕业。然后奉差遣到湖南汉寿,与西教士丘小姐(Miss Minie Hilty)同工,开荒佈道,建立教会。不久他自己出资兴建汉寿教会礼拜堂。由于他忠心事奉主,热心传道,身体力行,因此汉寿教会发展迅速,成为宣道会在华最兴旺的教会之一。1920年,邵镜川被按立为牧师,成为宣道会在华中地区接受按立的首位华人牧师。随后他奉调到湖北武昌主持圣经学院,既任院长,又当教师,治学严谨认真,专心为教会培养人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武汉沦陷期间,他仍坚持办学。其圣经学院先后为各地宣道会培养了近百名人才,成为华中、川黔等地区福音事业的中坚力量。

1936年,邵镜川被选为中华基督教宣道会华中区委办长(即主席),负责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省,以及上海市的教会工作。1938-1941年间,抗日战争处于危急阶段,各省教会几乎全部处在日本侵佔的沦陷区内。邵镜川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往返于大后方和沦陷区之间,坚固同工与信徒的信心,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他的辛勤奔波劳碌之下,宣道会教会在长江流域各宗派教会之中,是最为稳定、信徒失散最少的。

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差会的经济支持几乎断绝,各省教会的处境更为艰难。即便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振兴教会,培养青年传道人,邵镜川仍克服重重阻力,坚持把圣经学院迁往汉寿县,恢复办学。消息传出后,随即有近二十名青年基督徒入学。此后三年期间,虽日军多次进犯洞庭湖地区,并发生了闻名中外的“常德大会战”。虽然圣经学院的师生,多次被迫逃难,辗转流亡,但圣经学校的师生们仍然坚持学习,直到日本侵略者佔领整个洞庭湖地区,并长驱直入广西、贵州,学院才被迫停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举国欢腾。邵镜川立刻回到常德城内,开始教会的重建和恢复工作。抗战期间,常德教会的西差会住宅及女子学校等均被夷为平地,礼拜堂虽幸免于难,但后面的房舍却被炸毁。邵镜川在恢复信徒的聚会的同时,亦重新修建各处房舍,使遭受最严重破坏的常德教会很快便恢复生机。

1946年,邵镜川赴香港参加恢复宣道会在华工作的会议。积数十年的经验,他深知传道人的培养,是兴旺福音事工的重要基础。况且抗战胜利后,教会百废待兴,人才需要是当务之急,因此他在会上力主恢复武昌圣经学院,获得一致通过。1947年,他着手筹备圣经学院夏季课程,当即有苏、皖、湘、鄂等省数十位青年报名入学,献身于传道事工。当时在学院任教的有沙毅牧师(宣道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樊希光牧师和谷贤民牧师等。

1949年,邵牧师被公推为全国宣道会执行委办会成员之一。1949年5月,武汉市解放。在新政权下,圣经学校照常开课培训传道人。但到1952年,形势发展对教会愈加不利。由于中美交恶,差会经济来源中断,在中国的宣教活动也受到限制。局势所迫,圣经学院终告停办。这所圣经学院在邵镜川主持下前后历三十年之久,功绩卓著,为宣道会教会培养了不少宣教人才。

1952年之后,教会活动虽然继续进行,但却困难重重,步履维艰。1957年“反右运动”后,教牧人员屡遭批判,许多人被判监禁或劳动改造,教会的房产被没收、佔用或拆毁。在这种情况下,邵镜川被迫离开原来居住的粮道街教会,寄住在幼女家,靠子女的接济生活。但他仍旧持守信仰,保持一个主的僕人的忠心与节操。1964年9月,邵镜川突患脑溢血,中风失语,此后瘫痪卧床达六年之久,最后于1970年5月归回天家,在世享年89岁。邵镜川牧师虽然离开人世,但他对主的忠心,对教会和神学事业的贡献,以及他高尚的品德和终生不渝的信仰,为后人所记念。

资料来源

  • 罗腓力编著,《宣道与中华——宣道会早期在华宣教史略》,1997年。

关于作者

李亚丁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