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约瑟

一、早年背景

1831年5月21日，施约瑟（Samuel Issac Joseph Schereschewsky）出生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立陶宛小镇陶罗根（Tauroggen）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亲皆为敬虔的犹太人。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能够成为拉比，故在施约瑟15岁那年，特意送他进入支托米尔拉比学院（Rabbinical School of Zhitomir）接受严格的犹太教教育。那时，有些伦敦犹太人传道会（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st the Jews）的传教士正在当地宣教，向犹太人派发希伯来文新约圣经。施约瑟从一位同学手中得到一本，细心阅读之后，始信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中所应许的、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

1852 年，施约瑟离开修读四年之久的拉比学院，转往德国，进入布雷斯劳大学（Breslau University）攻读东方语言课程，在那裡他接触到希伯来基督教（Hebrew Christianity），并结识了不少从犹太教改宗基督教信仰的犹太人（Hebrew Christians），而且布雷斯劳大学神学系的希伯来文讲师纽曼（Henricus Christophilus Neumann）就是一个犹太人基督徒。在他们的影响下，施约瑟对基督教信仰有了更深的认识。

1854年6月，施约瑟移民美国纽约，做装运工作。经人介绍，他结识了专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长老会牧师尼安德（John Neander），并通过他认识许多已经信主的犹太人朋友。他们都非常关心施约瑟灵命的需要，经常和他一起查考圣经，帮助他明白基督教真理。次年4月，施约瑟应邀参加一个犹太人基督徒的逾越节纪念聚会，在同守逾越节晚餐时，他心被恩感，决志信主。他的“头慢慢垂下，双手掩面。…… 他的每一个神情都像一个心绪被深深地搅动着的人一样。然后，他的嘴裡念念有词，默默的祈祷。最后，他抬起头来，以激动的声音说：‘我不能再否认我的主了！从今以后，我要忠心地跟随祂，至死不渝’。”

1855年，施约瑟接受浸礼归主，加入纽约浸信会。之后不久，他转而参加了长老会的聚会。同年12月，施约瑟获得纽约长老会教育委员会助学金，进入纽约州的长老宗西方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llegheny City, New York）学习。毕业后向长老会差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申请赴海外宣教，未获批准。遂转往纽约市的圣公会总神学院（Episcopal 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继续深造。1859年，施约瑟如愿以偿，成为美国圣公会的海外传教士。当时有一位神学院教授很不理解他为何要选择前往中国，施约瑟如此表白自己的决心和抱负：“我一定要前往中国，因为我要把圣经翻译成中文。”

1859年7月7日 ，施约瑟在纽约的圣乔治教堂（St. George’s Church）被按立为会吏（Deacon），按立他的是美国圣公会派驻中国的差传主教文惠廉（William J. Boone）。一周后，施约瑟即与文惠廉一道，乘坐“金科玉律号”（Golden Rule）货船前往中国，时年28岁。

二、入华初期

1859年12月，施约瑟抵达美国圣公会总部所在地上海，开始刻苦学习中文、上海方言和文言文。他说：“……与其说我要学会中文，不如说我要掌握多种中国语文。因为一个渴望能够熟习中文的人，必须研习至少两、三种独特的中国语文：第一种是他所居之的地的人所说的方言；第二种是全中国的官员，以及很多省份的人都使用的官话；第三种是中国知识分子们所使用的文言文。”八个月后，施约瑟即用中文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含有关于中文学习的一些独到见解。他在结论中说：所有西方传教士至少应该花上十八个月的时间密集学习中国话后，才能开始讲道。因为中国人“对语言的挑剔”的程度比其他民族更甚，他们对只会讲“几句破句子”就想传道的外国人，是极为不屑一顾的。

施约瑟在上海生活了大约三年，除了一般的宣道工作外，他全力学习各种语言，但他力主要学好官话。在1859 年时，北方还没有对外国人开放，西方传教士只能在香港、澳门和五个通商口岸活动，因此大部份传教士都只学习当地方言，很少人想到要学北方的方言。但施约瑟看到官话是全中国的官员、商人和文人之间的语言，因此学官话是必须的。此外因为如果不懂得中国的文史典籍，根本就无法明白中国人的思想，更无法与士大夫们沟通。只有学会中国古文，才能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灵和精神层面的东西。正如使徒保罗一样，他对犹太人说话，就作一名犹太人；对着希腊人，就作希腊人。那麽传教士也须一样，应该在向中国人讲道时，像是一个中国人。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著名汉学家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如此描述施约瑟说：“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他刚刚抵达中国之后。当时他住在上海的一所教堂里，他已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寓所。他每天日以继夜地阅读一本名为《三国演义》的古书。就是藉着不间断的研读，他在对这本中国巨著的认识上建立了稳固的根基。”

仅仅几年时间，施约瑟就能熟练地使用上海话、北京官话和文言文等交流、书写。以至于丁韪良如此评价说：“当日说国语而能将其成语应用自如的，没有别的人可以与他相比。”1860年10月，施约瑟被按立为圣公会的会长（Presbyter）。

三、北京十二载

当第二次中英战争结束，《北京条约》签订后，北京始向外国人开放。施约瑟不失时机地向美国圣公会差会（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Mission）请求前往北京，获准。此后他在北京居留12年之久（1862-1874）。若以宣教而论，他并无多少成就，入京九年后，他仅为三个中国人施洗。不知他是否因此发现自己没有布道家的口才，而转从文字宣教和译经的。

施约瑟在北京期间，除了宣教之外，他还主导了北京官话译本圣经和《公祷书》的翻译工作。1864年，施约瑟与美国资深传教士丁韪良、伦敦会的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后来成为香港圣公会维多利亚主教的包约翰（John S. Burdon），以及被誉为“不论在品性、德行、修养上都堪作传教士模范”的白汉理（Henry Blodget）等五人组成了北京译经委员会（The Peking Translation Committee），着手将圣经翻译成北京官话。当时流通的圣经译本，多是文言文译本（如“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 ）和方言译本（如广东话、宁波话等译本）。该委员会计划先翻译新约圣经，但很快他们觉得，让具有犹太背景，精通希伯来文的施约瑟专注于旧约圣经的翻译，当是最好的分工。于是他们请施约瑟主要负责旧约的翻译工作。施约瑟视此为上帝所赋予他的神圣使命，曾如此记道：“他们（其他译者）告诉我，将旧约译成人口最多的帝国鲜活的语言是特别交付给我的责任，直到这项工作完成为止。我将此视之为我在这个国家的特殊召命，…… 靠着上帝的帮助，我……将会对在华的传教事业作出莫大的贡献。”

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新约圣经北京官话译本于在1872年译竣出版。这是继1854年《南京官话译本》之后的又一部官话版新约圣经。外界对该译本给予高度的肯定，传教士惠志道（John Wherry）如此评价说：“新的官话新约译本差不多在帝国的一半地区取代了文言译本，在家庭、教堂、街头布道所和教会的主日崇拜中通行，并且从那时开始就站稳了脚跟。……这译本对华北地区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其意义就像威克里夫译本与路德译本之于英国人和德国人一样。译本的文笔简洁有力，清晰明了，虽浅白却不流于俗气，虽庄重敬虔却不舞文弄墨。”

北京官话新约译本问世后，施约瑟随即着手进行旧约的翻译工作。事实上，这项工作是他应翻译委员会的邀请，独立翻译完成的。施约瑟觉得没有其他人会比他更适合承担这项任务。他说：“我或许可以表明，我的希伯来文知识赋予我资格，大概比现今在中国的任何传教士更适合着手进行这项工作。由于我生来是犹太人，并且在早年得以接受良好的犹太教育，使我对希伯来文比任何其他语言更为熟悉。至于我的中文水平，我希望我能拥有不下于大多数传教士的中文知识。”施约瑟此言不虚，当时的传教士对他的自我评估绝无异议。

在他全力以赴地努力之下，1874年12月，在美国圣经公会的资助下，施约瑟的旧约官话译本出版了。1878年，该译本和早前的新约译本合并成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作为英、美两国传教士和圣经公会共同合作的成果出版。该版本同样受到高度赞扬和欢迎，甚至比当初马礼逊的《神天圣书》译本更受重视。美国圣经公会的驻华代表海格思（John Hykes）就以“译经王子”（Prince of Bible translators）之称，大英圣书公会的出版物以“世界最伟大的圣经翻译者之一”，来赞誉施约瑟的非凡能力与卓越成就。

在北京期间，施约瑟还完成了他自己的终身大事。1868年，37岁的施约瑟与英国女传教士苏珊•沃玲（Susan M. Waring）喜结连理，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四、创办圣约翰书院

1875年，施约瑟计划在上海筹建一所高等院校。当时许多在华传教士着重于宣道，所办学校只有中小学。施约瑟此举可谓超前之举，为此施约瑟携妻室于1875年同回美国，为筹建学院募款。

1877年10月31日，施约瑟在纽约曼哈顿的恩典堂（Grace Church）被祝圣为圣公会上海传教区的主教（Missionary Bishop of Shanghai）。1878 年7月，在返回上海途中，他顺道以上海主教身份，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普世圣公宗蓝柏会议（Lambeth Conference）。

回到上海后，施约瑟将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组建成圣约翰书院（St. John’s College）。1879年，施约瑟看中西郊苏州河转弯处的一块面积84亩的土地，便从这块土地的拥有者英国商人、兆丰洋行（H. Fogg ＆ Co.）大班福格（H. Fogg）手中买下。1879年4月复活节的次日，举行了学校的奠基仪式；同年9月，圣约翰书院开学，有10名老师（美籍华籍各半），及62名学生，用国语和上海方言授课，学习西学、国学和神学。书院共设六年课程，分为预科班、神学院和专上学院。施约瑟出任院长兼国文部主任，并且以私人藏书在院内开办了图书馆。不久施约瑟又创办了圣玛利亚书院（女中），任命中国人黄素娥为校长。黄素娥是圣公会首任中国牧师黄光彩之女。

1881年夏天，施约瑟去武汉视察教务。8月12日，由于当地天气极为炎热，施约瑟严重中暑，发高烧、痉挛，乃至不省人事。数日后，他终于退烧，醒了过来。8月23日，在夫人陪伴下乘船回上海休养。自此，他四肢行动不便，连说话也受到影响。日后，施约瑟夫人忆及此事时说：“虽然他已经差不多完全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但这样的一句话，却经常挂在他的嘴边：‘我一定要活下去，因为我还未完成翻译圣经的工作’。”

由于康复缓慢，施约瑟和家人最后决定前往欧洲就医。1882 年3月，举家乘船前往法国。自此，他有13年不在中国。他先在瑞士居住了4年，之后有5年分别在美国费城、纽约州北部及新罕布什尔州居住，最后在麻省剑桥镇住了4年。他于1883 年辞去圣公会主教和圣约翰书院院长等职，小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 Jr.）接任院长职务直到1886年卜舫济（F. L. Hawks Pott）执掌院务为止。为纪念施约瑟创校之功，1894年，圣约翰书院特建一座四合院式两层楼房，名为“怀施堂”，即今日华东政法学院校园内的“韬奋楼”。

五、“二指版圣经”

坚定的基督信仰与犹太传统，加之夫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施约瑟坚持了下来。虽然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法而不见果效，但他的精神和情绪却渐渐稳定下来，也慢慢重拾起昔日活跃的思想以及对译经的热忱。令人惊讶的是，他以如此患病之躯，竟从1887年夏天开始着手修订其官话新旧约圣经，同时又开始将圣经翻译成浅文言，即“施约瑟浅文理译本”的工作。他深信上帝赋予他在圣经翻译事工上的恩赐与使命，即使找不到适当的中文抄写员可以协助，他依旧一面修订《官话新旧约圣经》，一面靠每只手上尚能活动的一根手指，在打字机上以罗马拼音逐字译出浅文理的新旧约全书。有时候，当这两根手指也无法动弹时，他就以手握拳夹着一支小棍子，在其打字机上，逐字逐句地敲打出来。起初他每天工作五至六小时，后来增至八至九小时。他的儿子回忆道：（父亲有）“巨大的专注力，逐件事情去做，直至完成为止，没有什么事可以令他分心──（简直是）忘却万事 …… 。”就这样历时八年，施约瑟在1888年完成了官话新旧约圣经的修订；1894年完成了新约圣经的浅文理译本。施约瑟称这译本为“浅文理二指版圣经”，因为大部分译文是他用两根指头敲打出来的。施约瑟当时激动地说：“我不是以教会传教士的身份去承担这职事，我感觉到上帝的呼召，并且是祂特别地预备我去完成这工作。……我把这译本视为我宣教事业中最重要的成就。”

1894年12月，施约瑟写信给差会，要求批准他重新回到中国工作。为了说服差会，他动情地说：“有关我的健康状况，在过去七年来，我每天都能够工作八到九个小时。我相信靠着上帝的帮助，我回到中国后同样可以这样工作。……如果我再不回去，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会完全落空，我也要面对难以承受的打击。……我可以向差会保证，如果我有机会回去，我将会在中国工作直到我离世为止。让我能够在一块我已献身的土地上工作至死，是我毕生的荣幸。”

最后，差会批准了他的请求。1895 年9月，64岁的施约瑟在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下，带着那用罗马拼音打出来的浅文理译本和修订官话译本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在他的指导下，其中国助手、毕业于中国登州长老会学校的莲英煌用了两年的时间将文稿从罗马字母转换抄写成汉字。在美国圣经公会的海格思的建议下，他们于1897年移居日本东京，因为那里的圣经印刷比当时中国的来得便宜，也更有效率。最后，他的官话旧约圣经和浅文理新旧约全书分别于 1899 年和 1902 年在东京印行，名为《施约瑟浅文理译本》。在《官话和合译本》出版前约二十年间，它是通行最广、最受中国信徒欢迎的译本。

六、一代译经伟人

然而，施约瑟仍心愿未了。1903年，他又开始了新的计划：编订官话和浅文理译本串珠注释版圣经；完成统一两个译本的用词译法；并修订官话新约译本。但就在他差不多完成这几项计划之前，他行完了世上的路程。施约瑟一直工作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1906年10月14日清晨，施约瑟的主治医生丢斯勒（Rudolf B. Teusler）已经发现施约瑟的情况不妙，担心他活不过24小时。当麦坚主教（Bishop Mckim）赶到施约瑟住所时，还以为丢斯勒医生诊断错误，因为他看见施约瑟如常坐在轮椅上，为他的《浅文理译本》进行编写串珠经文的工作。然而就在翌日早上的10点零五分，施约瑟安详地离开了世界，终年75岁。只可惜在有生之年他没能见到中文浅文理串珠圣经出版，这本圣经最终在1910年，由他的中国助手莲英煌协助完成。

施约瑟把一生中的32年，全部倾注在圣经的翻译上，在中文圣经翻译的经历比任何人都多。在施约瑟身上，犹太人和基督徒这两个身份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他译经生涯的宝贵资产。而且他继美国之后，选择中国成为他第二个自我归化的国度，尽其大半生的心力，钻研中国语言和文化，最后贡献给中国一本官话旧约圣经译本。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二十多年时间是在身体瘫痪，仅有两个手指能够动弹的情况下，从事译经工作的。他曾说：“我已经瘫在这椅子上超过二十几年了。刚开始这对我而言，很难接受；但上帝比谁都知道，祂把我放在一个最适合我的地方。”他这样不断面对生命中许多极大的挑战，却仍能续坚持，其毅力非凡人所能及，更赢得了他的传教士同工和后来的历史学者对他的最崇高的敬意。

在美国圣公会为施约瑟撰写的传记中，对他一生的事奉有如下的评价：“作为一位从事圣经翻译工作的人，他在译经方面的影响，比他作为一位主教的影响来的深远。中国的基督徒将会存着感谢上帝的心，永不遗忘这位被上帝从软弱变为刚强的伟大学者——他已经适当地和正确地为圣经的中文翻译工作奠定下基础。”美国圣公会代表史蒂芬牧师（William Bacon Stevens）在其悼文中也如此说：“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所达至的最伟大的成就，当拿来与施约瑟主教所作的相比时，都会变得渺小，……因为他使圣经用中文来向人说话，把福音传遍了半个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