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石

一、出身及少年时期（1900-1915）

徐松石，原名徐振凡，祖籍广西容县，1900年出生于广州。他自称“属客家族。远代祖先，世居广东蕉岭县”。清康熙十二年(1673)，新兴徐氏族人的一支，落籍于广西容县，为容县徐氏始祖，传至徐松石为第十世。徐松石的父亲徐玉其是清代秀才，曾留学日本；壮年时办学、著书、经商，倡导实业救国。母亲甘淑慈，祖籍亦系广西容县。徐松石幼年及少年时期，先后在家乡容县和香港读书。他自幼受父亲严格教导，学习中文；年少时便已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古籍，“幼读儒书，稍长兼爱释老之学。” 在信仰方面，由于其家人只有拜祖先的习惯，别无其它信仰，且有“重视国粹，轻视外来风化”的倾向，故此一家人与基督教绝缘[3]，他也不例外。直到入读上海沪江大学之后，徐松石才接触到基督教。

二、上海时期（1915-1957）

沪江大学期间（1915-1922）：1915年，徐松石15岁时，只身从香港赴上海求学，次年考入沪江大学预科，并于1918年升入沪江大学本科，就读于社会教育系。沪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1906年由美南浸信会华中差会和美北浸信会华东差会共同创办，最初名为上海浸会大学，设大学、神学院两部，1914年更名为沪江大学。

在沪江大学求学期间，徐松石与基督信仰有了接触。1918年秋升入本科后，他对于基督教之福音，渐渐发生兴趣。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来华宣教士大量增加，徐松石便有了更多听道的机会。在一次艾迪博士（G. Sherwood Eddy）的布道会中，徐松石深受感动，决心归信基督，时年19岁。不久后，于1919年4月12日，徐松石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接受救恩之后，他决定将自己作为活祭，全心奉献给主。他在攻读社会教育专业的同时，亦兼修沪江大学神学院之神学课程，生活忙碌却愉快得很。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徐松石受新文化运动之影响，时常应用西学析解中国的社会现象，写成多篇文章发表在基督教杂志上。才华初绽，被誉为“沪江三才子”之一。除写作文章外，他亦从事翻译及著述。1920年，徐松石翻译了《儿童德育训练法》一书；1921年他参考、吸收西方近代教育原理，写成首部学术专著《新教育理论》，由上海广协书局出版发行，流通颇广。1921-1922年间，徐松石被大学推举为上海学生会书记和校刊《天籁》的中文总编。

出版社期间（1922-1927）：1922年，徐松石从沪江大学毕业。毕业前一年，他已被当时的沪江校长魏馥兰博士（Dr. F. J. White)推荐给威林士牧师（Dr. J. T. Williams），后者正计划在沪设立美华浸信会印书局（即后来的浸信会出版社）上海编辑部。于是，1922年7月徐松石毕业后，便受聘为该书局上海编辑部主任，负责编写浸信会少年团季本及主日学师范课程。1924年，徐松石出版了《家庭教育与儿童》一书，探讨幼儿教育理论。该书于1931年和1936年两度再版，在学界影响颇巨。其后，他又翻译了《实用儿童教育学》，作为主日学合会师范课本。同时，他还编译了许多圣诗，在教会中流传甚广。这一时期，徐松石的学术研究方向主要在基础教育。

在服务美华浸信会印书局的五年中，徐松石经历了人生中颇为重要的几件事。其一，1923年，他参与了全国第一个基督教文社的组建会议；其二，1924年，由港粤名牧刘粤声牧师证婚，徐松石与郭琪芬女士结为夫妇；其三，受“非基督教运动”和“北伐运动”的影响，许多西方宣教士退居二线，让出行政大权，只担任顾问或辅导角色，如此便需要华人起来担当领导及行政职务。徐松石于1926年被按立为上海广东浸信会执事，其后经常在此教会及其它教会讲道，并兼任主日学及少年团契指导员的职务。

女子中学校长期间（1927-1952） 1927年秋，徐松石辞去出版社职务，在短暂代理某公立中学校长之后，出任沪江大学所属的上海崇德女子中学校长一职。他在此职位上工作25年之久。在此期间，徐松石的社会职务颇多，除了担任崇德女子中学校长一职外，还兼任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华东大学教授职务；同时亦担任上海基督教中学联谊会主席,华东基督教教育会会长,并在张亦镜先生去世后，一度兼任上海浸信会《真光》杂志总编辑等职。

与此同时，徐松石在学术上也颇有建树。大约在20年代中期，他的学术方向有了一次转变——从基础教育转入对民族历史的研究，从而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地位。他累计著有多部研究民族历史的学术著作，成为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研究岭南民族历史文化的著名先驱。1934年，其著作《耶稣眼中的中华民族》出版发行；1938年，《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后被译成日文；1948年，他又完成《中华民族眼中的耶稣》一书的写作。该书是比较宗教学之力著，帮助读者了解基督教的教训与中国宗教及哲学思想的关连，并可在基督教的教训中引用中国宗教的术语[7]。

在这一时期内，徐松石亦忠心服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1929年6月，他应邀列席参加有关建立本色化教会的讨论。此讨论是由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主席诚静怡牧师倡导的，以推动中国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一方面鼓励中国教会要多负责任，一方面要使基督教配合中国的文化背景[8]。

1935年，徐松石参与美南浸信会差会将教会产业移交华人自理的过程[9]。抗日战争时期，徐松石被按立为上海浸信会牧师圣职。牧会期间，他心系群羊，殷勤做工。同时，他与另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校长一起,带着耶稣基督的爱与怜悯，积极开展教会学校对抗战时期难民的救助事工。虽然自身也处于战争的危险处境中，但仍不忘伸手救济难民。

徐松石牧师除牧养教会、开展慈善救助外，也满怀布道热忱，在1935-1940年间，他利用暑假，前往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布道，将福音带到少数民族同胞中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徐松石于1947年飞往台湾，作短期的宣教之旅，在台北为8位决志归主的弟兄姐妹施行了浸礼。

1949年之后，时局变动，教会处境日趋艰难。1952年，徐松石牧师卸任崇德中学校长一职。此后一连5年,因为社会环境已不允许，徐松石只能“杜门修养，除自由传道外，暇日辄潜心于著述工作。[10]”

三、香港时期（1957-1975）

1957年3月，徐松石获准赴香港定居，便潸然泪别上海南下。两个月后，其妻也获准离沪赴港。

在港十八载，徐松石继续在牧会、出版和民族学研究等方面大步发展。教会方面，他于1960年任职尖沙咀浸信会主任牧师，直至1975年离港，影响很大。除了本教会的侍奉外，他还担任亚洲浸信会神学研究院董事，常常应邀赴东南亚各地教会培灵讲道。此外，他还兼任香港浸信会出版社编辑、总干事；亚洲浸信会出版社社长，以及香港浸信会联会董事、副主席、书报部部长、主日学夏令营和各种研讨会讲员，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出版部顾问等职务。 在港期间，徐松石的著作颇丰，仅由浸信会出版社出版的就有五十余部，其中代表性作品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日本民族的渊源》、《东南亚民族中国血缘》、《百粤雄风，岭南铜鼓》和《华人发现美洲考》等著作。此外，他还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如《匈奴蒙古民族考》等公开发表。 1963年，徐松石加入浸信会出版社出版的灵修季刊《天粮月刊》之编撰工作。1970-1975年，徐松石出任浸信会出版社社长；1975年从出版社退休后，尖沙咀浸信会仍請徐松石担任长老职分。

四、美国时期（1975-1999）

1975年,徐松石移居美国旧金山市。到美国后,他应邀成为旧金山自立浸信会顾问牧师,继续服事海外华人教会。至此，徐松石已经侍奉主半生之久。因着他丰富的灵命，常常被邀请到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城市教会为主证道，供应群羊的需要。同时在多人鼓励和支持下，他也继续从事着文字事奉。 1999年6月14日,徐松石——这位世纪老人在美国服事华人教会近25年后，在神的恩典中，如圣经所言，为基督打完美好的仗，跑完当跑的道路，守住所信之道，安祥地回归天家。

五、徐松石神学思想的演变

徐松石的神学思想演变主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接受儒释道，到全面否定儒释道，以及全面肯定西方文明和基督信仰。徐松石童、少年时期接受的是传统的儒释道三教思想；进入沪江大学之后，因接触到西方文明，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一方面全盘否定儒释道和一切宗教价值，另一方面全面肯定西方物质和科技文明，最终皈信基督教信仰。这种全面性的否定和肯定，与他自小培养的民族意识，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关注，有着密切关系[11]。对他来说，哪一种思想能够发挥“复兴民族”的功能，便成为他看重的思想，“科技复兴国运”是他救国的心愿，也是他投考大学的目的[12]。

第二阶段，赴美国留学后，从绝对的否定和肯定，转变为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寻找对话的空间。1929-1930年间，徐松石赴美国田纳西州的Peabody学院修读教育学硕士课程。这次留学，可说开启了他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个议题的思考，在其著作《基督眼里的中华民族》中他写道：“迨后负笈西瀛，一方面感觉到列邦物质文明的流弊，一方面体察西洋民族真正立国精神所在，同时，反而证诸中国的固有文化，复从圣经教训和本人经验，加以审慎考察，于是思想又渐摇动。考虑愈深，越觉中国儒道的恢宏瑰丽，而且愈信孔道对于中国将来的出路很有关系；但无论如何，基督教总是最重要的。[13]”所以，在30至40年代，徐松石致力于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试图建议一个以神为基础，辅以儒释道的人生观，来寻找“中国将来的出路”，以期待“复兴民族”。这是他对本土文化和宗教最为开放的时期。

第三阶段，到香港之后，从开放转向基要主义。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以及环境的变迁，徐松石对自己所倡导的中国神学“本土化”萌发新的理念，开始力图将一种跌入人本主义陷阱的中国神学“本土化”历程，重新引入神本主义的轨道[14]。因此，他认为自己“愚昧薄弱，过去的日子，亏欠主的地方很多。”他发觉：“今日的问题，绝对不是中国固有的文化，是否能够容纳基督教。更加不是基督教能否屈就，或配合中国固有的文明。问题的症结或重心，在于今日传扬中国的基督教，是否出于耶和华神，而与耶稣基督的启示相合。”在此刻徐松石心中，主耶稣基督胜过一切的武备、物质进步、爱国心和新民族道德，而成为中国最大的需要[15]。其神学思想由开放转向了基要主义，一直到最后离世。

徐松石自决志归主以后，忠心服事主的教会近八十载，是二十世纪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牧者和学者。他的佳美脚踪遍及中国大陆、港台、南亚和美国，所到之处，都带来神的恩典与能力，为主辨明真道，使人听信福音。徐松石的一生不仅堪称民族历史研究领域中的翘楚，更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忠心良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