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裨理

基督教首批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前后在华宣教共七年，成为闽南基督教宣教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亦深深影响了徐继畲《瀛环志略》的写作与出版。

一、早年背景

雅裨理（David Abeel）祖籍荷兰阿姆斯特丹，于1804年6月12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新布伦斯维克城(New Brunswick，New Jersy)，其父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名海军军官。雅裨理年少时原想报考美国西点军校，但后来改变志向，转而学医。17岁时，雅裨理受洗加入教会，1823年毕业于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因立志献身宣教事业，遂进入新布伦斯维克神学院（New Brunswick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读神学。1826年4月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按立为美国归正宗教会牧师，并在纽约雅典城（Athens, New York）的一所教堂开始其事奉生涯。后曾一度因病去西印度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 West Indies)休养（1828-29），此后肺、心等病困扰其终生。

二、首次来华与南洋宣教

1829年，养病归来的雅裨理立志到远东宣教，由于美国归正宗教会尚未组织海外差会，雅裨理只好加入美国海员之友传道会 (Ameri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 。在美国商人奥利芬（D. W. C. Olyphant）的资助下，1829年10月14日，雅裨理和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一起，从纽约登船前往中国。经过135天的航程，他们于1830年2月25日抵达广州，成为美国第一批来华传教士。他们受到首位来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热诚欢迎与接待，并介绍首位华人传道人梁发给他们，予以协助。雅裨理随后在广州担任美国海员随军牧师一年，同时学习汉语、马来语和暹罗语。

1831年，雅裨理转为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传教士，赴爪哇巴达维亚城(Batavia,今日之雅加达)，受到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牧师(Walter Henry Medhurt)的接待与帮助。他与麦都思同工一段时间，并随麦氏学习华文及闽南方言,以利在南洋华人中间宣教。此间他访问了那里的荷兰归正宗教会（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es），不久与汤雅各牧师(Jacob Tomlin)乘坐帆船，先后在南洋沿岸、新加坡、马六甲和曼谷等地拓展宣教事工,以派发福音书册和医药等方式接触华人。

因受疾病困扰，身体渐弱，雅裨理不得不于1833年５月返回美国。途经英国、法国、德国、瑞士与荷兰等地参访教会，并发表演讲，鼓励这些国家的年轻人到东方宣教。同时他也向广大听众生动地介绍了中国和印度妇女的情况，强调单身女传教士的需要，激起英美妇女对宣教事工的兴趣。在其促动下，1837年英国教会成立了“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雅裨理于1834年返抵纽约，成为首位自东方回国的传教士，深受各地教会欢迎。1835至1838年间，他致力于推动美国荷兰归正宗的海外宣教事业，应邀前往各地神学院、教会、妇女团体演说, 报道亚洲和中国的情况，引起大家对宣教的热忱。为未来的宣教需要，他还进一步进修了医学，同时到处募款为再度来华做准备。在此期间，雅裨理将过去几年在中国和南洋诸国的见闻撰写成书，名为《旅居中国及其邻国纪事，1830-1834》，于1834年出版。

三、再度来华与闽南宣教

雅裨理虽有意尽快重赴中国宣教,但因健康所阻,直到1838年10月17日才得与应任澳门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校长的布朗牧师(Samuel Brown)一起，再度赴华。他们于翌年２月20日到达澳门，适逢朝廷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实行禁烟，雅裨理只好与裨治文、伯驾医生(Peter Parker)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美国教士留居澳门,伺机而动。

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1843年11月2日，厦门作为五口城市之一对外开放，成为继广州之后，基督教得以传入的第二座城市。1842年2月2日，雅裨理与美国圣公会文惠廉牧师(William Boone)夫妇乘船沿江北上，于24日抵达厦门鼓浪屿，成为最早进入厦门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们在海边租了两间简陋的小房子（现编中华路23号），建立布道所。雅裨理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房子）“既没有门，也没有窗户，并且没有一间的地板是完好的……。” 不久文惠廉转往福州，雅裨理则坚持在鼓浪屿、厦门和同安等地布道。由于雅裨理会讲闽南话，因此其讲道颇受欢迎。这年3月，雅裨理渡海到厦门，向驻守厦门的中国官员散发译成汉语的福音书册。不久，美国医生甘明（William H. Cumming）到达厦门，与雅裨理同工，为厦门百姓看病施药。在雅裨理1842年写给美国差会的信中报告说，主日听道的已接近50人，而且看病的人很多，多得每一天都看不完前来就诊的所有病人。1842年11月，又有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合文牧师（James C. Hepburn）来到厦门，协助他们工作，但他不久转往日本，后来成为日本假名拉丁化的首创人。

1843年12月，雅裨理在鼓浪屿宣道时，曾遇见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前来听道的中年男子要求与他单独密谈。交谈中，这名男子自称为明朝皇室后裔，希望通过雅裨理与外国人的关系，向英国借兵，帮助他“反清复明”。雅裨理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事后在日记中记道：“他所持有的观点，和我们的仁慈观点完全相反，这样的援助连一点点的念头都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到中国来，是要宣扬和平与教导得救的道路。”

1844年1月，雅裨理和甘明等传教士在厦门寮仔后购置两座房子，一座为礼拜堂，一座为药房，后在附近又租了一间房屋，作为医院。他们都是免费为百姓看病施药，雅裨理给阿尔巴尼(Albany)第一归正教会的信上写道：“免费医病给社会各阶层的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一年内看了五千病人，人的身体得到医治，心就开了。人们看到外国人，也有出于无私的动机来的，并不都是为了自己利益而来的。人们把我们当成朋友，并准备好要来聆听那救治灵魂的真理。”1844年4月22日，美国归正宗教会的多蒂（Elihu Doty）和波罗满（William John Pohlman）两位牧师从婆罗洲来到厦门，加强厦门的宣教工作。同年夏天，新泽西州若歌学院(Rutger’s College)向雅裨理颁赠了荣誉神学博士学位,以褒扬他在中国宣教的成就。

雅裨理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使厦门成为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播的基地，故此雅裨理可称为闽南教会的开创者与奠基者。1849年2月11日，美国归正教会新街礼拜堂落成，这是基督教在中国建造的第一座教堂，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圣堂”。这座教堂历尽沧桑，至今仍然矗立在厦门最繁华的中山路附近。从雅裨理开始，美国归正教会在中国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宣教事业，期间先后有154位男女传教士到厦门，展开了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地区的宣教，直到最后一位传教士胡天赐于1951年离开中国。

四、与徐继畲及《瀛环志略》之关系

1843年11月7日，福建布政使、福建通商事务督办徐继畲来到厦门。1844年１月，徐继畲与英领事记里布(Gribble Henry)商讨外国人在厦门活动的范围之事。因雅裨理通晓华文和闽南方言,故被邀请充当徐继畲与记里布的传译。据《雅裨理的生平》一书记载，当时雅裨理看出中国政府所关心的只是要尽其可能限制外国人的行动，但并无意冒险去引起彼此间的恶感，因此他极力争辩，要求不限制传教士的行动，并获得良好的结果。徐继畲询问雅裨理许多关于地理上的问题，雅裨理极尽所能的答复他，并拿出一幅地图详细对他解说，同时也送他一本《圣经》，把传福音给他，希望“由圣灵为向导，能够把中国人引上一条正直的人生旅途”。这是双方多次会晤的第一次。徐继畲对于地理和历史的兴趣，不只是好奇而已。藉着雅裨理的帮助，他自己也绘制了几幅地图。他留心注意那些关于法国、英国、美国和俄国等国的情况。雅裨理因着他那无拘无束和友好的态度而渐渐对他发生好感，虽然他对那位钦差的关心地上国度多于关心天上国度的真理不免感觉到失望。

同年1-5月,徐继畲在厦巡视期间，几次会见雅裨理，详细探询有关世界各地的情况，雅裨理欣然为徐提供了许多与世界历史地理有关的统计资料，向他讲解西方地图，帮助他复制用中文标注的外国地图。雅裨理日后记述了有关徐继畲虚心求教的情况：“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显而易见，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要远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几次会晤使徐继畲眼界大开，他从雅裨理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文化和政治知识，为他编写《瀛环志略》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也促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放眼看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雅裨理也在日记中写道：“我多次见到布政使阁下（徐继畲）……他是我迄今见过的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他询问了许多外国的事情后，我许诺赠送他一些基督教书籍，他表示欣然接受。昨天，我已为他包好了一包书，其中有《新约全书》和其他书籍。……我们到中国来，就是要宣扬和平与教导得救的道路。”

不久，徐继畲再次来厦门，雅裨理前往拜访他，并记载了这次访问的经过：“……这是一次令人异常满意的访问。他说，他已经读过那些基督教的著作了，并且主要想就阅读中遇到的人物和地点，提出若干问题。显然，他已专注地看过《新约全书》。这给了我一个阐明许多重要真理的良好机会。我向上帝祈祷，但愿这些真理能使他铭记在心，影响其国人。”不久，徐继畲的助手霍明高也对雅裨理说，徐方伯（徐继畲）正忙于阅读各位传教土赠送的基督教文献，雅裨理听后自然十分高兴。

经过多次与雅裨理的接触晤谈,至1844年7月，徐继畲的《瀛环考略》成稿。后经数十次修改、增补与易稿，五年后（1849年）始有《瀛环志略》之出版。在该书序文中，徐继畲如此述及：“道光癸卯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 ……。”书中内容也有不下十处提及“据雅裨理牧师云”、“细询之雅裨理”、“雅裨理所挟册子”、“雅裨理译出地名”等语，还有多处述及雅裨理之意见，从中可推知雅裨理对徐继畲的影响之大，以及他对该书所作之贡献。

《瀛环志略》共有十卷，采集西方的地理历史资料和研究方法，系统地介绍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经济和文化状况。全书共载有42幅地图，都是徐继畲从西方地图册中描摹的。他以地图为纲，撰述世界五大洲情况，简洁明了。书中约近一半专述欧洲及北美近况，包括疆界、人口、军事和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各国的政治制度等。该书打破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使中国对世界秩序有了新的认识，从而知道中国以外西方“蛮夷”所拥有的高度文化，以及先进的机械和科技。因此当《瀛环志略》出版后, 被称为“中国最早言地理之名着,盛为学者所推重”，对当朝道光皇帝、满清政府高层官员和社会知识分子，如曾国藩、郭嵩焘、董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带来很大的冲击与影响，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也影响了清廷的对外政策。美国人德雷克(Fred W. Drak)在《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一书中,称徐继畲足可与西方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哥伦布(Columbus)和库克(Cook)等旅行家和探险家比美，开启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视野，可称之为“东方的伽利略”。《瀛环志略》出版后不久即传入日本，并很快流传开来，对日本的维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五、英年早逝，遗爱人间

雅裨理在厦门从事宣教工作共两年十个月，为基督教在厦门的宣教事业打下了根基。而由于他与徐继畲的交往与晤谈，最后导致《瀛环志略》的出版，以及影响到中国的文化事业，却是雅裨理在生之年始料不及的。

雅裨理的身体一直都不好，长期带病工作。1843年底至1844年夏天，他曾先后到广州、香港调养生息，但仍不见改善，于是在9月折返厦门。最后因心脏病发作而不得不于1844年12月19日离厦回美。当他于1845年4月3日返抵纽约下船后，因身体过分虚弱，是由人抬到朋友家里的。后来虽经一年多的疗养，但其心脏病仍未得好转，终于1846年9月4日，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Albany，New York)逝世，年仅42岁。

雅裨理一生未婚，其一生最大的贡献是鼓励西方教会的基督徒献身宣教工作，鼓励英美妇女投身中国及亚洲的妇女工作。在中国前后共七年时间，成为闽南宣教事业的开拓者，也在帮助中国人认识世界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雅裨理1843年至1844年的日记本原件，以及他带回美国的袖珍中文手写本《金刚经》等遗物，现存于其母校新布伦斯维克神学院图书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