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  — 1962

俞止斋

二十世纪中国监理会华东年议会名牧。先后担任监理会湖州教区的教区长;上海慕尔堂主任牧师、景林堂主任牧师。

二十世纪中国监理会华东年议会名牧。先后担任监理会湖州教区的教区长;上海慕尔堂主任牧师、景林堂主任牧师。夫人俞邬静珠,监理会妇女工作先驱和领袖;十二个孩子的母亲。

俞止斋于1875年出生于浙江奉化乡村。父亲在村里开店,但因嗜睹,家道并不丰裕。俞家有五个儿子,俞止斋最小。年少时,他被送往苏州基督教博习书院读书,在接受西式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成为俞家唯一的基督徒。

邬静珠于1875年出生于浙江奉化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从小缠足。7岁时就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配给俞止斋。20岁(1895年)时出嫁。由于俞止斋是基督徒,故在结婚时,拒不按中国习俗和新娘子一起拜天地,也不去祭拜祖先。婚后第二年,女儿出生,取名秀钦。

1897年,俞止斋把家眷接到苏州去住。当时他在博习书院既做学生,又兼教师。俞夫人就和书院的女眷们一起参加当地的教会活动,逐渐学会唱赞美诗,明白一些基督教道理。不久,她参加了慕道班,受洗加入教会。在一次奋兴布道大会上,她又有了重生得救的经历。1898年,俞氏夫妇二女儿在博习医院出生,取名秀爱(亦名秀霭)。

1899年,俞止斋转往上海中西书院读书,一家四口搬往上海。1900年,第三个女儿出生,取名秀美。同年,俞止斋毕业后留校任教。这时,著名布道家李叔青应邀到中西书院担任英语教师兼庶务工作。在李叔青的带领下,俞止斋才真正悔改得救,生命发生了改变。1902年,他正式奉献自己成为一个传道人。此时其第四个女儿出生,取名秀丽。

由于家庭人口增多,俞止斋收入微薄,俞师母除忙于家务外,夜晚还要靠装订线装书,或为人洗衣服赚取些收入,以贴补家用。1903年,夫妇俩带着四个女儿回老家探亲,不想却因为他们所生的都是女孩子,反受到祖父的歧视和辱骂。回上海后,他们就同心向神祈求赐他们一个儿子,以免去人对他们的羞辱,并许愿意将儿子献给神。1903年4月,他们果然得了一个儿子。望着墙上”普天同庆”四个大字,俞止斋给儿子起名叫”普庆”。他内心渴望多生几个儿子,直到把这四个字用完为止。不想,他内心的愿望日后竟成为现实。

1904年,俞止斋被派往江苏常州开拓教会,全家搬往常州居住,常州的第一个基督教福音堂就是由他开始的。在1905年的苏州年议会上,李叔青牧师的讲道使俞止斋灵性上再次得到复兴。此后,他在事奉上更加火热,脾气秉性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就在这时,他们第六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取名秀乐。1906年,七女儿秀恩出生;同年俞止斋奉调到无锡事奉,全家又搬到无锡。当时无锡教会的教友很少,俞师母稍有闲暇,就将新旧约圣经读了一遍,并且能够把圣经的教导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经常用神的话来省察自己。也是从那时起,俞氏夫妇开始注重家庭的宗教生活,带领孩子们读经、祷告、唱诗,在信仰上带领孩子们,使他们从小敬畏神。这个牧师家庭渐渐影响到周围的邻舍,他们愿意与牧师、师母交往。渐渐地,一些青年人也被吸引到教会中来,教会就成了当地人的活动中心。接着,他们又在无锡北门处租了一所经常闹鬼的房屋,建立了教会。

1907年,七女秀恩因病夭折。但很快,”老八”又降生了,是个男孩,取名天庆。1910年夏,就读苏州景海女校的大女儿秀钦不幸染上霍乱,经多方抢救无效而去世。连丧爱女使俞师母痛不欲生,但靠着信仰她都坚强地挺住。她原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因对圣经真理的渴求,她后来不但自己能够读经,还能够讲解圣经,主持聚会,成为教会妇女会的负责人,为许多妇女做了榜样。她有那么多孩子,但都没有影响她事奉主。每天早晚,在孩子们起床前,或就寝后,她都有自己的晨更和晚祷的个人灵修生活,这成为她日常生活和事奉的力量泉源。

因着教会的见证,当地居民对基督教的态度由敌视转为友善。1911年,俞牧师他们竟然能使一所佛教寺庙变为基督教礼拜堂,使之成为敬拜真神的场所。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统治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就在同一天,俞家第三个儿子诞生,取名同庆,隐含着双重意义。

1913年秋,他们第十个孩子出世,是个女孩,取名秀静。1915年秋,俞止斋被年议会派往湖州工作,到达那里第十三天,俞师母就生下第十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叫庆庆,至此,”普天同庆”四个字就齐全了。1917年,俞止斋出任湖州教区的教区长。不久,俞师母也在湖州教区首创妇女布道会。1918年2月,他们第十二个女儿又出世了,取名秀珠。奇巧的是,十二个子女各具不同生肖,也就是说,中国十二生肖被俞家子女占全,这在整个中国也是罕见的事。俞师母就此成为”一打孩子的母亲”。可惜的是,最小女儿秀珠一岁时因病夭折,令全家人痛心不已。俞氏夫妇在湖州整整工作了七年。

1923年,俞止斋被调到上海慕尔堂(今称沐恩堂)担任主任牧师。因该堂是美国堪萨斯城的慕尔先生(Mr. K. P. Moor)于1887年捐资所建,故以其名字命名。俞牧师到任时,安迪生(Rev. Anderson)牧师及夫人已任职于该堂。俞师母则分担妇女的培训和布道工作,她经常走街串巷,探访教友,为他们排忧解难。很快,妇女布道会的人数增加了三倍。不久俞师母被选为全国妇女节制会委员、慕尔堂妇女布道会主席,以及上海地区布道事工书记等职。在她的推动下,1929年,在苏州召开第一次牧师师母会议,监理会各教区、教堂的师母几乎都出席了。聚会内容非常丰富,使师母们大开眼界,并在灵性上得到奋兴。此后,俞师母经常被邀请去带领聚会或演讲。她经历丰富,言语朴实、生动,使许多妇女得到帮助。有一次在谈到”信心”时,她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

“许多年前,当我住在无锡时,有一次,俞牧师出去参加年议会,家里只剩下我和几个小孩子。一两天后,有人告诉我,住在邻近的一位曾来参加过慕道班的姓朱的青年突然患了重病。他们曾请了郎中,吃了中药,但病势却越来越重了。这个青年人是朱家唯一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他的母亲信佛,拜菩萨,父亲瘫痪在床,还有弟妹等,家庭居住环境较差。当我去他家探望时,只见那青年的母亲哭哭啼啼地坐着,原来患有’红眼炎症’的她,几乎甚么都看不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这位青年刚开始要信主,如果有什么不测,他家里人会不会归咎于教会?于是我毅然决然地叫人把病人抬到我家里,让他睡在客厅内由我亲自护理他,因为我深信上帝一定会救他”。 “姊妹们,那时我有四个孩子,一个还需要喂奶。我也不大懂得卫生常识,所以除了禁止孩子们与病人接触外,我唯有凭着信心、爱心和祈祷,竟然使这位青年脱离险境逐渐获得痊愈。他的母亲深受感动,教会的名誉也没有损失。后来他们全家归主,这位青年也奉献作了传道。后来他成为常熟教区的主任牧师,一位大有讲道恩赐的牧师”。

俞师母每周都邀请邻近妇女们到她家客厅聚会。其中有一位寡妇,参加数次聚会后表示愿意信主。她有一个患有淋巴腺结核病的五岁大的儿子,孩子的颈上和腋下都是脓包。寡妇渴望地对俞师母说:”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求主医治我的儿子”。俞师母把孩子带到两所著名的医院去检查,均因病情严重而被拒收。俞师母继续向这位母亲传福音,叫她真正明白真道。不久这位母亲开始认罪:原来她还在拜偶像,而且还和一个男子同居。半年后,英国奋兴布道家威尔克斯到上海景林堂举行布道大会,俞师母带着这位妇人前往参加。讲员的信息深深打动了她,使她真正悔改认罪,并愿意过圣洁的生活。随后她断绝了和那个男人的来往,自己靠缝纫度日。俞师母帮助她到几家做缝纫。每逢礼拜天她不做工,到礼拜堂去听道、读经。俞师母也常买些药物给男孩吃,并和这位母亲一起祷告。奇妙的事终于发生了:孩子身上的脓包一个个地好了,结痂了,不久完全康复。随后,俞师母为他找了一个基督教孤儿院,送他到那里读书。读完书后,介绍他到一个制作皮鞋的店里当学徒。后来这位青年发展出自己的企业,结了婚,夫妇俩都成了慕尔堂的教友。此外,在俞家做过帮佣的佣人先后有九人,都在俞师母的感召下,成为基督徒,并且她们还热心向别人传福音,使一个有多年毒瘾的青年人戒掉了鸦片。

俞止斋到慕尔堂后不久,即着手新慕尔堂的建筑工程。1931年3月,位于西藏中路的新慕尔堂落成。这所教堂是一位著名的比利时建筑师设计的。1932年1月,日军袭击上海,许多难民涌入公共租界,慕尔堂成了难民的避难所,从教堂到办公室都住满了人。俞氏夫妇总是在最有需要的地方出现,为生病的人祷告,安慰伤心者,鼓励在忧患中的人们。俞止斋特意邀请著名布道家在圣堂中举行布道会,还设立了查经班和识字班等,为难民带来平安和盼望。

1932年秋季,俞止斋奉调到虹口区景林堂担任主任牧师。该堂前身是中西书院,为纪念该书院创办人林乐知,新建的礼拜堂被命名为景林堂。在慕尔堂落成之前,该堂是上海最大的礼拜堂,宋老太太和蒋介石都是该堂教友。

俞家孩子虽多,但他们在基督教家庭和教会环境中长大,父母亲的信仰和品行深深影响着他们。俞氏夫妇,特别是俞师母,每天除忙于教会工作外,还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关心自己孩子灵命的成长。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基督化教育,使孩子们个个品学兼优。1917年,二女儿秀爱从苏州景海女校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因其成绩斐然,1918年,校方派送她去美国留学。在美三年,先入堪萨斯州的Scarrit圣经学院学习,然后在田纳西州Nashiville的George Peabody师范大学学习,获得学士学位。读书期间,认识了在俄亥俄州大学攻读陶艺学的凌其峻先生。1921年,秀爱完成学业回国,次年凌其峻也回到上海。征得双方老人同意后,二人举行了订婚仪式。之后,秀爱回到自己的母校——景海女校任教。1924年,秀爱和凌其峻在慕尔堂举行了婚礼,组成了基督化家庭。除教养子女和热心教会工作外,秀爱后来还担任了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会长之职。

三女儿秀美于1920年从湖群女中毕业后,成为教师。1928年5月,秀美与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姚克方先生结婚。不幸的是,因肺结核,她于1930年7月而去世。临死前,她非常平安,叫大家不要忧伤,因她知道自己要归回天家。

1923年,四女儿秀丽从湖州湖群女中毕业后,成为教师。她聪慧、稳重,工作勤恳,很得众人喜爱。后为监理会年议会所派,到常熟教会做妇女工作,非常出色。七年后,她应聘到慕尔堂主管宗教教育工作。不久赴燕京大学神学系进修一年,再被慕尔堂送往美国Scarrit College(她二姐的母校)深造。1939年完成学士学位后回国,仍在慕尔堂服务。1941年3月,中国的卫斯理宗在上海召开大会,商讨合并事宜。来自美以美会、监理会和美普会的代表都出席了会议,最后决定采用”卫理公会”这个名称,并选举出三位会督,其中两位是中国人:江长川和陈文渊;一位是西人黄安素会督。原来的妇女布道会改为妇女服务会,俞秀丽出任联络书记之职。

长子普庆入读东吴大学,擅长吹号。毕业后在湖州东吴三中任教。1933年,时任仁立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的长子普庆结婚,新娘是一个第三代基督徒,中西女校的毕业生,擅长弹钢琴。一年后,第一个孙女”哈拿”诞生。

1927年,六女儿秀乐高中毕业后,在慕尔堂社交部工作。1928年,她与东吴大学体育系的梁官松先生结婚。

1938年,次子天庆与复旦大学毕业的杨贞女士结婚。杨贞也是基督徒,又是四女儿秀丽的好友。当今中国著名小提琴家俞丽拿女士就是俞天庆和杨贞的女儿。

同年,时任职于天津仁立公司的三子同庆,在回家探亲时,也与李璐珊女士结婚。她也是个基督徒,X光技术员。幼子庆庆于抗战时期随上海医学院迁往内地,在四川成都重建的医学院里担任医师。

1937年6月,俞家最小女儿秀静结婚。她从中西女校毕业后在一家银行作职员,性情温和,举止端庄。夫婿谢少文是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编辑部主任谢洪赉的二儿子,曾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任北京协和医院细菌科主任、医师。

俞师母有这么多孩子,还先后收养、收留过四个男女青少年,视他们为己出,将他们养育成人,使他们成为基督徒,接受教育,有的还做了传道人和教会领袖。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开进上海英法租界,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教堂都被日军所占用。在整个抗战期间,俞家先后搬过十次家。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仍搬回景林堂牧师住宅居住。紧接着他们就四处探访教友,使教会生活又恢复正常。

1942年是俞止斋牧师献身事奉四十周年,此时夫妇俩皆已67岁。虽然已到退休年龄,但他们仍然坚持工作,探访教友,安慰、帮助有病和软弱的人。经过多年的磨砺,夫妇俩已成为互相了解、体贴、相爱的模范夫妻。1945年冬,儿女们在上海南京路为两位老人家举行了”金婚纪念”庆典,证婚人是竺规身牧师。俞牧师在答谢时见证了神的恩典:”我们两人离开了家乡,五十年来一直蒙主引领。祂赐给我们子女十二名,并且有了第三代。我俩定要继续为主努力作工,要称谢天上的父神,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俞止斋在景林堂事奉直到1953年78岁时才退休,刚好是他奉献做传道50周年。那时他们的外孙梁林开(六女儿秀乐之子)已继承他们的事业,奉献自己作主圣工。梁林开后来成为香港地区教会名牧,曾先后担任过三届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会长。

1960年4月,俞师母走完她在世85年的路程,安返天家。俞止斋为她在上海殡仪馆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葬礼。两年后,俞止斋也歇了世上的劳苦,永享安息,年87岁。

资料来源

  • 明美丽(Mary Culler White)着,俞秀乐译,《俞师母——一位出众的中国女信徒传记》,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1997年。

关于作者

李亚丁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