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友渔

一、早年背景

朱友渔的母族——潘家，原本是江苏省松江府的人，从事经营钱庄的生意，家境非常富裕。朱友渔的外祖母和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从小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外祖母念诵佛经、以及去普陀山膜拜进香的情景。后来因为“天平天国”战争，潘家丧失了所有的财富。而朱友渔的母亲潘秀金却在这一时期成为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在上海开办的女子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也因此参加了教会，成了圣公宗教会的信徒。

朱友渔父族的家谱则可追溯到宋朝著名的学者朱熹。从其祖父一辈开始，朱家从安徽迁徙来到上海，因其祖父在官府衙门谋得一份差事，以至结交到一些上流人士，却也在官场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毒瘾[1]。但其父朱玉堂对此则非常反感，以至他不仅成为一个禁烟、禁酒者，更成为一个反抗一切不良嗜好的人。朱玉堂后来考进了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所办的男学校，也因此结识了女学校的潘秀金，最终二人按照基督教仪式举行了婚礼[2]。不久，朱玉堂成为上海圣司提反堂的牧师。

1885年12月18日，朱友渔出生在司提反堂的牧师宅第里。虽然幼小时经常生病，甚至几乎死掉，却因为父亲朱玉堂的祷告而活了下来，也因此使得他从小就立志委身事奉基督[3]，并在受浸时取名“友渔”——即“渔夫之友”之意，以提醒自己像主耶稣的门徒彼得和安德烈（他们都是渔夫）一样，得人如得鱼。其英文名则采用了安德烈，最终以“Andrew Yu-yue Tsu”为世人所知。

朱友渔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少时成为上海圣约翰书院的首批学生。在校期间，他不仅学业优秀，也是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同时他还兼任该书院院刊Echo和Dragon的编辑。1907年，朱友渔自圣约翰书院毕业，获得文学士（A.B.）学位。毕业后，朱友渔接受按立成为会吏，被派往江苏无锡的圣安德烈堂服务两年。

二、留美岁月

1909年夏，朱友渔踏上继续求学之路，远涉重洋赴美国留学深造。他和圣约翰同学孙显惠一起乘船启行，经加拿大温哥华，辗转来到美国纽约。他先入纽约总神学院（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社会学，而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由于他学习刻苦，乐于助人，不仅取得优异成绩，还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真挚的友谊。在上海会督郭斐蔚主教（Rt. Rev. Frederick R. Graves）的强力推荐下，由纽约区会督格利尔主教（Rt. Rev. D. H. Greer）主持，在纽约圣约翰座堂举行了盛大的祝圣礼，晋升朱友漁为牧师。

留学期间（1909-1912年），朱友渔亦有幸结识了纽约第一中华长老教会的发起人——许芹牧师，并且成为许芹牧师的第三个女婿[4]。

1912年夏，对朱友渔来说，可谓“双喜临门”，他不仅获得纽约总神学院的道学硕士（B. D.）学位，而且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Ph. D.）学位。其博士论文为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完成学业后不久，朱友渔即乘船返国，回到其母校，成为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社会学教授[5]。

三、回国事奉

在朱友渔旅美深造期间，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在其离华赴美之时（1909年），中国还是一个帝制国家，而当他返国之时（1912年），中国已是中华民国了。由于当时政局混乱，交通不便，回国亦非易事。朱友渔几经辗转，经由欧洲和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乘火车穿过广袤而又单调的西伯利亚，最后才得以从东北的哈尔滨进入中国[6]。

朱友渔怀着满腔热血，与一批新近来自美国的教师[7]，共同投身於教育事业上，圣约翰大学的名声也因此如日中天，享有最佳大学之美名，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带来了复兴。在二、三十年代，朱友渔除了在圣约翰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外，还兼任上海童子军协会主席、圣约翰大学校友会上海分会主席、美国大学俱乐部（American University Club）中国书记、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华基督教文学社（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China）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续行委办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委员等职务。同时他也是世界中国学生联合会（World’s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董事会成员[8]。

1924年2月2日，朱友渔与许芹之女许灵毓结为夫妇，之后不久，应聘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该院之院牧。次年（1925年），国父孙中山在协和医院病逝，应孙夫人的请求，由朱友渔牧师和刘廷芳博士主持，为孙中山先生举行了国葬安息礼拜[9]。

四、抗战期间

朱友渔亲身经历了中日战争的烽火时期（1937-1945年），曾获蒋介石委员长钦定，长期协助他组织与实施“青年训练团”的计划[10]，并积极地参与战争前线的医疗工作，安排前线医疗队的交通和任务等，与来自各方支援的医疗队（其中有好些来自基督教会）保持着紧密的接触与联系[11]。抗战中的志愿服务，可说是与军兵共进退，与伤病兵员共患难，且顶着日军频繁的空袭，冒着生命危险，奔跑穿梭于战争之前线，救助了许许多多的人。在抗战期间的前线医疗工作上，朱友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为一个牧师，朱友渔在抗站时期的教会事奉，也充满了艰辛，即便在战时的大后方昆明也是如此。一次次的日军空袭不仅扰乱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也扰乱了朱友渔日常的教会工作[12]，曾一度使福音工作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但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和当地百姓生活在一起，使教会在风雨飘摇中得以坚立，他自己的行事与为人亦在当地人中有口皆碑。

1939年，朱友渔奉命在“滇缅公路”[13]上做调查报告，却因此被朋友们称为“滇缅路主教”。1940年，中华圣公会需要在大西南建立一个新的传教区，包括云南和贵州两省，故朱友渔牧师被选任为该教区的第一任主教。1940年4月，他向同在战事中工作的同事们告别。5月1日，朱友渔受职的祝圣礼在上海圣三一座堂举行，在隆重和庄严的祝圣礼中荣升为主教。其正式职衔是香港的辅理主教，同时担任昆明的主教，并管理新的云贵传教区[14]。随后，朱友渔便启程前往云南昆明的圣约翰堂，开始新的拓荒工作。虽然生活和工作极其艰苦，然而他却充满活力、满怀激情地奉献所有时间和精力，来忠心事奉上帝，服务当地人民。

1941年2月，朱友渔回到了上海，在出席主教院的会议时，领受了一项新的职任，即担任主教院的执行代表，于抗战期间，使中国各圣公会教区与主教院之间，保持正常的联系。从此，朱友渔就以“特派员”的身份[15]，游走在各方的会议之中。期间，他经历过滇缅公路上艰难的旅程，也曾穿越过凶险的敌军防线。虽然旅途之中充满了死亡的危险[16]，但他始终抱着受苦心志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奔波劳碌着。幸得掌管历史的上帝，一次次地救他于患难之中。

1943年6月，朱友渔随同文教访问团赴美，访问华盛顿和纽约。抗战胜利之后，1948年7月，他出席了英国安立甘宗的兰伯特主教会议；8月在荷兰出席世界基督教会协进会的阿姆斯特丹大会。他后来也曾作为中华圣公会教会主教团代表，访问了日本的圣公会，医治战争创伤。

五、战后重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朱友渔又投身于战后的重建工作中。1946年在上海的圣公会主教大会中，他被推选为新中央职员、圣公会全国总办事处的总干事。不久，朱友渔又随着中央政府而迁至南京。随着抗战的胜利，原本被日本占领的教会财产也基本归还；因抗战而停止了五年的全国性的“圣公会报”，也得以恢复出版。

1947年8月23-31日，圣公会总议会召开战后第一次全体大会。在这次大会中，各教区都报告了各地教会的现状。其中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17]：1、经过战争的火炼试验，教会同工的事奉精神显著增高；2、急切需要补充圣品人员和宣教士；3、因国家受战争影响而带来的贫困，导致教会自养无从做起；4、各教会医院和宣教士们在战争期间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5、全国属于教会学校的物质设备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6、战争的经历激起平信徒的灵性复兴，教会人数的增加随处可见。

此外圣公会总议会还接纳了一份特别委员会所起草的“圣品人员退休金计划”，由朱友渔主教出任主席[18]。该计划定于1952年付诸实行。虽然离理想还有一段距离，但对于那些把一生中最佳年华奉献给教会的的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安全感。在当时战后最困难时期，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表明了当时教会领袖们少有的勇气和远见。

六、1949年以后

虽然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国共两党长达三年的全面内战，共产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950年夏，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吴耀宗等人在新政府的授意与支持下，发表了“基督徒宣言”，随即发起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致力于把全国各宗派教会纳入其掌控之中。1950年7月，普世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全体会议。因朱友渔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作为中华圣工会在普世基督教会协会的代表，因此他获准出国参加会议。会议过后，朱友渔顺便探访了在美国念书的孩子，并参加了他们的毕业典礼。同年8月末，他又去到美国加州和女儿道别，并留下妻子与女儿同住，自己只身返回中国，继续他主教的职分。直至1950年11月30日从主教的职分上退休，至此，他正式结束了中国教会的服侍工作[19]。同年12月7日，朱友渔离开了他服侍了38年的祖国；又于1951年1月8日，前往洛杉矶和亲人们团聚。

1951年4月，新政府在北京召集了一个基督教领袖会议，讨论中国基督教如何割断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随后掀起了“控诉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朱友渔作为首批被抛出的中国教会领袖之一，被指控为“没有心肝的人民的叛徒和敌人”，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全心全意的追随者”，一时“声名狼藉”。

1986年，朱友渔在美国逝世[20]，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