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  — 1936

范子美

基督教文字工作者。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青年进步》的主编;有"儒者基督徒"之称。

范子美,又名范禕,號皕誨。1866年生於蘇州,5歲時隨父親遷居上海。他自幼聰明過人,13歲時參加科考童試,即獲得秀才資格,故有”小秀才”之稱。從16歲起,他開始參加鄉試,1893年獲舉人資格。後來他曾兩度參加會試,均名落孫山,遂回蘇州任教。其間,他潛心研究宋明理學,熟讀四書五經,打下深厚的國學基礎。1886年,范子美20歲時,在蘇州娶一張姓女子爲妻,婚後育有兩子,名爲稚圭和瑾懷。

甲午戰爭失敗後,不少有識之士紛紛主張變法維新,以挽國勢。在強烈的民族危機感下,范子美的思想受到很大觸動。他開始對傳統經學不滿,轉向政治、經濟及自然科學等方面研究。他認爲傳統經學不能挽救國家民族於危亡之境,於是大力回應變法維新之舉,先後出任《蘇報》、《實學報》及《中外日報》記者,在上述報章上撰文,鼓吹新政。

從戊戌變法到庚子事變年間,范子美廣泛涉獵江南製造局的翻譯著作。1900年,他得遇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林氏於1868年創辦了《教會新報》(1874年易名爲《萬國公報》)。《萬國公報》是廣學會出版的主要刊物,對維新變法思想的傳播,影響深遠。通過《萬國公報》,以及與林樂知的相交,范子美逐漸放眼世界,從欣賞”西藝”(科學技術)、”西政”(政治思想與制度)、進而接受”西教”(基督教)。從其自述中可見一斑:

“余自見林先生,從問歐美宗教學術政治文化,而餘之思想乃大變。宋學固爲迂腐,漢學亦甚支離。今林先生博我以世界之大觀,啓我以自然之奧理,予我以平等自由博愛之精神,西方文明,洵可豔羨,余何幸而得遇斯人乎”(《青年進步》,102,67頁)。

1902年,范子美正式加入《萬國公報》的編輯工作,成爲林樂知晚年重要的”代筆”,同年偕全家受洗,成爲基督徒。

范子美對基督教的接納,顯然是出於強烈的文化危機感。甲午前,他深受傳統(理學及經學)影響,甲午後,他對舊學的強烈不滿,使其進一步傾慕”西政”,期盼借著維新變法,能夠建立新的政治及社會秩序。戊戌政變及義和團運動後,范氏開始全盤否定傳統的經學和理學,並發現”西教”與”西藝”和”西政”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如此說:

“西國何以富強。曰政治也,學問也。政治之善若憲法,學問之善曰格致之屬。斯皆然矣,亦知非其本源乎。本源奚在?曰在真教化,……耶穌基督乃真教化” (范禕,”論人有治理萬物之權”,《萬國公報》,復刊卷165(1902年10月),總34冊,21268頁)。

由此范子美確信,基督教信仰正是”救我一人與救我四萬萬之同胞”的唯一保證。他認爲多年來中國在改革新政上一直無法成功的原因,在於只有”虛名而無實際”,未能直探西方富強的本源——”真教化”之所在。而儒學則爲”僞教化”。中國不能成功達致富強的關鍵,既在於缺乏”真教化”之本體,也是”僞教化”的阻力使然。所以,追求中國富強之道,在於確立”真教化”之道,明白一切”西政”、”西學”悉本於”西教”,並徹底清算”僞教化”(即儒家傳統)的陰影,才能使中國得以脫離積貧積弱的現狀。故此,范子美在不惑之年,宣告與儒家傳統決裂,轉而追求”真教化”。

自此,范子美視注重知識普及的工作,視文字傳播工作爲重要的教育啓蒙媒介,以雜誌報章爲”社會之公共教科書”,各種社會階層的人都能夠從中學習。而知識普及傳播與國家富強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1905年清室廢除科舉後,范子美著手籌辦《通學報》,傳播歷史、地理、算術、科學及英文等內容,供那些有志於追求新知而不能進入新式學堂的人自修。他確信,真正開啓民智的工作,必須是從”內”而”外”的,也唯有本於”真教化”的基礎,啓蒙的工作才能完成。

除了藉文字普及知識的工作外,范子美還致力於教育普及的工作。他曾創辦振華學校,並參與林樂知在上海所創辦的中西女塾的教學工作,以推動女子教育,長達10年之久。因爲他深信,中國積弱的原因,跟長期以來對婦女的壓制不無關係。救國必先救人(接受”真教化”),而人之是否得救,又仰賴于婦女是否得到釋放。在他看來,中西女塾是”啓蒙”的途徑之一,它可以破除中國一直對女性的”禁錮”及”壓制”,而臻於國富民強。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滿清政權,以共和政體取代了君主制度,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紀元。同年9月,范子美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總會總幹事巴樂滿(Fletcher S. Brockman)的邀請,正式加入青年會書報部,擔任《進步》雜誌的主編。1917年3月,《進步》與《青年》合併成《青年進步》,范氏繼續擔任主編的工作,直到1935年退休。基督教青年會的宗旨,是將中國現存問題歸咎于”民心”與”民德”的衰弱,並確信耶穌基督的人格是解決國家問題的根本辦法。這宗旨與范子美的”真教化”和”人格救國”的主張相符。他堅信,要從本質上革除國民的腐敗思想,擺脫”奴隸國國民”的本性,首先要提升”國民程度”,即提升國民的道德、知識及體質這三種素質。借著對個體的全人救贖(包括德、智、體、靈)及團結個體(群),來建構理想的國民人格。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范子美謀求以”基督教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提出建立基督教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以及道德倫理、政治和經濟學說;同時也提出服務社會(博愛主義)、關顧低下階層(平民主義)及行動救國(愛國主義)的理念與實踐。他拒絕以”救國”取代”人”的完善,始終堅持以”基督人格”作爲救國的基礎。他所追求的”天國”,就是要在地上建立理想的新世界。

范子美也十分關注國際合作問題,認爲雖然中國飽受列強的欺淩,和不平等的對待,但中國必須要培育愛好和平之國民,以促進國際友誼,實現人類大同。在這點上,他肯定儒家的”大同”理想,相信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合作,能夠促進世界和平。

范子美在青年會時期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由全盤反對儒家傳統文化,轉變爲強調”國粹”與”國痼”的區別。”國粹”理當保存,”國痼”定當切除。在肯定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同時,也重新反省基督教與西方文明之間的關係。接著要處理的問題,就是基督教信仰與傳統中國文化的關係。1922年”非基督教運動”的爆發,促使范子美對基督教本色化問題進行更爲深入的思考。1929年,在其《我的新耶穌觀》中,他斷言:”基督若不中國化,中國決不會基督化”。

1924年1月,范子美發起成立了”國學研究社”,以《青年進步》作爲重估中國文化價值的平臺,在調整昔日偏重西方文明的路線的同時,對中國價值及文化予以相同的重視。此時在他眼中,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不再是對立的矛盾,而是互補與協調的關係,並以此作爲基督教”本色化”的核心價值。

1935年,年屆70歲的范子美決定從青年會退休。爲了對其多年來服務青年會表示肯定,青年會特地爲他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以表彰他多年來服務青年會的貢獻,並贈送寫有”名山偉業”四字的銀碗以作紀念。可惜他退休之日,正值中國災難深重之時。當時東北三省已被日軍佔領,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中華民族開始爲生存而奮戰。范子美深深地爲中國的國難而悲傷。1939年9月,范子美在上海病逝,享年73歲。

范子美的一生,可說是徘徊於中與西、傳統與現代之間,成爲近代中國思想在文化相互衝擊、交流與互動過程中的一個縮影。他一直致力於整合東西文化,同時對國家富強或現代化的追求,可說是其終極關懷所在。”儒者基督徒”之稱,用在他身上頗爲貼切,恰好可以用來總結其事業與抱負。他的一生,是爲現代化的中國及本色化的教會而努力奮鬥的一生。

資料來源

  • Fuk-Tsang Ying, “Fan Zimei—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Salt and Light, Hamrin, Carol Lee, with Stacey Bieler, ed.,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9. Pp. 64-77.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