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3  — 1851

郭實臘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十九世紀著名德國宣教士,在華從事宣教、翻譯聖經、從政及參與外交活動達二十年之久。既是一位對普世宣教運動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重大貢獻的宣教士,也是一位飽受爭議的人物。

早年生涯

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又譯郭實獵、郭士立等)於1803年7月8日出生於普魯士波美拉尼亞省(Pomerania)的比列玆鎮(Pyritz)。父親名叫約翰·雅各,以裁縫為業,家境清貧。郭實臘為家中獨子,四歲時就失去了母親,後來由繼母撫養。

比列兹镇属於信義宗教會的教區,富有敬虔主義傳統,郭實臘自小深受熏陶,且天資聰慧,勤奋好學,因而備受師長的讚賞。因得獲商人贈閱的《巴色雜誌》(Basle Magazine),讀後深為其中所載的傳教士事蹟所感動,於是在1818年他年僅十五歲時,就决志獻身於海外宣教事業。17歲那年,適逢普鲁士國王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訪問斯德丁(Stetin),郭實臘向其呈獻一首詩,並表達了自己想成為一個宣教士的心願,從而獲得國王的承諾,資助他進入柏林的仁涅克宣教學院(Janicke’s Mission School)讀書。

1821年1月19日,18歲的郭實臘開始接受神學訓練,院長仁涅克牧師(Rev. Janicke)是一位備受各地教會推崇的敬虔主義者。郭實臘同時還在柏林大學(University of Berlin)選修其他課程,包括學習六種不同國家的語言。在學期間,他廣受敬虔主義、莫拉維弟兄會、福音主義,以及浪漫主義等思想的影響。由於仁涅克院長與倫敦傳道會、聖公會傳道會,以及荷蘭傳道會多有聯繫,歷屆畢業生多供各傳道會派遣。於是當郭實臘於1823年6月畢業後,再入荷蘭傳道會所辦的荷蘭傳教學院(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Seminary)深造,以備日後由該會派往他國做宣教士。1825年,郭實臘專程前往法國巴黎,搜集有關東南亞宣教的資料。隨後他又遠赴英國倫敦,探訪當時正在休假的對華宣教先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博士。從馬禮遜口中,郭實臘得知很多有關在中國宣教的信息,自此他便心儀於中國的宣教事工。1826年,郭實臘畢業於荷蘭傳教學院,同年7月20日,由荷蘭傳道會按立為牧師。隨即於9月11日,被派往爪哇(今印尼)宣教,由此開始了他傳奇的宣教人生。

獻身宣教

1827年1月6日,郭實臘乘船抵達巴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在此工作期間,郭實臘結識了早於1820年即已來該城的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宣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實臘從麥都思進一步暸解到中國的情況,同時也開始努力學習馬來語、閩南語和廣府語。郭實臘和麥都思由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誼,麥都思曾在一封寫給倫敦傳道會的信中,稱郭實臘為”非常親密的朋友”。 

不久,郭實臘到廖島(Rhio)、新加坡,以及婆羅門洲等地,派發福音單張和書刊,藉此向華人宣教。1828年8月4日,郭實臘與倫敦傳道會的另一位宣教士湯雅各(Rev. Jacob Tomlin)一道搭乘中國帆船沿馬來半島西岸北上暹羅(今泰國)的曼谷佈道,成為基督教進入暹羅的第一批宣教士。為著宣教上的方便,他入籍福建同安的郭姓宗祠,取名郭實臘(Kwo Shih-lee),此即他中文名字的由來。

1829年,郭實臘被派往蘇門答臘工作。由於”荷蘭傳道會在中國事工上的怯弱,以及無法忍受外來的壓力”,且因與他專向華人宣教的志趣相違,遂決定脫離荷蘭傳道會。此後,他便以獨立宣教士的身份在東南亞宣教。同年,郭實臘在前往馬六甲工作期間,認識了倫敦傳道會的首位女宣教士紐惠露(Maria Newell)小姐,二人相愛而結為夫婦,並同往曼谷宣教。

沿海旅程

1831年2月16日,夫人紐惠露不幸難產,母女二人先後去世,這一打擊令郭實臘的內心極其悲痛。然而,喪失妻女之痛並沒有動搖郭實臘的傳福音心志,同年6月3日,他便乘坐中國帆船”順利號”從曼谷出發,沿海南島、南澳、澄海、廈門等地北上天津;10月抵達遼東,沿途派發福音單張,並施醫贈藥。直到12月13日,郭實臘返抵澳門,受到馬禮遜夫婦熱情款待。

1832年2月下旬,郭實臘以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譯員身份,搭乘該公司的”安默士號”(Lord Amherst)船,由澳門啟程再次北上,途經廈門、台灣、福州、高麗和琉球等地,並於9月5日返回澳門。同年10月12日,該公司再次邀請郭實臘跟隨其運載鴉片的”施路夫號”(Sylph)船北上,並許以宣教之需用。郭實臘初時對此行躊躇不決,但為便於深入中國沿海各地宣教,最終他還是接受了邀請。此行沿海北上直抵遼寧奉天,後因清廷得悉禁止,只好折回上海,經舟山、金門、廈門,於1833年4月29日回到澳門。

1833年5月,郭實臘又隨鴉片船”約翰碧嘉號”(John Bigger)前往福建泉州;同年的11月12日,他再隨鴉片船”科隆楊格號”(Colony Young)進入福建各地,直到1834年3月23日,才完成這次行程。郭實臘自認為無論通過何種途徑,只要便於深入中國內地宣教即可,故此他多次乘坐鴉片船出入中國沿海和內地,並充當譯員。此舉為後人留下攻擊的把柄,且殃及到其他宣教士。這或許是他始料不及的,他也因此成為基督教宣教士中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

文字著述

1834年3月,郭實臘啟程前往新加坡,隨即轉往馬六甲。在馬六甲期間,他結識了倫敦婦女教育會(The Ladies Society for Native Female Education, London)派往馬六甲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工作的溫施娣(Mary Wanstall),二人情投意合,不久便結為夫婦。同年6月郭實臘攜妻子移居澳門。郭夫人於翌年9月30日在澳門開設一所女校,此為中國女子教育之先河,郭實臘則在校內兼任中文老師。郭夫人亦收養並教育多位盲女,堪稱”中國盲人教育之母”。郭實臘在澳門期間,多次來往於福建各地,從事個人佈道,派發宣教單張和書刊。

1834年4月,郭實臘南返馬六甲,把自己過去數年間,在中國沿海一帶旅行時的所見所聞寫成遊記《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以荷蘭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在世界各地出版,引起歐美各國教會對中國宣教的極大興趣。郭實臘可說是一位多產作家,根據偉烈亞歷(Alexander Wylie)的資料,從1834年開始,郭實臘的著述便陸續面世,共有85部之多。其中以中文寫成的有61部,以日文寫成的有兩部。此外,用其他語言寫成的著作分別有泰文著作一部,荷蘭文著作五部,德文著作七部,英文著作九部。內容涉及的範圍也很廣泛,包括各國的歷史和地理、基督教教義、教會歷史、人物傳記、月刊、雜誌、衛道集、貿易通志、文法書和字典等,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开放的中國——中華帝國概述》、《中國史略》、以及《道光皇帝傳》等。在郭實臘早期著述中,他經常以”愛漢者”(Lover of the Chinese)自稱。

1837年6月24日,郭實臘與宣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和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乘船前往日本探求宣教的可能性。當他們到達鹿兒島時,因遭日本軍艦攔截,只得折返澳門。

聖經翻譯

郭實臘極具語言天賦,在華語方面他能流利講說官話、閩南語、廣府語、潮州語和客家語。早在曼谷宣教期間,郭實臘即已開始進行聖經翻譯的工作,只不過所翻譯的不是中文聖經。1831年4月1日,郭實臘寫信給倫敦傳道會說:”在暹羅差不多三年後,……完成了暹羅文(即泰文)、高棉文和老撾文的新約譯本,以及一些小冊子和字典”。1833年,荷蘭傳道會資助其泰文《路加福音》修訂本的出版。此外,郭實臘也將《約翰福音》翻譯為日文,於1837年出版。

在中文聖經翻譯方面,他首先參與修訂了馬禮遜的《神天聖書》,結果產生出一部全新的中文譯本。在1834年馬禮遜逝世後不久,這項修訂計劃便告展開,參與修訂工作的共有四人,除郭實臘外,還有倫敦傳道會的麥都思、美國公理會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漢(John Robert Morrison)。在整個修訂過程中,郭實臘是最積極的參與者。他們分工合作,譯事進度順利而迅速。到1836年,新約的譯事宣告完成。然而,英國聖經公會由於不認同四人小組的譯經原則,以及反對麥都思對《神天聖書》的嚴厲批評,所以拒絕資助新約譯本的出版。郭實臘等人惟有自行在巴達維亞印行這部新約聖經,並把它訂名為《新遺詔書》。

新約出版後,他們再接再厲,繼續從事舊約的翻譯。中途由於麥都思的退出,舊約後半部書卷幾乎由郭實臘一人獨力完成。1838年,舊約的初版在新加坡印行,訂名為《舊遺詔書》。隨後,郭實臘還對《新遺詔書》進行多次的修訂,最後改稱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

從政與外交

1839年8月,清廷欽差大臣林則徐奉道光皇帝之命到廣東實施禁煙,將僑居澳門的二百多名英國人驅逐出境,郭實臘與家人逃往香港急水門暫避。同年9月4日,英國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派遣郭實臘到九龍,負責食物和淡水的補給工作。1840年7月,英國海軍提督懿律(George Elliot)在天津與清廷交涉時,郭實臘等人也曾擔任英方的翻譯官。

1841年,郭實臘返抵澳門。同年8月,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繼義律就任英國全權特使兼駐華商務監督,郭實臘又受聘為翻譯官,而郭實臘在澳門的宣教工作,則交由美國浸禮宗的宣教士羅孝全(I. J. Roberts)主理。同年10月,英軍攻陷寧波,璞鼎查以寧波為駐軍總部,並委任郭實臘為舟山行政長官,管理該地的華人事務,歷時七個月之久。1842年8月12日,當滿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簽訂南京條約時,郭實臘也是英方的主要譯員之一。在條約談判過程中,郭實臘不時伺機向滿清官員贈送聖經。

1843年8月,擔任香港”撫華道”(Chinese Secretary)的馬儒漢病逝;9月郭實臘接任為香港撫華道,專責香港華人事務兼辦满清官方事務。1844年,當清廷代表耆英到香港簽約時,郭實臘正是當時的港督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的華文翻譯。自此以後,郭實臘一直擔任華文翻譯一職,直到1851年逝世為止。

創立”福漢會”

郭實臘雖然在香港殖民地政府中身居要職,但他沒有忘記傳福音的使命。每天早上七時至八時,他都在自己的辦公室裡以福建話向前來聚會的華人講道。早飯後,他再用客家話或其他方言傳講另一篇信息,然後才開始處理事務工作。

正當此時,郭實臘開始推行一個新的宣教理念,他認為要将福音傳遍中國,”只能由中國人自己勸導,來歸信基督教”。他希望華人自己的傳道人進入内地,在各省建立基督徒團體,而由歐洲基督教差會派遣宣教士來華訓練中國傳道人,並予以經濟援助。郭實臘將這一理念付諸實施,於1844年2月14日在香港創立”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即”慾漢人信道得福”之意。福漢會創辦時有會員21人,除郭實臘和羅孝全外,其餘都是華人,並由華人擔任主席,實為基督教在華最早由華人主事的組織,體現了郭實臘本色化宣教理念。這組織並非一所傳統的教堂,而是一個傳道員訓練中心,所採用的方法是教導與實踐並重。經過培訓的傳道員考試合格後,被差往遠近地區從事佈道和散發福音單張與書刊等工作。福漢會發展迅速,會員人數逐年增加,從1844年的21人,增至1850年的1871人,其中有傳道員20人。傳道員的足跡遍及浙江、江蘇、山東、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省份,而且在許多地方設立了傳道分站。在郭實臘的呼籲與求助下,1846年,先有德國巴勉傳道會(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日後的禮賢會)的宣教士柯士達(Heinrieh Kuster)和葉納清(Ferdinand Genahr)來到香港,協助郭實臘培訓傳道員工作。1847年,再有巴色傳道會(Basel Missionary Society,日後的崇真會)的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和黎力基(Rudolph Lechler)應邀來港。1851年,又有巴陵傳道會(Barlin Missionary Society,日後的信義會)的那文(Robert Neumann)前來相助。

由於郭實臘一向以”來者不拒”的原則吸納新會員,致使會員良莠不齊,許多會員甚至是吸食鴉片和行為惡劣之人。有些會員在取得傳教書冊後,並沒有前往指定地點分發,卻回來白領薪金;也有些會員出售書冊為自己圖利。郭實臘由於工作繁忙,沒有及時察覺到這些不良行徑。然而,外界的反應卻非常強烈。1849年10月1日,郭實臘專程前往歐洲,向當地的差傳機構和支持者報告福漢會的進展情況,並就許多問題作出解釋。在旅途中,郭實臘的妻子溫施娣不幸因病離世。同年11月24 日,郭實臘抵達英國,獲得坎特伯雷大主教、普魯士駐英大使和英國國會議員們的熱烈歡迎。其後,郭實臘再前往歐洲十多個國家演說,宣傳福漢會的工作,並且組織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鼓勵各國基督徒青年獻身到中國宣教。1850年11月,郭實臘在倫敦認識了中國婦女會(The Women’s Society for China)的加百利(Dorothy Gabriel)女士,相處不久即結為夫婦,並於1851年3月28日一同回到香港。

在郭實臘前往歐洲期間,他把福漢會的工作,交由巴色傳道會的宣教士韓山明負責。然而,由於韓山明、葉納清和黎力基等人早已對郭實臘的某些做法不滿,所以在郭實臘離開後,他們便對他作出嚴厲的批評,並打算集體脫離福漢會。當郭實臘攜妻返回香港時,事情已沒有挽回的餘地,福漢會遂正式分裂,郭實臘為此深受打擊。1851年8月9日,郭實臘在香港因痛風病逝世,年僅48歲。此後不久,福漢會便告解散。

郭實臘的安息禮拜在聖約翰大教堂舉行,其遺體最後安葬於香港跑馬地墳場。香港總督和港府高級官員皆出席了葬禮。香港中環的吉士笠街(Gutzlaff Street),就是為紀念他,以其姓氏所命名的。

對太平天國之影響

1. 福漢會與太平天國:郭實臘與洪秀全是否直接接觸過,無可查考。然而,郭實臘的福漢會卻與太平天國有著一定的關係。1853年,太半天國後期名臣洪仁玕,曾在香港跟隨韓山明學道。1854年5月,當洪仁玕準備前往南京投靠洪秀全時,韓山明曾贈其現金二百元、聖經三本和衣物一批。而韓山明本人也曾在洪仁玕的協助下,寫成了《太平天國首義記》(The Visions of Hung Siu 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一書。此外,1860年10月13日,當福漢會成員羅孝全前往南京拜會洪秀全時,洪秀全親自邀請他出任太平天國的”洋務丞相”。由此可見太平天國與福漢會之間不同尋常的關係。

其實,郭實臘和不少西方宣教士曾對太平天國寄以厚望,因為他們想”藉太平天國,使中國成為基督化的國度”。而福漢會成員更是直接參與了太平天國運動及其改革與建設,並具有一定的影響和貢獻。

2. 郭實臘聖經譯本與太平天國:郭實臘等人所翻譯的中文聖經,其重要性不在於它對中國教會的影響,而在於它是太平天國所採用的譯本。

1847年,太平天國創立者洪秀全曾前往香港,跟隨宣教士羅孝全學道(按:羅孝全是福漢會的成員,曾跟隨郭實臘學習)。王元深在他的著作《聖道東來考》中,如此記述洪秀全與羅孝全二人接觸的經過:”翌年羅教士回國,數年後,復來羊城東石角傳道。花縣人洪秀全,涉獵書史,來省應試,偶得耶穌小書數本,週覽後,始知偶像菩薩之謬,不應奉拜,乃往東石角禮拜堂聽講福音,交識傳道者周道行,供給其學道。閱三月,求羅教士與施浸禮,又求借銀五元,羅見其有異志,故卻之,謂其道味尚淺,須再研究。秀全以所求不遂,離羊城回家,一去無復回,道行所供秀全三月之需,亦無歸款,此是周道行自述之言”。

在洪秀全學道期間,羅孝全曾送他一部中文聖經,即郭實臘等人翻譯的《新遺詔書》。若將後來太平天國印行的聖經與《新遺詔書》作一比較,即可看出它們的內容絕大部分都是相同的。麥都思在1853年12月29日寫給倫敦傳道會的信中,曾這樣評述太平天國聖經的由來:”舊約方面,他們採用郭實臘的譯本,沒有做出只字片語的改動……。新約方面,他們採用我和郭實臘在1835年的譯本……。那是這些譯本的最早版本之一,是起義者按他們所得到的原原本本的採用”。

爭議與評價

郭實臘是一個集敬虔主義和浪漫主義於一身的人,這使他經常受到較為保守和傳統的宣教士所攻擊。在其二十多年的宣教生涯中,郭實臘的宣教策略與處事風格,顯然不被其他宣教士和後世的人認同,甚至遭人詬病。以他在中國沿海佈道旅行時搭乘英國鴉片船一事為例,就連他的親密同工麥都思,都不同意他的做法。儘管事實上他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以及東西文化的交流等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然而,正如盧杰西(Jessie G. Lutz)在其文章中所說的:”’別人’對他的讚譽,總會被對他的批評所沖淡”。在”福漢會”這件事情上,郭實臘也飽受指責。雖然該宣教組織曾經引起歐洲國家對中國宣教的極大興趣,但因郭實臘濫收會員,以致造成惡劣影響,最後導致工作失敗。正如蘭伯特(Tony Lambert)在其文章中所說:”無論一項任務或企劃設計得如何完美,如果不用恰當的規則和管理方法予以實施,結果一定無法達致成功”。

雖然郭實臘在許多事情上飽受非議,但他在宣教事業上所做的貢獻仍是不容抹煞的。如果沒有郭實臘牧師所創立的福漢會,可能就不會有今日的禮賢會、崇真會和信義會的存在。後來的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就是受當年郭實臘親手創立的中國傳道會的派遣來中國的。他的宣教理念也深深地影響了戴德生,以致戴德生尊他為”中國內地會之父”。縱觀其在華二十年之生涯,無論從事宣教佈道、翻譯聖經、著述出版,還是從政傳譯、協力外交等方面,均有重要貢獻,為中外史學家所肯定。尤其在宣教理念與策略上,更具突破與創新意義,成為普世宣教史上的寶貴遺產。

資料來源

  • 趙維本著,《佳蹤重尋——譯經先鋒列傳》。新加坡神學院,2007年。
  • 魏外揚著,《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年。
  • 湯清著,《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1990年2月再版。
  • 李志剛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2年3月初版。
  • 李志剛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4年4月初版。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