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  — 1984

何義思

Ruth Howe Hitchcock

美國女宣教士。在華其間,她建立教會和多所佈道所;開設學校、孤兒院和兒童院。

美國女宣教士。1913年初次踏足中國領土,1915年開始在廣東省南海縣宣教,其間經歷珠江三百年以來最嚴重的水災、反英運動、和抗日戰爭,直到 1949年因中國政權改變而被迫離開中國。1954年重來香港,直至 1971年退休回美。在華其間,她建立教會和多所佈道所;開設學校、孤兒院和兒童院。在淪陷時期又從事難民救濟工作,開設難童院,收容大批棄嬰難童。在港其間,創辦了宣道會希伯崙堂。

一、從出生到獻身宣教

何義思 (Ruth Howe Hitchcock) 於1892年生於美國加州聖巴巴拉市 (Santa Barbara) 一個敬虔的基督徒家庭,在家中排行第二,所以後來在中國宣教時,人都稱她為“何二姑”。她的母親 (Anna) 在她還年幼的時候,已在禱告裡把女兒奉獻給主。待何義思長大後,母親便鼓勵女兒到中國宣教,並願以經濟和禱告來支持女兒的宣教事工。

由於父母經常在家裡接待回國休假的宣教士,何義思從小就有機會聆聽各宣教士的經歷。在她十歲那年,神藉著宣教士何定牧師 (Rev. Horace Houlding) 的講道,來感動她作出對中國宣教的承諾。雖然多姿多彩的中學和大學生活曾令她忘掉了兒時對主的承諾,但主沒有放棄她。何義思在斯坦福大學唸二年級的那年,她的母親建議她到中國一行,藉以增廣見聞。“中國”這兩個字讓何義思想起兒時的承諾,心中極其震撼,經過半日的掙扎,最後還是願意到中國走一趟。1913 年 11 月,她乘船離開美國西雅圖赴上海,在船上經過數天的掙扎,最後願意順服主的帶領,求主顯明祂的旨意。何義思這一決定改變了她的一生,從而讓神在她身上寫下歷史上一個美麗的宣教故事。

何義思於1913 年聖誕節的前幾天到達上海,她原本打算到中國北方探訪何定牧師,但由於天氣寒冷和交通不便,她便轉到廣東省南海縣去探訪翟恩憐 (Miss May Jackson) 。翟恩憐 (又稱“翟三姑“) 是來自美國三藩市的獨立宣教士,在西樵的官山傳道和開辦婦女學堂。何義思初到中國,不懂中文,旣沒有發展宣教的異象和計劃,又沒有神學院的裝備。但經過兩個星期的觀察,她已深深愛上官山這個工場。她對於骯髒的環境,難受的氣味,甚至兇惡的盗賊,都全不畏懼。後來雖然武漢的傳教士和在華北的何定牧師邀請她加入他們的工作,都被她推却了,因為那時她已清楚知道官山是神為她預備的地方。

二、在華宣教 (1915–1949)

1. 學習時期 (1915-1916)

何義思於1914年中回美, 1915年1月重臨官山,開始她長達五十載的宣教事工。在初到官山的五個月,她主要的活動是每天三小時的中文課和早晚兩次的福音聚會,間中她會用英文講道 (由翟三姑傳譯) 和代替翟三姑司琴。因為翟三姑經常要出外宣教,留下何義思單獨與一班言語不通的中國人一起生活,所以她在最初幾個星期感到很孤單,甚至對來華的決定產生懷疑。但那時她感到主對她說話,提醒她不是孤單一人,因有主與她同在,這帶給她無限的安慰和鼓勵。到了1915年5月,她已能用廣東話作個人談道。

何義思在1915年7月經歷了珠江三百年以來最嚴重的水災,波及官山。她協助翟三姑指揮救濟工作。派米賑災的工作使她們有機會向災民傳講福音,也給何義思很多機會練習她的廣東話。由於夏天到處都是蚊子,引至瘧疾蔓延,何義思也不幸染上,被送到廣州達保羅 (Dr. Paul Todd) 的醫院留醫。在達醫生和達太太的悉心照料下,數月後何義思才恢復了健康。

2. 事工拓展時期 (1917-1936)

何義思在1916年初回美探訪家人之前,曾與翟三姑研討在官山興辦一些小型工業生產,好讓“女書館”的學生可以自食其力,一面接受普通教育,一面接受真道栽培。何義思留美期間,偶然有機會與一個基督徒波特先生 (Mr. Potter) 談及美國人對花邊的需求。波特先生建議何義思在官山開辦花邊工廠,由他在美代理銷售,不收佣金。另外他又建議何義思返華時探訪山東煙台附近的花邊工廠。何教士覺得這是神的安排,便在同年返華時到山東煙台跟一位從愛爾蘭來的宣教士麥滿倫師母(Mrs. McMullen) 學習製作花邊,然後帶了一些工具和樣本回官山,以便照樣仿造。花邊館剛開始時,工作進展得非常緩慢。到1917年,花邊館已上軌道,有三十位工人,製花邊漸漸成為許多人得救的途徑。除了製作花邊外,花邊館其後還製作枱布、毛巾、蚊帳、和絲棉被等產品,成為支持宣教事工的一個經濟來源。

翟三姑因身體欠佳,於1918年11月退休回美,官山的事工便由何義思一人主理。在1919年,一間佈道所的傳道人請求何教士收養他的內侄。經過禱告後,何教士決定收養那孩子。因不願那孩子獨個兒在一個外國家庭長大,她便再求主給她另外的孩子,並負責供給他們一切的需要,孤兒院的事工便由此而生。根據當時法例,只有合法的外國註册團體才可以在中國擁有產業,所以為了要買地建孤兒院和教堂,何義思和家人經過詳細的考慮和禱告後,決定由她的家人成立“希伯崙會”,於1920年12月在美國加州正式註册,並於1921年在官山買了一塊地,孤兒院和教堂的工程在1922年秋季完成。

何教士在西樵的事工除了教會和官山附近十餘間佈道所外,還有強華學校、西樵聖經學校、輔德女學堂、花邊館、和純光孤兒院。隨著事工的發展,她的宣教團隊也漸漸增加。何義思的華人同工有李星壽先生、李學基牧師,和數位中國女傳道。而外籍同工則有來自美國的戴雅士姑娘 (Miss Pauline Thiers) 、何秀馨姑娘 (Miss Sylvia Bancroft) 、傅晨光姑娘 (Miss Aurora Fluker),還有來自德國的馮晨星三姑 (Sister Marie Luise Von Mengerson) 和戚秀珍二姑 (Sister Maragrie Seeck) 。此外,何義思的外甥女蒲美潔 (Miss Margaret Potier) 和外甥蒲力行夫婦 (Richard and Edith Potier) 也曾到官山事奉 。

在1925至1926的“反英運動”期間,雖然在中國各地都發生了排外反教的動亂,但官山一帶的中國人對外國傳教士卻十分友善,皆因著五位女傳教士的殷勤和愛心,贏得官山二萬居民的尊敬和愛戴。在李星壽先生和區熾堂牧師的協助下,何義思在1926年初推行“教會中國化”的計劃,把教會交給中國人領導和管理,外國傳教士若沒有被教會委任在各部門負責,便無權過問教會的事務。1931年,何義思從World Dominion雜誌的文章得到啟發,建議每一間佈道所都要在運作上 (如主領敬拜、查經祈禱會,以及佈道工作) 和經濟上學習自立,不用全職的傳道人領導。她的建議在1931年底被執事會通過,並付諸行動。

3. 抗日戰爭時期 (1937-1945)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中國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1938年10月廣州失陷,同年12月日軍抵達官山。由於德國是日本的盟友,而日本在1941年12月前還沒有向美國宣戰,因此教會和孤兒院並沒有遭到日軍破壞。但因為沒有政府維持治安,法律和秩序蕩然無存,教會和孤兒院都被盗賊洗劫,孤兒院的工作受到嚴重破壞。

何義思在1938年8月與外甥女蒲美潔回美慶祝她雙親的金婚紀念日後,於1939年2月辭別父母回華,這是她與83歲父親在世上的最後道別,她的父親翌年在美安息主懷。

為了幫助飢餓無依的孩童,何義思在1939年5月15日成立了希伯崙會難童救濟院。在抗戰時期,難童院成為希伯崙會的主要工作,數以百計的孩童因難童院而得以存活,很多飢渴的心靈也藉著福音而得著滿足。除了難童院,他們又對急需援助的人施行賑濟。由於糧食短缺,他們每天衹可以幫助一百個急需援助的難民,除了分給每人一碗濃米粥外,還向他們講解福音的真理。賑濟工作持續了一年半,其中兩個月因收到香港基督徒的額外奉獻,每天賑濟的人數增加至一千名。

到了1940年底,由於淪陷區的物價高漲,糧食短缺,又常受到日軍和土匪的威脅,所以何義思和同工們徵得一批孩童親屬的同意,暗暗地把他們送到自由區,交給政府人員護送到自由區的孤兒院。在1941年初,他們決定由何義思帶領,把51個孩子和18個同工 (包括教師、護士、廚子、工人等) 遷到西江以北的永豐市。兩位德國女宣教士則決定留在官山,繼續救濟工作,鼓勵弟兄姊妹,服侍病者,安慰痛失家園的難民,和向垂危的人傳講福音。何義思在永豐市仍把握每一個傳福音的機會,用他們的言語和行為作見證,派發福音單張,個人談道,並帶領信徒查經。由於日軍在1944年底攻佔了永豐市,何義思便把孤兒院和難童院的孩子再度遷到廣西省的懷集縣,在那裡住了十一個月,直到1945年戰事結束後才離開。

4. 從戰後到解放 (1946-1949)

1945年12月希伯崙會的所有同工回官山開年會,獲悉有七個佈道所雖然遭炮火破壞,信徒們仍堅持傳福音工作。由於當時經濟不穩,周圍仍是廢墟一片,大家決定擱置其他事務,全力發展福音事工;又決定把孤兒院和難童院的孩子遷到西江德慶市,在那裡設立孤兒院。

何義思在1946年回美探望她的母親,數月後和她的外甥蒲力行夫婦一起回華。從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何義思與鄧林牧師夫婦 (Rev. and Mrs. James R. Denham) 在永豐市、三村、和西樵一帶佈道,帶領多人信主。在1948年秋天,本地同工的佈道團又用了五十二天,走訪了西樵的104個村鎮,向六千多人傳講福音。

1949 年6月,由於中國政局惡化,蒲力行夫婦離華回美。(戚二姑已於1947年因身體欠佳離華) 1949年8月,美國領事館通知所有美國公民撤離中國,何義思衹好離開中國到香港去。馮三姑則選擇一個人留在官山,沒有撤退。後來為了避免信徒因跟她接觸而受到逼迫,她才申請離去,於1951年復活節抵達香港,外國宣教士在官山的工作就此結束。

三、在香港的福音事工 (1950–1971)

何義思剛遷到香港時,還存著於數個月後可重回官山的希望,但終於慢慢明白離華是不能改變的事實。由於母親身體欠佳,何義思在1950年回美照顧母親,一直守在母親的病床前,直到1953年聖誕節前夕,母親才息了世上的勞苦回到天父的懷中。她的母親離世不久,何義思接到香港宣道會劉福羣牧師的邀請,到建道神學院來幫忙。經過六個月的禱告,何義思確定是神的旨意,才接受神學院的邀請。為了取得香港的居留證,何義思申請加入宣道會。她又向神學院解釋清楚,她自已會負責在港的生活開銷和住宿,不用神學院資助。

何教士在1954年重回香港,在建道神學院負責特別預科課程,提升那些因戰亂而未能完成高中課程超齡學生的學歷,讓他們可以達到神學士和教育學士學位的入學條件。在1956年春節,何義思召集了在港的希伯崙會會友,借用神學院的膳堂舉行一次大團聚,約有四十人出席。會中大家決定在九龍借地方開始聚會,香港希伯崙堂便由此而生。六年後,何義思默默地用自己的積蓄,幫助他們在東方街購置一個地下鋪位,並在1962年4月14日獻堂禮中按立李非吾牧師 (當年純光孤兒院的一名男童) 為首任牧師,他們一致通過加入宣道會區聯會。八年半後,會友已增至二百餘人,在1970年11月14日,他們又遷到彌敦道南京街一幢大厦的一樓。

四、退而不休 (1971–1984)

1970年底,七十八歲的何義思感到神告訴她是回家的時候了。那時神學院正是學期終結,接著的春季學期她不用教課,圖書館的工作也可以交由別人負責,她覺得應該退休了。跟著她又得悉在美國的姊姊因意外而神智變得有點昏亂,於是她決定在1971年3月1日回美,結束她五十載的宣教事工。

何義思搬回到聖巴巴拉市後,繼續向當地華人傳講福音。她參加聖巴巴拉華人播道會的主日崇拜,替西人牧師傳譯,帶領青年團契和週三的研經班,又參與聖巴巴拉市華僑的探訪工作,有時又被邀到婦女會作見証。在八十歲那年她整理了自己由中國寄給母親的家書,編寫好《誰掌管明天》(The Good Hand of God) 一書,把她所經歷父神的慈愛記敘下來,希望藉此將父神的信實傳與下一代。何義思於1979年10月遷到南加州橙縣的Town and Country老人院居住,生活仍很忙碌,要負責院中的靈修,並到各地教會講道。她一直與許多主内的兒女保持書信來往,每天都為他們在世界各地傳福音的工作禱告。

何義思在1981年中風後,便不能再外出講道,也減去其他的工作。但她的事奉並未因此間斷,衹是從“動”的事奉改為“靜”的事奉,以她的全人為主作見証,並繼續用禱告和書信去支持和鼓勵她的屬靈兒女。何義思最終於1984年9月27日安息主懷,享年九十二歲。

五、宣教的傳承

何義思雖然已回到天家,但她的宣教心志卻由她的屬靈兒女傳承下來 。他們很多都成為傳道人和教會的長執,而她協助成立的希伯崙堂,也成為一間滿有差傳異象和負擔的教會。希伯崙堂於1972年成立了希伯崙差會(香港宣道差會的前身),差傳工作遍佈東南亞和北美洲。

何義思教士雖然沒有結婚,神卻使她子孫昌盛。在純光院和難童院孩子的腦海裡,何教士是一個慈母,又是一個嚴父。在同工的記憶中,她是一個成功的領袖和輔導員。在《誰掌管明天》的讀者心裡,她是一個禱告的勇士、宣教的女傑、基督的精兵。但在何教士自己的腦海中,她卻衹是神一位極卑微的使女而已。她對主的謙卑、信靠和順服,對禱告的熱切,以及對傳福音事工的全然擺上,是每一個基督徒要記念、要效法的。

歸屬

本文的資料是根據何義思教士的自傳《誰掌管明天》,香港宣道差會《跨越月刋》154期紀念何義思教士的五份特稿,和豐盛恩典網站WellsOfGrace.com 有關何義思教士的五篇文章。何義思教士的照片是取自《誰掌管明天》一書。

資料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