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5  — 1822

米憐

William Milne

英國倫敦宣道會宣教士,是繼馬禮遜之後第二位來華的基督教新教宣教士,馬禮遜的親密同工與助手。

一、從牧羊童到宣教士

威廉·米憐(William Milne)於1785年生於蘇格蘭阿伯丁郡的肯尼蒙特(Kennethmont, Aberdeenshire),6歲喪父,由母親撫養長大。由於家境貧窮,米憐幼時即需出外牧羊。長年與羊群、牧童為伍,使他舉止粗野,污言穢語成習。幸於當地得遇敬虔之基督徒的幫助與引領,不但學得編筐與理麻等謀生之技,而且始知基督信仰之真道。米憐16歲悔改歸信耶穌基督,受洗加入教會之後熱心追求,靈修、禱告不輟,更立志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上帝。 

1809年,24歲的米憐決志奉獻自己做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遂向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請。當時倫敦會正在物色人選去中國協助馬禮遜工作。當米憐與遴選委員們面談後,卻被認為不符合去中國做宣教士的資格。因為他們覺得米憐舉止言行較粗俗,文化素質也比較低。而去中國這種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宣教,一定要像利瑪竇、馬禮遜那樣的飽學之士,而且受過醫學和科學方面的訓練才夠資格。他們擔心他去中國會給馬禮遜幫倒忙,給宣教工作帶來損害,甚至遴選委員中有一人說:”你去或許做個雜役還合適”。米憐前往中國宣教之心迫切,隨即回答道:”只要是關於宣教的服事,無論什麼工作,我都願意幹。……我願去洗衣、燒飯,做馬禮遜博士的僕人,服侍他,只要讓他專心傳道,我什麼事都可以做”。他的勇氣和謙卑感動了委員們,最後被宣道會所接納,並送他去高士坡宣教學院(Missionary Academy at Gosport)接受訓練。米憐以行動證明了自己,1812年畢業後,即被按立為牧師。同年8月,與麗切爾小姐(Rachel Cowie)結婚,不久便帶著新婚妻子登船啟程前往遙遠而陌生的國度——中國。

二、獻身於中國宣教

米憐攜夫人於1813年7月4日抵達澳門,成為第二位來華新教宣教士。他們的到來,使在華孤軍作戰逾六年之久的馬禮遜夫婦備感歡欣。在他們抵達澳門的當天,馬禮遜在日記中表達了欣喜之情: “這一位同工和他配偶的到來,是我七年來所渴望的,如今竟然成為事實了,真令我樂不可支。我的妻子也有相同的願望,並且經常為此事禱告。她希望能有一位敬虔的女伴到來,除去她的寂寞,與她一起忠誠地生活。因此,我相信她必會因米憐夫人的到來而喜出望外”。由於澳門葡萄牙總督不准米憐在澳門居住,他只好留下妻子與馬禮遜夫人同住,自己轉往廣州。馬禮遜先安排、幫助米憐學習中文,以便日後能一起將聖經翻譯為中文。

學習中文對初到的米憐極具挑戰性,他曾如此形容說:”一個人要想學好中文,必須具有銅的軀體、鐵的肺腑、橡樹的頭、彈簧的手、鷹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般的記憶和瑪土撒拉的壽數”(注:瑪土撒拉是聖經中最為長壽的人物)。留守在澳門的米憐夫人,於1813年10月14日生下長女Rachel Amelia。 

由於米憐在廣州也不被准許長久居留,天主教背景的葡國政府又不歡迎新教傳教士留居澳門。六個月後米憐只好離開中國,前往爪哇、馬六甲和檳榔嶼,尋找合適地方作為永久性宣教基地。

三、到馬六甲開拓宣教基地

1814年,米憐成功地在馬六甲建立了宣教基地。當時統治馬六甲的荷蘭殖民地政府支持基督教的海外宣道事工,撥地給他們興建宣教總部。1815年4月,米憐攜眷前往馬六甲開拓宣道工場,同行的還有馬禮遜所推薦的刻板印刷工匠梁發。在這次航程中,米憐夫人又誕下雙胞胎男嬰,其中之一,就是後來倫敦會著名宣教士美魏茶 (William Charles Milne)。這對孩子的出生,為漂泊異域的夫妻倆平添了無限的喜樂。

為突破清廷嚴禁傳教及禁印福音書刊的法令,米憐一到馬六甲就開設印刷所,在梁發幫助之下印刷中文聖經、佈道書冊及福音單張,並和馬禮遜共同創辦了中國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自任編輯。米憐說:”當宣教士不能親自向人傳福音時,他的責任就是分派最方便的代表(福音書刊)出去。誰說這些平安的使者不會先把主的道路鋪直,不會把一個民族為主預備好呢?” 1817年11月,馬禮遜和米憐二人組成一個臨時委員會,為成立”恆河以東宣教差會”(The Ultra-Ganges Mission)擬定了計劃書,呈送倫敦宣道會審閱。計劃書的內容包括開辦免收學費的中文書院、發行中文月刊、開辦中文、馬來文和英文的印刷事業等等。

梁發因工作關係常有機會讀到聖經,以及米憐編寫的福音書冊,更為米憐的身體力行而大受感動,不久決志信主,並於1816年11月3日從米憐接受洗禮歸信耶穌基督,成為中國基督教新教第二位信徒(注:首位是蔡高),後來馬禮遜按立他為牧師,從而成為中國教會歷史上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可稱為米憐”屬靈的兒子”,他後來不但成為馬禮遜在華傳道的好助手,也成為不同宗派來華宣教士的福音伙伴。

四、參與翻譯聖經

從事聖經翻譯對於初步掌握中文的馬禮遜和米憐絕非易事。首先他們要考慮的是採用何種文體來翻譯聖經。當時有人主張採用中國經典的語言,即以深奧的文言文翻譯;也有人主張採用通俗的白話文翻譯,以便於人民大眾閱讀。最後,馬禮遜決定採用《三國演義》等古典名著所用的中間文體,即淺白通暢的的文言文來翻譯聖經。米憐在其《中國宣教最初十年回憶錄》中,道出馬禮遜決定採用這種文體的理由: “他決定採用中間文體,是因為這種文體在各方面都最適宜用在廣泛流傳的書籍中。一方面,它具有古典書籍的若干莊嚴肅穆,卻沒有使這些書籍難以明白的極端簡潔;另一方面,對一切稍微懂得閱讀的人,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不致陷入口語的低俗粗鄙中。既不會使目不識丁的人感到難懂,也不會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不屑”。

在翻譯聖經的過程中,米憐功不可沒。雖然米憐長時期漂泊於澳門、廣州和南洋群島之間,但他一直在努力學習中文,並很快協助馬禮遜翻譯、修訂中文聖經。從其1817年8月9日的日記中可知,米憐已經為馬禮遜修訂新約至《希伯來書》第八章,也完成了《約書亞記》和《士師記》的翻譯,並且計劃在1818年完成他所負責的舊約十二卷書。1819年10月,米憐完成了由《撒母耳記上》至《約伯記》等十卷書的翻譯初稿。同年11月,他宣佈完成了全部的翻譯工作。

舊約其他經卷的翻譯,都是由馬禮遜本人完成的。1819年的11月25日,馬禮遜寫信給倫敦宣道會,報告聖經的翻譯工作已經完成。其中一段話可以讓我們感覺出他如釋重負般的欣喜與感恩:”藉著上帝的恩典,舊約新約全部聖經的中文譯本,在今天完成了……。為了完成這項重大的任務,我不僅長時間工作和謝絕社交,還保持耐心、毅力、鎮靜與不偏頗的判斷。既不會因為這是新的工作而執迷於偏愛的情感,也不會因為它是古代的經籍而固執於私人的成見。惟希望以正確的思想,恭敬的態度,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誤傳上帝的聖言。這些條件,都是翻譯一本如《聖經》這樣的書所不可或缺的。……丁道爾(按:因翻譯聖經而被英王亨利八世燒死的殉道者)被綁在柱子上快要被燒死時,曾高聲禱告說:’主啊,求你打開英王的眼睛,讓他能看見!’他的祈求似乎已經上達於天,得蒙應允了。如今,讓我們以熱誠作出同樣的懇求,使中國的皇帝也能看得見吧!”

聖經譯完後,手稿送往馬六甲英華書院,最後的修訂和印刷工作又耗時四年,直到1823年,整本聖經才以傳統木刻雕版的方式印刷出版,名為《神天聖書》。1824年,該聖經譯本由馬禮遜親自帶回英國,呈獻在英國聖經公會的年會上。可惜米憐在1822年病逝,未及見到這本中文聖經的出版。他在離世前幾個星期寫信給馬禮遜,讚譽說:”藉上帝之助,你已完成一件大事!將必掃蕩他們的廟宇,毀壞他們的偶像,改變他們的生命,拯救許多人的靈魂”。

五、共創英華書院

馬禮遜極富遠見,當他在廣州、澳門等地埋首於翻譯聖經、編纂字典之時,就已經設想在東南亞設立一個宣教基地,在等候中國大門打開之日的同時,致力於文字出版工作,並計劃建立基督教書院,培養人才。米憐的到來使他的構想得以實現。

1818年11月11日,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首任校長米憐的主持下舉行了奠基典禮。從馬禮遜草擬的”英華書院計劃書”中,可知該校設立的目標:”本校實行雙軌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歐洲文學。一方面可讓來自歐洲的學生有機會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字,另方面也可讓恆河以東的學生學習英文、歐洲文學和科學。所謂恆河以東的國家,包括中國、交趾支那、東馬來群島的華人聚居地、琉球地區、高麗和日本。本校將會有系統地向學生傳授基督教的真理,也教導學生東半球的一般文化知識,務求能夠給予學生深遠的影響”。此外,馬禮遜在為英華書院簽訂的契約書中,更直接表明,該院的學生”在學成之後,將會被派往恆河以東的亞洲各國,引領人們歸依基督教的信仰”。

英華書院從1818年創立,到1843年遷往香港,在馬六甲歷時25年。前後七任校長,皆為倫敦宣道會的宣教士,依序為米憐、宏富禮(James Humphrey)、高大衛(David Collie)、修德(Samuel Kidd)、湯雅各(Jacob Tomlin)、伊雲士(John Evans)及理雅各(James Legge)。其中多半具有漢學家的資格,例如: 高大衛翻譯《四書》;修德回英國後出任倫敦大學首位漢學教授;理雅各翻譯《四書五經》,出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更是一位西方公認的漢學大師。書院的教師,西學由宣教士擔任,中學則由華人學者擔任。此外也聘請馬來文、泰文、越南文、以及日文的教師,充分表現出兼容並蓄、多元文化的特色。

學生主要來自馬六甲當地的華人家庭,初創時只有七位,以後維持在二、三十位之數,最多時達到七、八十位。雖然當時在馬六甲的居民中,華人只是少數,但書院學生仍以華人為主,西籍學生不多。華人中雖然大部分人講閩南語,但書院仍堅持以官話為主流。這些安排都反映出馬禮遜、米憐的共識: 這所學校是為中國、為將來而設的。

1843年,英華書院遷往香港;1844年改名為英華神學院;1856年停辦。57年後,即於1913年復校,直到今日,為中國近代教會與社會培育出無數英才。在馬六甲英華書院中西校友中較為後人所知,甚至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有數位: 如中國文字印刷出版事業的先驅、第一位基督教牧師梁發;香港早期企業家、革命家何啟的父親、第二位華人牧師何進善;清廷欽差大臣林則徐的首席英文秘書袁德輝;中國近代著名買辦唐廷樞,以及新加坡名人宋旺祖的父親宋佛儉等人。西人校友如宏富禮、高大衛先後擔任母校校長;漢學家亨德(William Hunter),著有《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等書,為早期中外關係史珍貴資料;以及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等。

因其各方面出色的成就與貢獻,米憐榮獲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所頒贈榮譽神學博士學位(D. D.),故有米憐博士之稱。從一個牧養童成為一個神學博士,並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取得驚人之成就,非常人所能為。

六、忠心至死

1819年1月,米憐夫人再產下一個男孩,惟產後不久,不幸染上熱病及痢疾,於3月20日去世,年僅35歲,遺下四個年幼子女,其中最大的不滿6歲,最小的尚在襁褓之中。米憐悲痛萬分,常常以淚洗面。米憐本人亦因長期勞累,積勞成疾,身患多種疾病。但他強撐病體,在忙於各方面工作之餘,還要兼負母職,照顧幼兒稚女,其艱難可想而知。在1821年9月26日寫給馬禮遜的信中,米憐坦誠相告:”親愛的羅伯特:我病倒了。現在才有點力量給你寫信。臥床快一個禮拜了,嚴重的咳嗽,頭痛,心痛和肝病,折磨着我。……醫生竭力勸我出海旅行,這是最快捷、可靠的有效療法,我也相信這樣做會使我復元。但是,我怎能離開這裡呢?工作由誰來接替?印刷還要等半年,才可告一段落。英華書院的工作不能停頓,……刊物要繼續出版,還有許多別的事情要作。……請原諒我寫這封短信。我的生命在上帝手中,是生是死皆由祂決定”。

1822年3月,米憐不得不遵醫囑,暫時放下工作,前往新加坡旅行休息。同年5月31日,米憐回到馬六甲準備繼續工作,未料想兩天後便離開了世界,年僅37歲。馬禮遜的妻子瑪麗,從英國返回澳門之後便染上霍亂,早於1821年6月10日辭世。這一連串的打擊使馬禮遜備感憂傷。從馬禮遜1822年10月5日的日記中,可見他內心的痛苦與堅韌: “九年前的昨日,我和妻子一起歡迎米憐夫婦來到澳門,但如今四人中的三人,皆不到四十歲便離世了,留下我孤苦伶仃的獨自生活。然而,主的旨意總是好的,因為他們都是在福音的應許和盼望中去世的,而且都是死在自己的崗位上。他們忠心地把骸骨留在戰場上,他們盡忠於救主的大業,直到最後一天。他們沒有一個是臨陣退縮的,甚至連最不幸的瑪麗也是回到中國之後才死亡,這令我心感欣慰”。 

米憐夫婦死後皆葬於馬六甲。米憐太太的墳墓現今仍在馬六甲基督堂(CHRIST CHURCH MALAKA)後面的荷蘭墓園內;至於米憐的遺體, 據說也是埋葬在這裡,但已無法找到。

資料來源

  • 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著,簡又文譯,《傳教偉人馬禮遜》。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2年。
  • 湯森(William Townsend)著,王振華譯,《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 蘇精著,《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2000年。
  • 趙維本著,《佳蹤重尋》。新加波:新加坡神學院,2007年出版。
  • 網絡相關資料。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