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仁

一、出生和教育背景

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字敦伯，又字勛卿，於1623年10月9日生於比利時的皮藤 (Pittem)。其父朱斯特•維爾比斯特（Judocus Verbiest）, 是法國北部杜埃大學（Douai）的文學碩士, 畢業後曾任拉丁文教師、教堂司事、法官，以及收稅官等職務, 在當地頗有些影響。

南懷仁於 1640年10月1日, 即他 17 歲生日的前一周, 開始了他在魯汶大學文理學院 (Arts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Louvain) 的學習生活，主修邏輯學、數學、地理、曆法和天文學等學科。11 個月後, 即 1641 年 9 月 2 日,南懷仁離開魯汶大學, 加入了耶穌會。遂前往梅赫倫,成為耶穌會在該教區的一名見習修士。兩年後他回到魯汶以完成其哲學學業，並在一所耶穌會學院裏學習，期間還參加著名數學家塔凱 (André Tacquet) 的講座與研討。與這位偉大的科學家相遇，以及他在魯汶耶穌會學院所接受的優良教育和訓練為其日後在華傳教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開啟傳教生涯

1656年，南懷仁和衛匡國(M.Martini)神父奉派前往中國傳教。從熱那亞赴里斯本途中, 由於他們所乘之船遭劫, 因此錯過了里斯本每年一次駛向遠東的航船。他們只好在葡萄牙逗留了一整年。在此期間，南懷仁被派往科英布拉(Coimbra)教授數學，這一經歷不僅使他的數學知識更為精進，也使他深深意識到數學對他未來在中國傳教的重要性。

1659年，南懷仁抵達中國後, 首先被派往陜西傳教,與先期在那裏從事傳教活動的李方西 (Giovanni Francesco de Fer rariis) 神父一起工作。1660年,南懷仁因其數學才能，在湯若望力薦之下，奉皇上之召, 赴北京協助湯若望修歷。進京途中，南懷仁經過三省34個城鎮,備受地方官員的禮遇。

在修曆與天文觀測活動中，耶穌會傳教士招致欽天監中中國官員的嫉妒與怨懟。1664年(康熙三年)7月，監官楊光先率先向耶穌會士們發難，上奏朝廷彈劾耶穌會士。在向禮部所上奏本《請誅邪教狀》中,楊誣告說:“湯若望等人借曆法以藏身金門,窺視朝廷機密,若非內勾外連,圖謀不軌,何故立天主堂於京、省要害之地,作妖書以惑天下之人。…… 伏讀《大清律》謀叛、妖書二條,正與若望、祖白等所犯相合, ……請依律正法。”［1］南懷仁旋與湯若望等耶穌會士同被楊光先參劾下獄。當時在京的四位神父皆被戴上腳鐐手銬，投入大牢達六個月之久。其中南懷仁因年輕力壯，所戴鐵鐐更為沉重。他們幾乎每天被提審，然後再度被投入大牢。在獄中，他們除祈禱外，還為前來探監的眾多教友禱告，鼓勵他們堅守聖道，忍受磨難，並講述教會初期的教難事跡。

1665年4月初一日，禮部和刑部舉行聯席會議, 擬判湯若望等7人淩遲，5人斬首；並宣布禁止天主教,各省傳教士押解廣州, 驅逐出境。次日，眾輔政大臣正欲依議批行,忽然發生地震,因此驚散而未批。此後余震不斷, 天空又有彗星出現,朝野甚為恐慌，以為是觸怒了上蒼,於是擬按照歷代慣例,對罪犯減刑。當孝莊皇太后得知輔政大臣們所行之事後，大為震怒，斥責說：“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過。”［2］因此湯若望和南懷仁等人死裏逃生，獲釋出獄。但李祖白等五名欽天監官員卻已遭冤殺。不久湯若望死去，而南懷仁則仍在暗中進行天文觀測和推算，以待時機。

1667年,康熙皇帝親政後,發現舊法每每疏漏差錯,屢與天行不符,遂於1668年12月26日諭楊光先、南懷仁等人:“天文最為精微,曆法關系國家要務,爾等勿懷夙仇,各執己見,以己為是,以彼為非,互相爭競。孰者為是,即當遵行,非者更改,務須實心。” 同日又諭: “爾等同禮部尚書布顏、郝惟納去測驗日影。欽此。”［3］測算結果，南懷仁等耶穌會士大獲全勝。

此案之後，康熙帝專訪南懷仁，經他測算發現楊光先所測曆法屢屢有誤。楊光先見勢不妙，搶先上奏皇帝，稱“中國乃堯舜之歷，安有去堯舜之聖君而採用天主教曆？且中國以百刻推算，西曆以九十六推算，若用西洋曆，必至短促國祚，不利子孫。”［4］康熙聽後大怒，責其為妄言，遂將其革職，並任南懷仁為欽天監監正。更拜南懷仁為師,向他學習天文、數學和力學等知識。在曆法之爭得到解決以及被逐至廣州的傳教士於1671 年獲準返回原傳教地後, 南懷仁堅持不懈地致力於改變天主教在華的處境, 使之從一個非法的宗教變成一個合法的宗教。

南懷仁於1682年 (康熙二十一年)寫回歐洲的信中說,凡擅長光學、力學等物理科學的耶穌會士,中國無不歡迎。康熙皇帝給予他們的優厚待遇,是諸侯們也得不到的。他們常住在宮中,經常能與皇帝見面交談。在這些教師中有徐日昇(Tomas Pereira)、張誠(Jean Franois Gerbillon)和白晉 (Joachim Bouvet)等人。徐日昇在康熙皇帝身邊36年,至死為止。他和白晉曾隨索額圖到沙俄參與中俄邊界談判和簽訂《尼布楚條約》,貢獻殊偉。

三、科學貢獻

南懷仁與其前輩利瑪竇和湯若望兩位神父有著很多相似之處：對科學有很深的造詣，對傳教事業有高度的熱情，以及在操守方面具有優良品德。對當時信仰基督還處在初始階段的中國來說，以及在傳教事業的迫切需要上，除了利、湯兩位外，幾乎再無別人能比南懷仁更重要了。

1669-1673年(清康熙八至十二年) ,為引進西法觀測天象,南懷仁設計出大型銅儀 6 件, 替換了北京觀象臺頂明鑄儀象,從而揭開中國天文學史的新篇章。中國具有悠久的敬天傳統,天文儀器必然是敬天禮器,從帝王禮天的角度來看,天體儀則象征著所崇敬的星象主體。康熙天體儀是清初六儀(即天體儀、赤道經緯儀、黃道經緯儀、地平經儀、象限儀和紀限儀的總稱)的代表作品, 無論就工藝難易、工期長短、用料輕重、以及用途大小等相比較,天體儀皆為諸儀之冠。康熙天體儀的造價同385公斤銀價相當。1674 年南懷仁撰寫並刊印的兩本專著,是研究這些儀器必不可少的原始資料,它們就是《儀象圖》和《儀象誌》。

南懷仁按歐洲的模式,十分精確地圖示說明了儀器及與之相關的制造過程, 而且他的某些技術是前所未見的。由此可見，南懷仁對當時歐洲儀器制造業有相當的了解和廣博的知識。他制造儀器, 與歐洲同時代較大儀器制造家們一樣, 力求精密。當1900 年北京遭到洗劫時, 法國和德國軍隊爭相霸占南懷仁的儀器。此事證明了南懷仁的儀器在科學和藝術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南懷仁不僅對中國天文歷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在開闊中國人對世界的視野方面也有很大貢獻。他曾編撰了數種地理學著作、繪制了數種地圖，這些成就成為17世紀地理學和地圖學在中國發展的標誌。

南懷仁的《坤輿全圖》(世界地圖 )包括兩個半球圖, 每個半球直徑為154 厘米,有足夠的空間增繪各種各樣雜事, 並予描述。地圖內容分為 4 個範疇: 一、14 種裝飾物,用以展示自然氣象,諸如四元行論、兩極、地球、大地的球形形狀，雨、雲、風、空氣的運動、潮汐的作用、洋流、 地震、人類、河流和山脈等等；二、五大洲〔亞細亞洲 (Asia)、歐羅巴洲(Europe)、利未亞洲(Libya,非洲的舊稱)、亞墨利加洲 (America, 美洲的舊稱)、和墨瓦蠟泥加洲(Magellanica,南極洲的舊稱)〕構成了地圖的主要部分；三、帶有註釋和解說的地名；四、歐洲帆船、不同種類的海陸動物的解說。

南懷仁於1674 年進呈此地圖於禦前, 這是中國皇帝接觸科學制圖學的開始。此後康熙帝註意到地圖在治理帝國大業中不可或缺的價值。他說:“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僥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 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侖、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5］

1671年,工部建造孝陵大石牌坊,需用柱子6 根,坊子等石12 件。南懷仁奉旨利用西洋滑車把其中重十余萬斤的石頭,安全拖過盧溝橋,致橋梁無任何損傷,又節省了護橋之費用。適值康熙皇帝狩獵回來,聞悉此事後,立即把捕獲的兩只鹿,一只禦賞南懷仁,一只賞賜給從事這項工程的官員。

1673 年, 為平定吳三桂之亂,康熙皇帝命南懷仁造炮。一年之內,南懷仁就造出大炮 350 門。一次在盧溝橋試炮,康熙皇帝親臨現場觀看,由於大炮的命中率極高,康熙皇帝高興地把自己的貂袍脫下,披在南懷仁身上,並加封他為工部右侍郎銜。依據《熙朝定案》和《清朝文獻通考•兵十六》等資料統計,南懷仁造炮數為 513 門。從康熙十四年至六十年, 清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銅、鐵炮達 905 門之多,而其中半數以上是由南懷仁負責設計監造的。

南懷仁是位傑出的天才,富有機智和獨創性。他親自設計的“一輛小型蒸汽車”，被認為是汽車的“鼻祖”——盡管此說存有許多爭議。1939年，美國人維因(Leroy L. Thwing)在麻省理工學院的Technology Review（《技術評論》）上發表的“Automobile Ancestry”（“汽車之始祖”）一文中,提及南懷仁在北京曾經做過的利用蒸汽推動車和船的實驗。

四、傑出的外交使節

1644 年清兵入關後,有外國使節為了商業貿易之目的頻頻出使中國。要處理復雜的國際事務,首先遇到的是語言和思想上交流的困難。因此清政府在對外關系方面不得不依靠當時在華的歐洲人——耶穌會士。這些耶穌會士懂得多種歐洲語言,且通曉漢語和滿語,具有外交才能。

1676年5月15日,由斯帕法里 (Nikolai Govrilovich Milescu Spathary) 率領的俄國使團到達北京。這位俄國使臣是一位傑出的學者和資深的外交官，會說幾國語言,其中包括拉丁語。清廷委派了幾位高級官員與俄國使團談判,南懷仁被指定為翻譯。在談判中,拉丁語首次被用作溝通俄中外交官員的語言,而耶穌會傳教士則扮演了兩國之間中介人的角色。斯帕法里和南懷仁既然都是學者,又都是外交家, 故彼此十分傾心。

1686 年,清軍未能攻克俄國人守衛的阿爾巴津要塞,康熙皇帝被迫與俄國政府談判。時任皇帝歐洲事務顧問的南懷仁主導了這次談判。俄國使團中的兩位成員文紐科夫(Nikifor Veniukov)和法沃羅夫 (Ivan Favorov) 過去皆曾出使北京,與南懷仁相識，為談判順利進行提供了方便。 1689年6月，後起之秀耶穌會士徐日昇和張誠，隨同由索額圖率領的中國外交使團去尼布楚談判。他們忠實地貫徹了南懷仁在中俄之間締造和平的遺言，並用自己的智慧與能力幫助締結了一個成功的和平條約，即《尼布楚條約》。條約締結後，中國的東北邊疆保持了160年的安寧，俄國則獲得了貿易利益。

五、死而後已

南懷仁擔任過在華耶穌會的副會長,在此任上,他曾仔細考慮過天主教傳教事業的未來,他的通信集表明了他不僅想讓更多的歐洲傳教士來中國,而且還設想在中國開辦至少一所修道院以培養本地的神職人員。他寫信給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衷心感謝他派遣五名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從事天文學研究。可惜在他們抵京前十日，南懷仁已經去世 。

1688年1月28日，南懷仁逝世於北京，據說是從馬上摔下受傷致死的，終年65歲。在其給皇上的的遺折中，南懷仁說: “陛下, 臣將高興永辭,因為臣殆盡一生為皇上效勞。臣歿後,伏乞皇上睿記臣平生所為莫過於要在世上為最神聖的宗教贏得東方最偉大君主這一庇護人。”［6］按其所言, 他為皇帝效勞就等於為教會服務。他的同會傳教士以及其他修會同仁, 確實因其身居朝廷而受到庇護，使他們在各省的傳教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南懷仁的葬禮於1688年3月11在北京舉行，場面宏大而隆重，康熙派來身份顯赫的官員七時即到現場。南懷仁的棺槨頗大，外面上了漆，又鍍了金。安放在四根柱子的豪華圓頂車上面，八十個壯漢分立兩旁扛柩護車，有國丈、禦前侍衛大臣，及其他大臣列隊騎馬開路，隊伍秩序井然，端莊穩重，而大街兩側也站滿了無數百姓。［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