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

一、司徒家族之背景

司徒雷登的先祖系蘇格蘭貴族之後裔，於十八世紀移民美洲，在賓夕法尼亞州開辦農場。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羅伯特是其家族史上第一位長老會教會的牧師，駕馭著四輪馬車四處傳揚福音，並參與創辦了西斐尼亞學院（Sylvania College），在該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還曾擔任過院長。他的長子、司徒雷登的祖父大衛在肯塔基州創立了謝爾比維爾女子學院，並出任首任院長。

司徒雷登的父親約翰（John Linton Stuart）出生於1840年，長大後，先後在肯塔基州的中央學院和紐澤西的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讀書，畢業後被按立為牧師，成為司徒家族的第三代牧師。不久他回應上帝的呼召，立志成為一個傳教士，到中國去傳福音。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美國長老會教會也因蓄奴問題和教義之爭而分裂為南、北長老會。十九世紀下半葉，美國南長老會開始向海外差派傳教士，約翰被派往中國杭州宣教。

1868年底，約翰和兩個同伴從紐約到舊金山，從那裏搭船前往中國，經過兩個多月的航行，於1869年到上海。很快約翰就轉往杭州，租賃了一間房子，開始了長達46年的宣教生涯。他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叫司徒約翰。由於他與當地百姓打成一片，故中文進步很快。他經常沿著大運河，來往奔波於城市和鄉村之間傳福音。這一時期，著名文學家賽珍珠（Pearl Buck）的父親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曾經與他一起同工一段時間。

1870年，司徒約翰總算在天水橋附近找到一塊地方，在那裏建造了一座教堂，一所學校和教士住宅，從此這個地方就被稱為“耶穌堂弄”。由於長期勞累，約翰身體大受虧損，而不得不返回美國，到阿拉巴馬州的莫爾比市療養。期間，他認識了瑪麗•路易莎•霍頓（Mary Louisa Horton）小姐。瑪麗小姐的父親是一個教育家，亦曾擔任過莫爾比市的市長。瑪麗自己亦熱衷於教育，曾創辦一所女子學校。她更是一個虔誠、熱心的基督徒，希望有一天能夠獻身到海外去宣教。在與從中國回來的約翰相識後，二人很快墜入愛河。1874年夏天，約翰與瑪麗結為伉儷，隨即一起乘船前往中國，定居於杭州。

在丈夫約翰忙於宣教工作之時，瑪麗亦發揮她的天賦，創辦了杭州基督教協和女子學校，自任校長。她招收的學生都是貧苦人家的女孩子，免費讓她們接受教育，還為她們提供食宿和衣服，只是有兩個條件：一是不許纏足，二是學校有權否定由家長包辦的婚姻。司徒夫人還創立了基督教女青年會，促進女孩子在德、智、體全面發展。這是中國最早的基督教女青年會。二十年後，這所女校和其它幾所教會女校合併成為著名的“弘道女學”。

二、司徒雷登早年生活

1876年6月24日，司徒夫婦倆生了一個男孩，為他取名叫約翰•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中文名則叫司徒雷登。小約翰首先學的是杭州話，童年時從母親接受啟蒙教育。在隨後幾年裏，他的三個兄弟大衛、華倫和羅伯特相繼出生。他們經常玩耍於杭州的坊間巷裏，亦時常隨父母到西子湖畔及周邊地區遊玩、野餐。

1887年4月，11歲的司徒雷登和兩個弟弟一起被送回美國去讀書，他們進入莫爾比市的一所公立學校讀五年級。由於他們的穿著、生活習慣以及談吐與美國孩子有很大不同，因此常常受到美國孩子的嘲笑。父母親重返中國宣教後，司徒雷登被寄養在姨父母家裏。姨父母對他的管教很嚴格，特別在宗教生活上更是一絲不茍，使他養成了去教會做禮拜、上主日學、研讀聖經，以及禱告等習慣，當然他也曾有過叛逆心理。

16歲時，司徒雷登進入弗吉尼亞大學附屬中學——夏洛維爾市的潘托普斯學校（Pantops Academy）讀書，期間他迷上了古拉丁文和希臘文。1893年秋，他以全校第一名成績考入漢普頓-悉尼學院（Hampton-Sydney College），這是弗吉尼亞一所古老的大學。司徒雷登在該校主修拉丁文和希臘文，還兼修德、法文學。同時聖經也是必修課，而且學校中的宗教氣氛也非常濃厚。在校期間，司徒雷登熱心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各種活動，並擔任青年會會長三年之久。

1886年7月，由著名布道家慕迪發起的“學生立志海外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席卷美國各大學校園，司徒雷登大受影響。但是否將來要成為牧師或傳教士，他內心還一直有很大掙扎。20歲時，司徒雷登從漢普頓-悉尼學院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之後回到自己中學母校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三年執教生涯使他愛上了教育，並且他的基督教信仰也更為成熟和扎實，以至於他甘願放下優裕的工作，獻身於宣教。

1899年秋天，司徒雷登進入里士滿（Richmond）郊外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潛心攻讀神學三年。在行將畢業之前，經過激烈的思想掙扎之後，他決志成為一個傳教士。他在“學生立志海外宣教運動”的“誓約卡”上寫道：“如果上帝許可，我希望並願意成為一個海外傳教士，響應該運動的口號：為基督贏得全世界。” 隨後，他和幾個誓願投身宣教運動的青年人一起，在弗吉尼亞河谷地區推進“奮進運動”（Forward Movement），為將來到海外宣教籌集資金。1902年春天，司徒雷登在弗州的東漢諾佛長老教會（East Hanover Presbytery）接受按立，成為牧師。同年6月，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獲得神學學士學位。

三、早年在華宣教與教育生涯

1904年11月17日，28歲的司徒雷登在紐奧爾良（New Orleans）與26歲的艾琳•羅德（Aline Rodd）結為夫婦。新婚燕爾，二人即接受美國南長老會的差遣，追隨當年他父親的腳蹤，遠赴中國杭州宣教，於是年底到達上海。老司徒夫婦對他們的到來異常興奮，親赴上海把這對新人接到杭州，此時司徒雷登已經和父母親分別16年了。

到達杭州後，司徒雷登和妻子一面適應新環境，一面開始學習中國語言。他拜一位名叫高敬甫的先生為師，學習中國的經史子集。他還給自己的妻子取了個中文名字：路愛玲。司徒雷登頗有語言天賦，在二三年時間內，不僅學會了官話，還學會了杭州、上海、寧波話等方言，而且還掌握了大量的中國成語和諺語。他經常到杭州四圍鄉間傳道，並曾參與救災，深深體嘗到中國百姓的疾苦。

1906年，他們的獨生兒子傑克降生。1907年，在司徒雷登的提議下，美國南長老會與北長老會攜手，對北長老會在杭州創辦的“育英書院”進行改組和擴充，在錢塘江畔建造新校園，創辦了“之江學堂”，即後來的之江大學。司徒雷登作為聯合教育委員會的幹事參與了籌建。後來他的弟弟華倫來華，在之江大學任教，並擔任過該校校長。他的另一個弟弟大衛在弗吉尼亞大學完成醫學博士學位後，也作為傳教士來華，在蘇州協和醫院任外科醫師。

1908年夏，司徒雷登應聘成為南京金陵神學院（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授，舉家從杭州遷居南京。此後他在金陵神學院教授新約聖經、新約希臘文，以及教會歷史等課程，不久又升任金陵神學院教務長，生活安逸而舒適。期間他編寫了《新約希臘文初級讀本》（Essentials of New Testament Greek in China），還時常為《國際宣教評論》和《教務雜誌》等刊物撰稿。1910年，他當選為南京教務委員會主席。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金陵神學院一度停辦。司徒雷登接受美國新聞界聯合通訊社（美聯社）的聘請，成為駐南京特約記者，每天撰寫電訊，報告中國政局的發展。當孫中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之後，司徒雷登常有機會進出總統府，結識了孫中山、蔡元培、王正廷等人。在1912年4月舉行的南京臨時國民議會上，司徒雷登成為唯一一位出席國會的外國人。他十分欽佩孫中山，稱贊他為“一個聲名無瑕的人，一個才能卓越的政治家，一個對國家無私獻身的愛國者。” 同年秋，金陵神學院復學，司徒雷登重回校園教書，之後他富有學術成果，先後完成《普世宣教簡史》和《希臘文初階》等著作。

1913年秋，司徒雷登之父司徒約翰去世，享年72歲，葬於西子湖畔的九里松。1914年夏，由於妻子路愛玲健康原因，司徒雷登攜全家回美國休假。在南方探親訪友之時，他應邀到華盛頓第一長老教會講道，引起當時去做禮拜的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興趣，遂邀請他到白宮敘談，了解他在中國的宣教情況以及他對中國的政局的看法。

1915年7月，司徒雷登返華，重回金陵神學院從事教學與寫作，其嘔心瀝血之巨著《新約希華英辭典》（Greek-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和《聖經啟示錄新註釋》（The New Commentary of the Revelation in the Bible）先後於1916和1917年完成並出版。

四、燕京大學歲月

1. 初創過程

1916年，隸屬於美以美會的北京匯文大學，隸屬於公理會、長老會和倫敦會的通州華北協和大學、華北協和神學院，以及隸屬於包括美以美會婦女海外傳道會在內數個差會的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合併成為一所聯合大學，暫名為“北京大學”，由五個基督教差會，即長老會、美以美會、美以美會婦女海外傳道會、公理會和倫敦會合辦。因門戶之見，各派為學校重組問題以及新校長人選等問題爭論不休，後來決定聘請一位與匯文和協和兩校皆無關係的人來擔任校長。司徒雷登因其在中外教會人士中間享有的極好聲譽而成為理想的人選，並且贏得各基督教差會領導人的贊同。當年“學生立志海外宣教運動”的領袖斯皮爾（Robert E. Speer）寫信說：“依我判斷，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學’校長的最佳人選。……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國，於在華傳教人士中他對中國青年最具影響力，而且才華與學養出眾，思想開朗。中外人士都心儀其人。” 受美國托事部派遣，專程來華考察的愛德華•史密斯（Edward L. Smith）在寫給托事部的報告中這樣評價司徒雷登：“出生於中國的司徒博士無論在傳教士還是在中國人中都享有很高的聲望和尊敬。他精通中文，了解中國人的思想，具有專業知識……。一旦他被給予機會，他將展示其優秀的行政才能。”

1918年12月10日，司徒雷登收到“北京大學”托事部的正式聘書。當時他的許多朋友表示擔心，勸他不要接手這個“爛攤子”。但司徒雷登經過反復考量後，還是決定接受這個新挑戰，於1919年1月31日，從南京前往“北京大學”就職。為化解兩派之間的爭執，司徒雷登首先成立了一個仲裁委員會，並擔任該委員會主席。在校名問題上，因為當時已經有了“國立北京大學”，故不宜再將這所聯合大學名之為“北京大學”。最後他採納了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會長誠靜怡博士的建議，決定命名為“燕京大學”。“燕京”為北京的古名，既富有文化意蘊，又很響亮。董事會和幾個差會都對此表示同意，隨即成立了一個由蔡元培、王寵惠、吳雷川、胡適，以及教育總長傅增湘等社會名流組成的專門委員會，經他們審定後，“燕京大學”之名稱於1919年5月15日正式獲得通過，其在紐約立案的英文名稱仍採用“Peking University”，直到1928年燕大向中國教育部注冊時，才改為“Yenching University”。

不久，司徒雷登的夫人路愛玲隨他來到北京，暫時居住在友人家裏。司徒雷登走馬上任之日，適逢“五四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許多學生上街遊行，並歡迎被捕釋放學生歸來。司徒雷登不以自己受到“冷落”為意，反倒接見被捕學生，與他們傾心交談，對學生的愛國行動深表同情。他在給友人的信中稱讚學生說：“我親眼目睹南京、天津、北京三地學生的示威，他們態度熱誠，而且有組織，有紀律，百姓為之動容，軍警受其感化。……學生是這個動盪國家的希望，而且是它最大的希望。……基督化運動不但要拯救每一個中國人，而且要拯救中國。” 他把基督教精神與愛國運動聯繫起來：“基督教精神和犧牲精神尤其重要。愛國必須具有高度的服務精神和犧牲精神。……只有基督教的福音才能產生這種精神，使人無私地為國獻身。”

1920年，司徒雷登提名路思義（Harry W. Luce）為燕京大學副校長，主管籌措經費。路思義原為山東齊魯大學的副校長，曾為齊魯募得巨款。初時的燕大分為文理科男校、文理科女校和神科，其中男校和神科設在盔甲廠；女校設在佟府內。主持男校的是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主持女校的是原華北協和女子大學校長麥美德（Luella Miner）。

1920年3月15日，燕京大學正式掛匾，並舉行了男女兩校合併的聯歡會，合併儀式由蔡元培主持。燕大招生女生實為破天荒之舉，先於北京大學。同年，司徒雷登聘請美國歸來的劉廷芳博士為燕大教授；半年後，又任命他為神科（宗教學院）的院長。劉廷芳早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來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心理學與教育學博士。他能講多種語言，在神學上有很深的造詣。他後來曾擔任中華基督教教育協會首任華人會長，並協助主持了孫中山的追思禮拜與葬禮。司徒雷登對他欣賞倍至，認為他是“全中國最有價值的二、三個華人基督徒之一。” 因此劉廷芳成為當時燕大的決策人物之一。

燕京大學草創時期的盔甲廠校園規模很小，校舍嚴重不足。司徒雷登不滿足於在原址上發展，決定另覓新址。他和同事們以毛驢和腳踏車為主要交通工具，尋遍北京四郊，最後看中了清華園西邊的一大塊地。那裏原是清代睿親王的淑春園所在地，後轉到陜西督軍陳樹藩手中。為得到這塊地，司徒雷登專程前往陜西面見陳樹藩，說動他願以6萬銀元將該地賣給燕京大學，並把其中的1/3捐作獎學金。這一塊地有40公頃之多，再加上陸續在附近買進的其他荒廢園地，使燕京校園的總面積達到原來的數倍之多。

選購定校址後，司徒雷登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資金問題。早在他接受聘任之時，他曾提出不管經費的事情。但事至此時，司徒雷登不得不親自出馬，以極大精力為建校資金而奔波。事實證明，他是一位非常合格、很會“找錢”的大學校長。從1922年起，他在15年時間裏，先後往返美國10次，向社會各界募捐籌款。要說動美國人為一所在遙遠中國的一所教會大學獻金並非易事。在給一位同事的信中，司徒雷登曾形象地比喻說：“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與他們同類。” 後來他還在中國發動募捐，張學良將軍就曾經為燕大捐款。經過他不懈的努力，爭取到了中美兩國民間機構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爾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這樣財力雄厚的組織的經援。1924年夏，燕京大學收到的捐款高達250萬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幾乎是個天文數字，為燕大建設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2. 校園建設

有力雄厚的資金之後，司徒雷登特地聘請畢業於耶魯大學的美國設計師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總體規劃，以中國的園林藝術及古典建築風格為基點，開始了大規模的校園建設。校園借遠山近水之勢，巧妙地安排建築布局。經過數年建設，一所宮殿式的美侖美奐的新校園在北京西郊落成，並且有了一個獨特的名稱——燕園。園內最重要的景觀是居中的那個湖，為它的命名大家一直爭執不休，最後還是採納了錢穆的主意，索性稱其為“未名湖”。

位於未名湖南岸的臨湖軒，原是應美國費城的喬治•柯理夫婦的要求，用他們的捐資所建造的一所校長住宅。但司徒雷登並未把它當做自己的私宅，而是時常當作公共場所，用於接待來訪的貴賓，一些重要的會議也在這裏召開；還有燕大青年教師的婚禮，也經常在臨湖軒舉行。實際上，臨湖軒落成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並沒有名字，直到1931年校友們在此聚會，紀念燕大建校10周年時，才由冰心取名為“臨湖軒”，再後來由胡適撰寫了匾額。

在建校年月裏，司徒雷登忙得不可開交，既要四處拼命籌款，又要指揮營建，又得為擴大後的學校招兵買馬，還得維持日常的教務工作。1925年1月，司徒雷登的母親在來華50週年之後，以83歲高齡去世。司徒雷登按照中國人的習慣，把母親安葬在杭州父親的墓旁。不久司徒夫人路愛玲因傷風轉為重癥，一病不起，於1926年6月5日，就在燕大遷入新址前夕與世長辭，年僅48歲。葬禮由劉廷芳博士主持，燕大師生將其安葬在新燕大校園公墓裏。她是第一位長眠在燕大校園的外國人。此後，司徒雷登每天早晨起床後，都要到夫人墓前，在靜謐中閱讀聖經一個小時，然後才回家吃早餐，再開始一天的工作。在司徒雷登後半生中，雖然不乏女性追求他，但他再未結婚。

1926年 6月，燕京大學正式遷入新址。這個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美麗校園，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他自豪地宣稱：“凡是來訪者，無不稱贊燕京大學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它有助於加深學生對這個學校及其國際主義理想的感情。” 此時的燕大已設有華文書院、男校文理科、女校文理科和宗教學院。隨著燕大的發展，司徒雷登聲譽鵲起。

今日北京大學校園的核心部分，即當日燕京大學所在地。但有多少人知道當年的園主以及他所付出的心血呢？說“沒有司徒雷登，就沒有燕園”並不為過。

3. 校訓及辦學理念

司徒雷登認為，教會學校應當由宗教信仰、科學精神與方法，以及無畏的探求精神所構成，因此他和幾位皆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幾經斟酌後，為燕京大學擬定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校訓。此訓言來源於《聖經》中耶穌所說的兩句話：一句是《馬太福音》第20章第28節的“人子來，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另一句是《約翰福音》第8章第32節的“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司徒雷登將這兩句訓言合併為一句話，作為燕京大學的校訓。這一校訓體現了司徒雷登的理想和信念，影響著燕大師生們的思想與生活。師生們身體力行，踴躍奮進探求真理——以基督精神救國救民的真理。多年之後，司徒雷登自豪地說：“我所知道的大學校訓裏，沒有哪一個曾對它的學生產生過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響。”

司徒雷登是一個世界公民，一個具有人類情懷的人，一個有著終生信仰並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強烈地認為，人身自由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和生存的條件，沒有這一條，我們所追求的絕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無意義。……與人們一起同具一種信仰，堅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權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過自由而得到發展，這個原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他所創辦的燕京大學就很好地顯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他認為大學就是給學生以選擇自由。冰心的女兒吳青說：“在燕京大學學生們學到的，就是普世價值、自由、民主、博愛。”

4. 師資建設

司徒雷登深知，光有美麗的校園和樓舍是不夠的，要把燕京大學辦成一流大學，必須要有一流的教師。只有當講臺上所站的都是大學者時，大學才成其為大學。他堅持由學校自行聘請教師，且不惜重金延攬中外著名學者；對有名望、有真才實學者，登門拜訪，高薪聘用，中外教師同等同酬。教授月薪360大洋（銀元），校長月薪500大洋，而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當時的國立大學常有拖欠薪資的情況，但燕京大學從不拖欠。故此，燕京大學一時大師雲集，其中有文學家周作人、錢玄同和許地山；儒學大師錢穆；史學家陳寅恪和洪業；哲學史家馮友蘭；文學史家鄭振鐸；經濟學家費孝通；社會學家吳文藻；古文字學家容庚、語言學家郭紹虞；以及教育家、神學家吳雷川、劉廷芳、陸志韋和趙紫宸等人。燕大的優秀畢業生冰心、雷潔瓊和張友漁等也都返校擔任了教師。1920年代末，更有史學家顧頡剛、哲學家張東蓀等人為了保持獨立的學術品格，寧願放棄了北大的職位，轉而加盟了燕大。良好的教學環境、優越的生活條件、自由的學術氣氛，使得飽受戰亂之苦的知識分子享受到了難得的安寧和愉悅。在燕大，冰心的創作達到了鼎盛時期；許地山創作了大量的散文；顧頡剛完成了《古史辨》的主體部分；洪業主持完成了在學界頗負盛名的《哈佛燕京學社引得》。

司徒雷登則把自己的任務概括為四個方面：傳播基督教信仰；提供科學水平，開設專業課程；增進同中國的關係，增進各國之間的了解和友誼；開闢教學資源和籌辦物資設備。此外，他說他的任務是讓每一位教師盡可能自由地從事他們的工作，並自由地講述真理。

司徒雷登最為重視的是新聞、社會學和國文三個系。燕京大學是中國首個創辦新聞系的大學，該系初創於1924年，是整個亞洲的第一個新聞系。新聞系的指導思想是：“借著鼓勵許多受過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從事新聞工作，以協助中國發展出高尚、富有服務精神及負責任的新聞事業。” 從1931年開始，新聞系開始大量聘用校內外的專家和國內外有影響力的資深報人、報業專家和著名記者來系裏做兼職教師，開設講座，其中有《大公報》的張季鸞，《益世報》的劉豁軒，《世界日報》的成舍我、以及《紐約太陽報》的駐京記者埃德加•斯諾等人。新聞系還創辦了燕京通訊社，出版了《燕京新聞》、《平西報》。新聞系聲譽日隆，其畢業生大受歡迎。二戰時，在中國駐世界各國的新聞特派員中，90%是燕大新聞系的畢業生。曾以報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而聞名的作家、記者蕭乾，就出身於燕大。

社會學系創建於1922年，也是中國大學裏最早成立的社會學系。中國最負盛名的社會學家李安宅、費孝通等人，都出身於燕大。而國文系在教育上則承襲了北大傳統，課程範圍、研究方向均與北大相同。許多著名學者都在國文系開過課，如吳雷川的國文課，錢玄同的“音韻學”，周作人的“散文選讀”，以及郭紹虞的“文學批評史”等等。

當燕大於1926年遷入新址後，神學院改名為宗教學院，進一步強調了其研究職能，有了濃厚的學術風氣。宗教學院教授中，不僅有神學家劉廷芳、趙紫宸，還有史學家洪業、陳垣、簡又文等人。司徒雷登大膽提出了他對宗教學院的理想：“就我個人而言，我對燕大最大的夢想之一就是它將擁有一所宗教學院，在其中越來越多的既熟諳本國崇高的歷史遺產，又受過西方最好神學教育的中國籍教員，將本著他們自身的宗教經驗，向本國人民講授真正的基督教，務求其合於二十世紀的知識和中華民族精神，同時亦把一切由西方歷史因襲而來的無用之附加物，悉數掃除。” 在這種精神指導下，燕京宗教學院成了中國神學教育的中心。

司徒雷登希望他所建立的是一所“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要“把最高級的、有教育、有文化的青年男女奉獻給親愛的中國”的大學。他要求他的師生，既要國際化，也要中國化。在第一個十年間，燕京大學就走向了中國化。在其56位教授級的教師中有36位是中國人，其中有20位從美國大學裏獲得博士，其余15位也都取得碩士學位，還有一位是在中國舊科舉制度中取得功名的進士。在1928年美國加州大學對亞洲高校的學術水平所做的調查統計中，燕京大學是被列為甲級的兩所基督教大學之一，其畢業生有資格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

因其強大、豪華的教師陣容，大大提升了燕大的知名度和學術地位。1927年，燕大與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以及英國的牛津大學等著名學府合作，促進中美、中歐之間的文化與學術交流。在短短十幾年裏，燕大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教會大學，一躍而成為可與北大、清華鼎足而立的最高學府。燕大的成就受到整個世界的關注，就連當初強烈反對教會在中國辦學的胡適也對燕大讚賞有加。

因其在教育事業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21年，司徒雷登受聘為中國教會教育調查團成員；193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他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33年，他更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召見，聽取他對中國時局的意見。

燕京大學僅僅存在了33年，其間還受到日本侵華戰爭的嚴重干擾，注冊學生總共不超過10000名，卻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個領域的領軍人物。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42人，中國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就者，超過100人，可說是科學家的搖籃。

5. 校風建設

與當時中國許多學校不同，司徒雷登是把燕京大學作為一個大家庭來營造的。他十分注意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交流，對待教職員工熱情溫暖，對待學生和藹可親，給許多學生和員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是以基督教儀式為青年教師主持婚禮，而且大多在臨湖軒或他自己的家裏舉行。著名女作家謝冰心與吳文藻，以及陸志韋與劉文瑞的婚禮，都是由司徒雷登主持的。冰心形容說：“司徒雷登與燕大團體的關係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

在司徒雷登的領導下，燕大的師生關係與一般大學比較，極具鮮明的特色。每年開學，學校都要舉行隆重的開學儀式，司徒校長要和每一位新生握手言歡。之後還要在臨湖軒為新生舉行茶話會。其場面之光彩宏大，令學生們終生難忘。

193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60歲生日那天，燕大師生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慶典，向他祝壽。開幕前，英姿勃發的學生向他獻上了一幅中國傳統刺繡，然後全場觀眾起立，向他三鞠躬。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贈送了錦旗，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和美國駐中國大使分別代表中外來賓向司徒雷登致祝辭。燕京大學的校工甚至敲鑼打鼓送上了一塊匾額，上書“有教無類”，以這種最為傳統的中國方式表達他們對校長的讚美。 學生會主辦的《燕大周刊》特地出版了一個“司徒雷登六十壽辰專號”，以司徒雷登的肖像作為封面。其中內容盛讚司徒雷登對中國的熱愛，以及他崇尚自由、平等、博愛與和平等思想。其中有一段話說：“司徒先生自己雖不是一個中國人，可是他對於中國的厚愛，並不亞於我們。他對於我們從沒有一點壓迫和幹涉。我們青年人偶爾有錯誤的地方，他不惜以苦口婆心來教導；他從來未和我們為難，或者令我們放棄我們的主張。……他所願望的是全世界的自由與平等，他所企慕的是全世界的博愛與和平。他不願讓公平屈折，他不願讓真理隱藏。” 冰心也特別撰文，對校長的懿德嘉行給予高度讚美：“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 死四件大事裏，都短不了他。為嬰兒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 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可以說，這段時光是司徒雷登人生中最為燦爛的時光。

6. 堅持宗教信仰自由

對於教育與信仰之間的關係，司徒雷登如此倡導說：“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繼續保持濃厚的基督教氣氛和影響，同時又使它不致成為傳教運動的一部分。不應要求學生去教堂做禮拜，或強求他們去參加宗教儀式，不應在學業上優待立誓信教的學生，也不要給那些拒絕信教的人製造障礙。它必須是一所真正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至於信仰或表達信仰的方式則純屬個人的事。” 因此，在信仰問題上，燕大的師生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他們既可信奉基督教，也可以信奉三民主義，甚至可以信奉馬克思主義，乃至信奉無政府主義。許多校友回憶說，燕大不但信仰自由，而且宗教色彩也不很濃厚。全校師生員工中，基督徒只佔十分之一。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既不會有人勸你讀聖經，也不會有人勸你參加宗教活動，更不會有人歧視你。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感情，並不因對方是否基督徒而有所區別。在司徒雷登看來，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的主要區別，不在於做不做禮拜和是否遵從哪些信條，而在於生活的內容，在於什麼行為是正當的或錯誤的；什麼是上帝允許的或有害於眾人的。宗教生活是內發的，而不是外在的。不能把宗教信仰同世俗生活分開，而應該讓基督徒對上帝與人的尊嚴所抱的信仰成為一切人的生活方式。簡而言之，基督就是生活，凡願意像耶穌那樣生活的，就是他的同仁。

司徒雷登試圖通過開展“基督教團契”活動來吸引更多的人。1926年10月，司徒雷登創建了“燕京大學基督教團契”，“以聯合同志，表彰我主耶穌基督為宗旨”，只要能夠立誓信奉耶穌本人的教導，以他為榜樣，像他那樣生活，就可以加入團契，而不必恪守什麼信條，只須簽約表示“我某某願意認識耶穌，依照其道而行”即可。任何教派的基督徒，任何教職員、學生，任何能和燕大拉上一點關係的人，都可以自由參加。這是一個不受任何宗派、儀式、信條束縛的兼容並包的組織，完全脫離學校行政，由教員代表、學生代表和工友代表聯合組成的執行委員會主持，每位“契友”都有平等的選舉權和發言權。會員中包括不同教會的信徒，重視生活表現，崇尚自由。舉行禮拜時，各派信徒可以採用不同的儀式。的確有許多學生通過參加團契活動而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但後來也有些團契變成為進步學生的組織，甚至成為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的學生組織了。

7. “收回教育權運動”中的燕大

1920年代，由於基督教及其教會學校在中國的快速增長，引起中國知識界的憂慮與不安，抵制基督教的聲音越來越響，“非基督教運動”在許多大城市蔓延。1924年，針對教會學校的“收回教育權運動”高漲，學潮頻發。1925 年11月16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頒布了《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要求外國在中國辦學必須要注冊為私立學校，中國人在校董事會中要超過半數，並且不得以傳播宗教為宗旨，也不得將宗教課列入必修課等。司徒雷登在這一時期對燕京大學採取了一系列去宗教化措施，主張教學與宗教分離。早在1922 年秋天，在司徒雷登的建議下，燕大宣布廢除強迫學生參加主日崇拜等宗教活動的規定。1925 年，燕大進一步作出改革，把原來規定必修的宗教課程改為選修課。同時，司徒雷登精心挑選了不少中國人擔任學校的領導和管理工作。1926年11月，燕大任命吳雷川為副校長，在司徒雷登缺席時為代理校長。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年僅33歲的陸志韋應聘出任燕大心理學系教授，同時擔任系主任，成為司徒雷登的得力助手。

在教育部關於教會的新規頒布之後，司徒雷登立即著手在中國注冊私立學校，寫信建議紐約托事部方面接受中國政府的新規定。1929年4月，司徒雷登在向北京政府申請立案的同時，又公開發表了《中國未來的教會教育》一文，向媒體和公眾表明了燕京大學的立場。因此，燕京大學的立案報告很快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批準，成為“第一個向教育部申請並獲得正式批準的外國捐資開辦的高等教育機構”，定名為“私立燕京大學”。這些都使得燕京大學雖為教會學校，卻逐漸中國化，得到了中國人的認同。1929年6月22日，燕大舉行了首任華人校長的就職典禮，宣誓儀式後，司徒雷登向吳雷川授校印；托事部主席富蘭克林•華納鄭重地將一把象徵學校最高權力的金鑰匙交給吳雷川。司徒雷登則由校長退居為校務長，從那時一直到抗戰爆發，司徒雷登的職務都是”校務長”。

此時燕大已頗具規模，本科有三個學院：文學院、自然科學院（亦稱理學院）、應用社會科學院（後改稱法學院），以及宗教學院，院長全部由中國人擔任。燕大還創辦了《燕京學報》、《燕京大學季刊》、《燕京社會科學》，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1936年，國民政府行政院特地頒發一等褒獎狀給司徒雷登，表彰他十數年如一日為燕大做出的巨大貢獻。司徒雷登把他歷盡千辛萬苦所募集到的二千多萬元巨款全部用在了燕大的建設上面，沒有為自己動過一文錢。幾十年後，在燕大校友會上，雷潔瓊這樣評價道：“燕大是一個由外國教會在中國辦的大學。在33年的辦學中，它順應了中國教育現代化的發展趨勢，加速了學校中國化的進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成為了中西文化結合教育機構的範例。” 雖然說燕大所有之成就不能完全歸功於司徒雷登，但大部分要歸功於他。僅僅為了他建造了“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胡適語），中國人民就應該永遠記住他。

8. 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

在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學20多年時間裏，他始終如一、堅定地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他如此行是基於其基督教信仰與愛國主義之融合。在他看來，基督精神是愛國主義的基礎，愛國必須具有高度的服務和犧牲精神，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產生這種精神，使人無私的為國獻身。燕京大學建校伊始，正值“五四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作為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公開同情，積極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立場鮮明地站在愛國學生一方。他把中國的學生運動看為全世界民主運動的一環，認為“學生是中國的希望”。“燕京大學應該成為訓練愛國青年的場所，造就愛國青年學子，期其能服務祖國，拯救同胞，為中國全民族謀福利。” 司徒雷登不僅這樣說，也自己身體力行：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司徒雷登堅決支持燕大學生抗議英國巡撫在上海租界槍殺中國工人的暴行。燕京大學發表了正義凜然的宣言，這份宣言是由中、美、英等國籍的燕大教職員共同起草的，而責問英國當局的，正是一位英籍教授。如果作為校長的司徒雷登不支持，很難想像燕大教師們會有這樣的舉動。

為了使美國人民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時局變化，司徒雷登主動擔當起“親善大使”的責任。9月5日，司徒雷登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要求西方列強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認為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採取更為合作的態度，進行國內事務改革。他警告西方國家不要試圖用武力解決中西矛盾，這種方法從根本上來說是不道德的和無效的，並且建議美國政府放棄所有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得的利益，以圖中美之間建立起長期、真正的友誼。1925年12月，他在《中國基督教學生》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基督教與民族主義》的文章，指出：“我首先表明我的立場和中國人民要求修改外國條約的立場上一致的，即一切不平等現象都應當被改正，一切不公正的權益都應該被取消。”

1926年3 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前往段祺瑞執政府遊行請願，要求拒絕八國通牒，結果遭到殘酷鎮壓，死傷二百余人，燕大女生魏士毅為其中之一。慘案發生的第二天，司徒雷登就派人領回魏士毅的遺體，舉行了有全校師生參加的追悼會，並在圖書館樹起了“魏士毅女士紀念碑”。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北平興起了大規模的抗日愛國運動。9月28日那天，司徒雷登決定燕大停課，以便師生們參加在故宮太和殿舉行的北平各界抗日救國大會和會後的示威遊行。司徒雷登在學生舉行的抗日愛國大會上慷慨陳詞，譴責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之後親自帶領數百名燕大師生走上街頭遊行，在隊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等口號，抗議日本侵華。

當1933年2月司徒雷登第九次赴美國為燕大籌款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召見了他，除詢問燕大情況外，還特別詢問司徒雷登對中國時局的看法，希望知道美國怎樣才能阻止日本人侵佔整個中國。司徒雷登闡述了他對美國如何援助中國的意見。他確信，如果英美帶頭採取強硬態度，就會阻止日本的進一步入侵。由於總統的召見，使司徒雷登名揚海內外，他在美國的活動成為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也贏得了中國媒體的普遍讚揚。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國出差，突然接到學校請他火速返校的急電。原來北京學生為反對蔣介石政府對日寇的不抵抗政策，組織請願團赴南京。燕大學生積極響應，宣布罷課，並紛紛參加請願。當時校內多數外籍教授反對學生罷課，而那些留在校內的學生和中國教授們堅決不許開課，雙方對立嚴重。司徒雷登匆匆趕回後，立即召開全校師生大會。當時許多人以為司徒雷登作為校務長，絕對不會支持罷課的。不料司徒雷登卻以學生的行動為傲，說道：“我在上海下船時，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京的學生是否也來南京請願了？我聽到的答復是，燕京很大一部分學生都去了，我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學生沒有參加請願，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是完全失敗了！” 為了支持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司徒雷登決定停課一周，並命名為“愛國活動周”。

在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中，為抗議日本暗中策劃的華北自治陰謀，燕大學生在凜冽的寒風中徒步向北京西直門進發。當時的學生領袖就是後來做了中國外交部部長的黃華。司徒雷登當時在美國，稱贊學生運動是“在中國當代生活中最有希望的運動”。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北平。因燕大師生經常參加各種抗日活動，難免給學校帶來“麻煩”。但司徒雷登卻這樣說：“北平淪陷期間，我的學生在參加愛國活動之後，回校時總會興奮地告訴我，他們是如何用實際行動報效祖國和人民的。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為感人的是他們已在身體力行燕大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在多次愛國運動中，司徒雷登總是想盡一切辦法保護學生，不管他們信仰什麼，也不管他們做過什麼，犯過什麼錯誤，他們都是他的學生。司徒雷登雖然並不喜歡共產黨，但對校園內的共產黨人仍然採取寬容和保護的態度，而且許多被捕的中共黨員學生都是用司徒雷登的名義保釋的。司徒雷登這種強烈的正義感，這種對中國命運的關注，以及對中國的熱愛，贏得了中國人的尊敬和愛戴。司徒雷登不止一次說過：“與其說我是美國人，不如說我是中國人，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有很深的感情。” 此話並非虛言！

9. 抗日的司徒雷登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使中日兩國全面進入戰爭狀態。此前此後，華北高等院校紛紛南下或內遷，司徒雷登經過仔細權衡並商請在美的燕京托事部同意，決定留在北平繼續辦學。為了保護學校免遭日寇騷擾，司徒雷登重新擔任起校長職務，並讓學校懸掛美國國旗（此前燕京只掛中國國旗和校旗），而且恢復了因為戰爭而中斷的入學考試。司徒雷登此舉曾經受到許多燕大師生的指責。但事後證明，燕大留在北平，不僅為許多淪陷區的學生保留了一處可以繼續求學的地方，還成為溝通淪陷區與解放區及大後方的秘密通道。當時許多學齡青年，一時不能到後方去，又不願就學於敵偽政權控制下的學校，燕京大學就成了他們理想的選擇。據載，原來燕京大學的學生只有800多人，“七七事變”後，卻猛增至1200餘人。

日軍佔領北平後，策劃成立了傀儡政權“新民會”。南京陷落後，他們前來要求司徒雷登派學生代表參加慶祝遊行，司徒雷登態度鮮明地予以拒絕。他寫信給日方指出，燕大是非政治性的學術機構，任何當局都不能強迫學生參加這類慶祝活動。而且作為美國的一部分，它與傀儡政府沒有任何正式關係。日本方面不死心，要求從校園遷走“三一八慘案”中死難烈士魏士毅的紀念碑，也被司徒雷登加以拒絕。不久，校園裏發現一枚炸彈，司徒雷登認為這炸彈是日本人用來恐嚇他的。他在校友會上說：“我寧叫日本人像炸天津南開大學一樣把燕京大學炸掉，也絕不會同他們合作來貽全體在校的和離校學生之羞。”

偽新民會要求允許日軍進入學校搜查共產黨，司徒雷登針鋒相對，在校門口張貼佈告，嚴禁日軍入內。他以個人名義保證，他會禁止校園裏的抗日和共產黨活動，如果出現上述活動，他自會把相關的人送到日本佔領軍當局，但是，燕大決不能容忍日軍進來搜查。於是，校園裏各種秘密的抗日活動依然活躍，學生們私下裏把燕大稱作“敵後抗日根據地”。

抗戰期間，日軍經常尋找各種借口，逮捕燕京大學師生。司徒雷登少不得出面斡旋，奔走於美國領事館和日本駐軍司令部之間。為此他特意聘請了一位會說日語的燕大校友為校長秘書，與日方交涉，包括保釋被捕的燕大學生。1939年，司徒雷登在一次講話中，提醒全校師生說：“燕京大學不是‘世外桃源’，不能‘兩耳不聞窗外事’，而是要關心國家大事”，“現在的燕京大學處在淪陷區，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傳所迷惑。”

很多留在北平的文化界名人因為不願意與日偽同流合污，生活陷入困境，司徒雷登經常暗中予以接濟。國共雙方的地下工作人員，或其他愛國分子，只要前來求助，司徒雷登都是有求必應。因此每年都有不少燕大畢業生投入到抗日救國鬥爭中去。司徒雷登給燕大“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一個新的職能：如果學生要求幫助離開淪陷區，不是為了轉學，而是為了參加與抗日有關的工作，應該予以支持。每個投奔大後方或者延安的學生都會收到一筆路費，由司徒雷登或者陸志韋親自出面，在臨湖軒設宴餞行，叮囑他們牢記燕大的校訓，祝福他們一路平安。司徒雷登還仔細給學生安排出逃的路線，沿途都會有司徒雷登的朋友向他們提供幫助。冰心後來回憶道，有一次她和吳文藻找司徒雷登商量，想借用他的汽車趁深夜將兩個要去大後方的學生送到郊外，司徒雷登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司徒雷登對這些學生說，他希望燕大的學生，無論是到大後方，還是到延安，都要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起到橋樑作用，以加強合作，共同抗日。

10. 身陷囹圄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日司徒雷登應燕大天津校友會的邀請前往演講，次日早晨返校時，兩名日本憲兵逮捕了他，將他押上火車解往北平。他先被關押在前美國領事館海軍陸戰隊營房三樓的一個大房間裏，和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霍頓、財務主任鮑恩和教師斯乃博關在一起。同時日軍包圍並闖入燕京大學，宣布燕大即日由日軍接管。校長辦公室和所有教學樓都被貼上了“大日本憲兵隊”的白色封條。當日他們逮捕了所有在校的英美籍教授，以及陸志韋、趙紫宸等19位中國籍師生。次日又遣散了男女學生一千餘人，美麗的燕園淪入日本人之手，被用作傷兵醫院。

關押期間，日本憲兵曾四次審問司徒雷登。他們最想知道的是司徒雷登秘密送走學生的經過。司徒雷登坦然告訴他們，他同情那些無家可歸的學生，感到自己有責任幫助他們遷往別處，正如家長幫助其子女一樣，義不容辭。憲兵問有哪些中國人在這件事上幫助過他，司徒雷登拒絕回答。憲兵窮兇極惡地威脅司徒雷登，他鎮定的回答道：“我已經是個老人了，多活幾年或少活幾年關係不大。我願意回答關於我自己的任何問題，我個人也可以任你們隨意處置，但是我決不能做任何危害我那些忠誠的朋友性命的事。” 審訊過程中，司徒雷登泰然自若，總是避重就輕地說一些不致給別人帶來危害的籠統的話，而拒絕講出任何人的名字和細節。日本人從他口裏一無所獲。

過了一個多月，別人都被釋放了，只有他們幾位被當作有價值的人質仍被關押，先後轉移過幾個關押地點，一關就是三年零八個多月。司徒雷登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大部分時間用來看書、讀報和寫作。幽禁期間，司徒雷登寫了《生平自述》，成為他後來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中的重要部分。他還寫下了《對於同觀福音之見解》、《第四福音小註》以及《中文四言成語詮釋》等學術著作。

日本投降前，為了以體面的方式結束戰爭，日本當局決定釋放司徒雷登，並想通過他與重慶溝通，遊說蔣介石，做和平斡旋。但司徒雷登拒絕了他們的請求，並且堅持，如果不同時釋放掉他的兩個難友，他也拒絕獲釋。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8月17日，司徒雷登和兩個難友突然被召到憲兵司令部，司令做了一個簡單的致辭，向他們表示抱歉後，宣佈他們已經自由了。至此，三年零八個月又十天的監禁終於結束了。美國媒體對司徒雷登的獲釋做了突出報導，《時代》雜誌稱他“也許是在中國最受尊敬的美國人。” 那時司徒雷登的聲望真可謂如日中天，成為在華最有影響力的外國人。

獲釋後第二天，司徒雷登就召集陸志韋、洪業等人開會，籌劃復校。當即成立了復校委員會，全權負責接管校園、清查校產，以及召集舊日教師等工作，但他只聘請那些在戰爭期間拒絕與敵偽合作的人擔任教師。8月23日，日本投降後第八天，燕大師生們高舉著校旗，昂首回到了離別4年之久的燕園。

五、外交家和駐華大使

從燕大建校到抗戰勝利，中國時值兵荒馬亂之年代。為了讓燕大能夠在內憂外患中生存下去，司徒雷登時時關注著中國國內外政治與時局的發展，因此與中國政壇風雲人物的接觸也日漸頻繁。早在1927年9月，國民政府宣布定都南京後，司徒雷登即造訪南京，目的是確認新政府對教會學校的政策。經孔祥熙介紹，他結識了蔣介石夫婦。此後他在更多的機會和場合接觸、認識了汪精衛、李宗仁、宋子文，以及上海市長吳鐵城等政要，請他們幫忙、捐款，幫助燕大度過一個個難關。同時他也在他們中間穿針引線，致力於他們之間的和好與團結。宋美齡甚至把他看為自己的牧師，向他傾吐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煩惱。周恩來是他所認識的第一個中共領導人。這些都為司徒雷登日後登上政治舞臺奠定了基礎。

正當中國人民歡慶抗戰勝利之日，司徒雷登的人生軌跡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1945年秋天，在燕京大學開學前一個月，司徒雷登前往重慶，出席慶祝抗戰勝利招待會。在那次招待會上，他第一次見到了前來參加國共談判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和董必武等人。毛澤東熱情地與他握手，口稱“久仰，久仰”，然後告訴他說在延安有許多燕大的學生，並誇讚道“你們燕京的學生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努力。” 當晚，他和毛澤東說古論今，展望未來，談得十分融洽。9月19日，在燕大校友，周恩來的英文秘書龔澎和她丈夫喬冠華的安排下，毛澤東和周恩來設午宴款待了司徒雷登。在談到中國的前途時，司徒雷登對未來的和談寄予厚望，認為“只有和談成功，中國才有希望。” 毛澤東當即建議司徒雷登到延安去看一看，司徒雷登亦欣然表示接受，只是當時因身體欠佳而未能成行。

11月下旬，司徒雷登去美國為燕大募捐，第二年4月回到中國，順便去南京拜訪了相識多年的蔣介石，並在那裏見到了作為美國總統私人代表、負責調停國共兩黨糾紛的馬歇爾。司徒雷登對中國的深入了解給馬歇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於復雜的政治原因，最後調停失敗。這時，馬歇爾覺得自己已經無能為力，換一個人，也許會出現轉機，而最為合適的人選當屬司徒雷登。馬歇爾認為“德高望重”，並且“在中國有長久經驗”的司徒雷登“對於中國及其人民心理的了解，對於中國語言的運用自如，國民黨和共產黨對他同樣的尊敬，使他具備了參與調解努力的極好條件。” 於是，馬歇爾致電美國政府，正式提名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我希望司徒雷登博士就任一個高級職位，這樣我就能利用他對各派政府領導人的影響，所有這些人大多數他都是熟悉的。在政治談判中他將是特別有幫助的。” 儘管司徒雷登身為傳教士、教育家，在外交方面似乎是個“生手”，但考慮到司徒雷登對中國和中國事務知之甚廣，中國各階層人士都能接受他，國共雙方又都有他的學生擔任著重要職務，美國政府還是選擇了司徒雷登，並於1946年7月11日，正式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

中共對司徒雷登擔任大使表示了歡迎。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在《群眾》周刊上發表談話說：“司徒雷登先生生長在中國，對中國情形很熟悉，對我們一向有良好的友誼，而且正為中國的和平民主在努力，所以對於他的出任駐華大使很熱烈的歡迎，同時也寄予很大的希望……。” 國民政府中大多數人，包括蔣介石在內，也都贊同司徒雷登出任駐華大使，並對其寄予厚望。

消息在媒體公佈後，燕大的師生都非常興奮，認為司徒雷登可以發揮他的作用，為中國和平作出貢獻。司徒雷登本人也是這樣認為，長期以來，他一直渴望能為中國做一些更有價值的事情。應該說，做大使與司徒雷登服務中國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他私下裏曾對傅涇波（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和顧問）說過，他不是政治家，也不為名為利，只是基於愛中國，希望中國和平昌盛，百姓少受苦難，才同意擔任大使的。實際上他還有一個不好明說的原因，就是做大使更便於他為燕大尋求支持。

1946年6月，為給司徒雷登慶祝七十大壽，燕大專門成立了“司徒雷登七十大壽委員會”，由陸志韋親任主席。生日那一天，賓客盈門，熱鬧非凡。前來祝壽的有國民黨方面的張道藩，共產黨方面的葉劍英，蔣介石還派人送來了一幅匾額為其慶生。國民政府也特地發出一道褒獎令，表彰司徒雷登對中國教育事業的偉大貢獻。

7月，司徒雷登向燕大提交了辭呈，辭呈中說：“我之所以接受此項任命，完全是出於我確信此舉目前最符合我為之奉獻終身的燕京大學本身和其他方面利益。” 遞交辭呈之後的學校茶話會上，司徒雷登又說：“今日燕京的問題，實在與中國不可分割，能出去幫忙使中國渡過今日的難關，實際上仍是為燕京工作。” 燕大校務委員會沒有接受他的辭呈，只是給了他一年的長假。當時司徒雷登也充滿信心地認為，只需要“一年或更短的時間，就可以從我的新職務上引退，重新回到我今天離開的地方。”

1946年7月11日，70高齡的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美國駐華大使，赴南京履職，同時仍擔任燕大校務長之職。同年10月，司徒雷登借參加杭州青年會復會典禮之機，祭掃了他父母之墓，杭州市參議會授予他“杭州市榮譽公民”稱號，並贈送他一把象徵性的金鑰匙。

司徒雷登當時充滿自信，對中國的形勢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認為不能靠武力解決國共兩黨之間的爭端，因為兩黨都不可能戰勝對方。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建立一個聯合政府。此後他以促成中國的和平為己任，致力於組建中國的聯合政府，他曾這樣寫道：“我之參與若存一線希望，促使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組成聯合政府及統一的軍隊，以結束這場耗竭民力、自相殘殺之內戰，我即不惜代價，全力以赴。” 可惜事與願違，其努力既不可能被國共雙方真正接受，也從未得到美國政府的信任。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不聽他的，美國政府也偏袒國民政府，他作為大使，又不得不服從美國政府的決策——他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最後內戰全面爆發。中共代表周恩來決定於11月19日返回延安。11月11日，他特意到美國駐華大使館拜會了司徒雷登。11月16日，周恩來再次宴請司徒雷登，正式向他告別。並請中共代表團中的燕大畢業生龔澎、吳青和陳浩作陪。席間，他指著這些人對司徒雷登說：“他們是你培養的學生，你是燕大的校長，可是為我們培養了人才。” 司徒雷登接口說道：“燕京的學生表現出了遠非我們所能預見到的頑強性格和精神，他們充分證明了中國青年的優秀品質，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 臨別前，周恩來送給他一個明代的彩繪花瓶作為紀念。

調停失敗，和平理想破滅，司徒雷登痛責自己失職，寫道：“我辜負了中國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未能說服任何一方為達成協議而作出讓步。” 當時燕大校務委員會曾致電司徒雷登：“燕京需要你，最熱烈地歡迎歸來。” 但此時的司徒雷登已經深深陷入政治漩渦之中，不能自拔。1948年，在他72歲生日前，全國各地學生紛紛罷課遊行，還有38名校友聯名寫信給他，希望他盡快辭去大使職務，這是以前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司徒雷登回燕大僅待了三天，便匆匆返回南京。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到燕大校園。

1948年間，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攻佔南京。當時包括蘇聯在內的駐華使館都隨國民政府南遷到廣州去了，而司徒雷登則選擇留在南京靜觀時局變化。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很明顯：國民黨大勢已去，正如他不久前在給馬歇爾的報告中作出的預言，蔣介石“將不可避免地被拋棄”。他希望能與共產黨直接接觸，以便有機會討論在新的形勢下如何處理中美關係。他表示中國問題不只是一個對華政策問題，而且也是關係到世界和平的問題。解決好中美關係，對世界和平將是一大貢獻。在解放軍打進南京的第三天，司徒雷登開始起草一份備忘錄，提出關於承認中共的設想。一周後，他派人與中共聯系，而中共方面負責外事工作的，正是當年司徒雷登救助過的學生黃華。黃華奉周恩來之命，多次到南京與司徒雷登晤談，以便借助師生關係了解下一步美國政府的打算。當時毛澤東曾就如何與司徒雷登會談以及會談的內容提出具體的意見。後來黃華也曾回憶當年會面時的經過。司徒雷登表示，美國已經停止對蔣介石的援助，願意與新中國建立新的關係。同時美國在中國一些地方的軍隊也可以作具體的調動，避免與解放軍發生不必要的沖突。此後司徒雷登向黃華表示，希望能親自去北京與周恩來面談。周恩來通過黃華表示，歡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學一行，並表示可能一晤，毛澤東還轉托時任燕京大學校長的陸志韋寫信給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個人身份到北平參加燕京大學校慶，並考慮安排他同有關領導人見面。獲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興奮，立即向美國政府匯報情況。但就在1949年7月2日這天，他接到了國務卿艾奇遜來電，不僅不允許他去北京，還要他必須於7月25日前回國。司徒雷登雖然知道命令難違，但還是做了最後一次努力，再次提出去北平的請求。但到了7月25日，美國國務院再次電催司徒雷登，務必於8月2日前離開中國。國民黨政府也希望他先到廣州，再回美國，認為這將是對國民黨政府精神上的支持，但司徒雷登沒有這樣做。根據多年後傅涇波的回憶，他曾因是否赴北平之事與司徒雷登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但司徒雷登最終依照美國政府的指示還是未能北上。對此傅涇波甚感遺憾地說：“如果當日老人家去了北平，恐怕以後很多歷史都要改寫了，甚至朝鮮戰爭都有可能避免!”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登上一架破舊的美國軍用飛機，心情沮喪地離開他所愛的中國，離開他一生大部分事業所系之地，也離開了長眠於西子湖畔和燕園裏的父母和妻子，從此再未踏上中國的土地。他乘飛機從南京直飛沖繩，並在那裏發表聲明，贊成中共領導的中國政府，但美國國務院未讓這個聲明在美國發表，還電告他不得再作聲明。三天後，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美國與中國的關系——著重1944－1949年時期》。由於 “白皮書”公佈了許多美國駐華外交人員——包括司徒雷登寫給國務院的例行報告和經過“篩選”的資料，這帶有很大片面性的資料給司徒雷登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使他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頂罪羊。

隨後，毛澤東於1949年8月8日寫了“別了，司徒雷登”一文，由新華社播發，對國民黨和美國當局，也對司徒雷登本人——作為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代表人物——極盡諷刺。毛澤東開言道：“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系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 毛澤東在文末還揶揄道：“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麽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麽事做了，只好夾起皮包走路。” 毛澤東這篇文章後來被收入中國大陸的中學語文課本裏，這使得司徒雷登在中國比在美國更知名，只不過是聲名狼藉罷了。長久以來，他輝煌的教育家生涯被人們所遺忘，而僅僅以“披著羊皮的狼”的虛偽形象被留在一代中國人的腦海裏。

六、燕京大學的結局

司徒雷登離開燕京大學轉任大使之後，陸志韋接任為燕大校長。1949 年，燕京大學根據“政府指示”進行了課程改革，增設了政治教育的課程。1951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準燕大改為公立大學，並接管了她。陸志韋在慶祝會上宣佈：“以後不論在名義上，在實際上，在經費來源上，教學的觀點與方法上，燕京都完全而且永久的是中國人民的大學了。” 隨後燕大和其他前教會學校一起，掀起聲討美國文化侵略的高潮，並切斷與美國的任何關係，思想改造運動亦就此開始。司徒雷登被控訴為“美國的間諜和中國人民的敵人”；趙紫宸在師生大會上痛斥司徒雷登是“美國的秘密代理人，是反蘇、反共、反華的反動分子，因此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 但沒過多久，那些批判過司徒雷登的教師也紛紛遭到批判。1952年3月，趙紫宸在全校師生大會上遭到批判，罪名是“裏通外國”。陸志韋更被作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而遭受批鬥，被控訴為“披著學者的外衣，進行親美反共的活動，造成祖國人民不可彌補的損失。” 當時所有燕大的學者都要接受思想改造。當抗美援朝運動開始後，所有英美籍教授都離開了燕大，他們不願意被當作“帝國主義分子”，給他們的同事和朋友帶來麻煩。

1952年，幾乎熔鑄司徒雷登畢生心血的燕京大學被解體，分別併入了八所大學。而新北京大學的校址，便坐落在原燕京大學的校址上。至此，燕京大學不復存在。司徒雷登悲劇性的命運和燕京大學的消亡，實為那個特殊時代東西方關係的結果。

燕大雖然不復存在，但其桃李芬芳，溢美天下，遺澤後世。僅就中國外交界而言，新中國外交部的第一位女司長龔澎，中國首任駐愛爾蘭大使龔普生，駐英國大使胡定一，駐意大利大使張越，駐希臘大使楊公素，常駐聯合國代表淩青、副代表賴亞力，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都是燕大畢業生。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負責全程接待他的是燕大畢業生、時在中國外交部任職的韓敘，他後來成了中國駐美國大使。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時，隨行人員中有四位出身於燕大。同年，黃華以外交部部長身份同美國談判，中美正式建交。除外交界外，燕大在其他領域亦碩果累累，不再一一贅述。

七、美國晚年

司徒雷登回到美國後的生活似乎十分閒適，多有時間與家人和老朋友聚會、吃飯，但他內心裏卻充滿了失望與惆悵。更加令他痛苦的是，在麥卡錫反共運動籠罩下的美國國務院對他下了“禁言令”，不能參加任何正式活動，同時又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在這一連串巨大打擊下，古稀之年的司徒雷登身體迅速垮掉。1949年11月30日，司徒雷登拜訪過曾在燕大任教的喬治•巴博後，在乘火車返回華盛頓途中突然中風倒下，被送進馬里蘭的貝塞斯達海軍醫院治療。在昏迷中甦醒之後，司徒雷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焦急守候在床邊的傅涇波。在將近四個月的特護中，傅涇波每天都到醫院去探望、守護，陪老人待上幾個小時。出院後，傅涇波把司徒雷登接到他在華盛頓的家裏，與自己和家人同住，像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對待他。因中風而導致的半身不遂和失語癥，使司徒雷登在輪椅和病榻上度過了最後的13個春秋。那時，司徒雷登身邊沒有親人相伴，唯一的兒子也不在身邊。他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賴傅涇波及其家人照料。傅涇波自年少時就追隨司徒雷登，從司徒雷登受洗成為基督徒，又長期生活、工作在他身邊。外界一直將他視為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和顧問。他和司徒雷登情同父子，一方面是由於基督之愛，另一方面是中國人知恩圖報之心，同時他也是在為燕大所有的學生報答這位老人。

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向即將離任的美國總統杜魯門遞上辭呈，提出因健康原因，希望辭去駐華大使的職務。3天後，杜魯門在給他的回信中，對他在中國期間為增進中美關係所做的努力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司徒雷登晚年的最大也是最後一項成就是在病榻上完成了他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他在開篇第一行寫道：“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和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聯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個國家裏，而且還在那裏長期居住過，結識了許多朋友。我有幸在那裏度過了我的童年，後來又回到那裏當傳教士，研究中國文化，當福音派神學教授和大學校長。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被提升為美國駐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為大使，最終卻是很不愉快地離開了那個國家。” 寥寥數語，其中國情懷躍然紙上。1954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回憶錄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正式出版。同年12月，中譯本《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在臺灣出版。1955年和1982年，香港和中國大陸也分別出版了司徒雷登回憶錄的中譯本，可見司徒雷登在中國的影響力之大。

1955年，司徒雷登立下遺囑，將他的全部文件贈送給傅涇波，並要求傅涇波替他完成兩個心願：一是將當年周恩來送給他的那只明代彩繪花瓶送還給中國；而是將他的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未名湖畔他妻子的身旁。

從1960年開始，司徒雷登臥床不起，在臨近生命終點的時候，他有了更多的時間回顧自己的一生。晚年的司徒雷登仍然堅信，“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榮耀上帝並且永遠愛祂。”人類的生活方式越接近耶穌，世界就會變得越好；個人的命運，以及人類的命運也就越幸福。傅涇波如此描述道：“他以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和人類的仁者身份，幾乎每天都在為和平、為中國的統一、為結束世界動亂等問題祈禱。” 他對死亡毫無懼怕，因為他相信自己已經完成了上帝所賦予他的使命。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突然覺得胸間一陣隱痛，立即被送往華盛頓中心醫院搶救。在那裏他走完了他人生的路，安詳地離開了人世，享年86歲。11月30日下午，葬禮在紐約基督教中心舉行，由協和神學院院長杜森博士主持，幾百名燕大校友從世界各地趕來參加了葬禮。所有人一致稱讚他是一個最無私、最接近於耶穌偉大人格的人。葬禮是在管風琴演奏的中國民族樂曲《陽關三疊》中結束的。司徒雷登生前常說：“我出生在中國，也願意死在中國。” 傅涇波之子傅履仁先生這樣說：“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回到中國是他最後的心願。”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重啟中美關係的大門。一年後，傅涇波應周恩來總理邀請，回到闊別24年之久的燕園，與吳文藻、冰心夫婦等燕大老友相聚。1988年5月，動過四次手術的傅涇波自感體力不支，派小女兒傅海瀾專程將花瓶送還中國，陳列在南京梅園新村紀念館內。5個月後，傅涇波在華盛頓逝世，他只完成了司徒雷登的一樁遺願。

八、魂歸故里

傅涇波之子傅履仁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裔陸軍二星準將，他和父親兩代人為司徒雷登骨灰歸葬中國做了半個多世紀不懈的努力。傅涇波死後，傅履仁想盡辦法，最後才將司徒雷登骨灰空運到中國。原本要葬在燕大舊址的計劃已經獲批，但後來又因遭到反對而擱淺。因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上層依然有人認為司徒雷登是敵視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帝國主義分子，竟至聯名上書反對他歸葬燕園。此外，司徒雷登夫人當年逝後，被安葬在燕園的西南角，但那片地方早已被鏟平，夫人的墳墓也不知去向。直到2006年習近平在訪美期間，聽說了司徒雷登的遺願，並經過多方斡旋和努力，司徒雷登的骨灰才最終歸葬於生於斯長於斯的杭州。此舉雖然與司徒雷登的遺願並不完全吻合，但也算是個折衷之舉，在客觀上也修正了司徒雷登長期以來在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具有一定的驅魅效果。雖然司徒雷登的最後遺願至今還沒有完全實現，但是，從他親手締造了燕京大學那一刻起，他的靈魂就已經永遠地留在了燕園。

2008年11月17日上午，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儀式在杭州半山安賢園舉行，現場一片肅穆，音樂低迴。在美國駐華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 Jr.）、燕京大學老校友們和杭州市民的注視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輕輕安放在安賢園的文星園，四周青松蒼翠，遠處青山環抱。墓碑上只簡單寫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燕京大學校友會北京校友代表國仲元把一捧潔白的百合花輕輕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長，您安息吧。” 杭州校友姚林傑感嘆說：“司徒雷登先生總說西湖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這裏就是他的故鄉。今天，他總算回家了。”

司徒雷登在杭州的出生地——耶穌堂弄的故居也已於2002年得以恢復並修繕，作為文物得到保護。又於2005年6月闢為“司徒雷登紀念館”對外開放。當年國民政府授予司徒雷登的“杭州市榮譽市民證書”，並那把象征榮譽市民的金鑰匙，如今也靜靜地陳列於館內。

歷史學家林孟熹如此評論司徒雷登說：“整個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樣，曾長期而全面地捲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並且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誠然如此，過去因著許多複雜的歷史和政治原因，中國人，特別是生長於中國大陸的中國人對司徒雷登的評價有失公允。他一生絕大部分時間以中國為家，為中國效力，對中國的貢獻遠超過許多中國人。美國人可以忘記他，但中國人不應該忘記他，北京大學更應該感念他。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個人都有其局限性，但縱觀司徒雷登的一生，相信每個人自會得出一個公允的結論：他是一個偉大在傳教士、教育家、學者、仁者和愛國者——尤愛中國；他對中國的教育事業，以及對中國革命貢獻甚巨，在中國教育史和中美關係史上佔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