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  — 1999

徐松石

二十世紀知名牧師、教育工作者、民族歷史學者。

一、出身及少年時期(1900-1915)

徐松石,原名徐振凡,祖籍廣西容縣,1900年出生於廣州。他自稱”屬客家族。遠代祖先,世居廣東蕉嶺縣”。清康熙十二年(1673),新興徐氏族人的一支,落籍於廣西容縣,為容縣徐氏始祖,傳至徐松石為第十世[1]。徐松石的父親徐玉其是清代秀才,曾留學日本;壯年時辦學、著書、經商,倡導實業救國。母親甘淑慈,祖籍亦系廣西容縣。徐松石幼年及少年時期,先後在家鄉容縣和香港讀書。他自幼受父親嚴格教導,學習中文;年少時便已接觸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古籍,”幼讀儒書,稍長兼愛釋老之學。[2]” 在信仰方面,由於其家人只有拜祖先的習慣,別無其它信仰,且有”重視國粹,輕視外來風化”的傾向,故此一家人與基督教絕緣[3],他也不例外。直到入讀上海滬江大學之後,徐松石才接觸到基督教。

二、上海時期(1915-1957)

滬江大學期間(1915-1922):1915年,徐松石15歲時,只身從香港赴上海求學,次年考入滬江大學預科,並於1918年升入滬江大學本科,就讀於社會教育系。滬江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1906年由美南浸信會華中差會和美北浸信會華東差會共同創辦,最初名為上海浸會大學,設大學、神學院兩部,1914年更名為滬江大學。

在滬江大學求學期間,徐松石與基督信仰有了接觸。1918年秋升入本科後,他對於基督教之福音,漸漸發生興趣[4]。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來華宣教士大量增加,徐松石便有了更多聽道的機會。在一次艾迪博士(G. Sherwood Eddy)的佈道會中,徐松石深受感動,決心歸信基督,時年19歲。不久後,於1919年4月12日,徐松石受浸歸入主的名下。接受救恩之後,他決定將自己作為活祭,全心奉獻給主。他在攻讀社會教育專業的同時,亦兼修滬江大學神學院之神學課程,生活忙碌卻愉快得很[5]。 

1919年,五四運動席卷全國,徐松石受新文化運動之影響,時常應用西學析解中國的社會現象[6],寫成多篇文章發表在基督教雜誌上。才華初綻,被譽為”滬江三才子”之一。除寫作文章外,他亦從事翻譯及著述。1920年,徐松石翻譯了《兒童德育訓練法》一書;1921年他參考、吸收西方近代教育原理,寫成首部學術專著《新教育理論》,由上海廣協書局出版發行,流通頗廣。1921-1922年間,徐松石被大學推舉為上海學生會書記和校刊《天籟》的中文總編。

出版社期間(1922-1927):1922年,徐松石從滬江大學畢業。畢業前一年,他已被當時的滬江校長魏馥蘭博士(Dr. F. J. White)推薦給威林士牧師(Dr. J. T. Williams),後者正計劃在滬設立美華浸信會印書局(即後來的浸信會出版社)上海編輯部。於是,1922年7月徐松石畢業後,便受聘為該書局上海編輯部主任,負責編寫浸信會少年團季本及主日學師範課程。1924年,徐松石出版了《家庭教育與兒童》一書,探討幼兒教育理論。該書於1931年和1936年兩度再版,在學界影響頗巨。其後,他又翻譯了《實用兒童教育學》,作為主日學合會師範課本。同時,他還編譯了許多聖詩,在教會中流傳甚廣。這一時期,徐松石的學術研究方向主要在基礎教育。

在服務美華浸信會印書局的五年中,徐松石經歷了人生中頗為重要的幾件事。其一,1923年,他參與了全國第一個基督教文社的組建會議;其二,1924年,由港粵名牧劉粵聲牧師證婚,徐松石與郭琪芬女士結為夫婦;其三,受”非基督教運動”和”北伐運動”的影響,許多西方宣教士退居二線,讓出行政大權,只擔任顧問或輔導角色,如此便需要華人起來擔當領導及行政職務。徐松石於1926年被按立為上海廣東浸信會執事,其後經常在此教會及其它教會講道,並兼任主日學及少年團契指導員的職務。

女子中學校長期間(1927-1952) 1927年秋,徐松石辭去出版社職務,在短暫代理某公立中學校長之後,出任滬江大學所屬的上海崇德女子中學校長一職。他在此職位上工作25年之久。在此期間,徐松石的社會職務頗多,除了擔任崇德女子中學校長一職外,還兼任滬江大學、之江大學、華東大學教授職務;同時亦擔任上海基督教中學聯誼會主席,華東基督教教育會會長,並在張亦鏡先生去世後,一度兼任上海浸信會《真光》雜誌總編輯等職。

與此同時,徐松石在學術上也頗有建樹。大約在20年代中期,他的學術方向有了一次轉變——從基礎教育轉入對民族歷史的研究,從而奠定了他一生的學術地位。他累計著有多部研究民族歷史的學術著作,成為我國著名的民族學家、歷史學家、研究嶺南民族歷史文化的著名先驅。1934年,其著作《耶穌眼中的中華民族》出版發行;1938年,《粵江流域人民史》一書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後被譯成日文;1948年,他又完成《中華民族眼中的耶穌》一書的寫作。該書是比較宗教學之力著,幫助讀者了解基督教的教訓與中國宗教及哲學思想的關連,並可在基督教的教訓中引用中國宗教的術語[7]。

在這一時期內,徐松石亦忠心服事主耶穌基督的教會。1929年6月,他應邀列席參加有關建立本色化教會的討論。此討論是由中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誠靜怡牧師倡導的,以推動中國教會自立、自養、自傳。一方面鼓勵中國教會要多負責任,一方面要使基督教配合中國的文化背景[8]。

1935年,徐松石參與美南浸信會差會將教會產業移交華人自理的過程[9]。抗日戰爭時期,徐松石被按立為上海浸信會牧師聖職。牧會期間,他心系群羊,殷勤做工。同時,他與另一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的校長一起,帶著耶穌基督的愛與憐憫,積極開展教會學校對抗戰時期難民的救助事工。雖然自身也處於戰爭的危險處境中,但仍不忘伸手救濟難民。

徐松石牧師除牧養教會、開展慈善救助外,也滿懷佈道熱忱,在1935-1940年間,他利用暑假,前往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布道,將福音帶到少數民族同胞中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徐松石於1947年飛往臺灣,作短期的宣教之旅,在臺北為8位決志歸主的弟兄姐妹施行了浸禮。

1949年之後,時局變動,教會處境日趨艱難。1952年,徐松石牧師卸任崇德中學校長一職。此後一連5年,因為社會環境已不允許,徐松石只能”杜門修養,除自由傳道外,暇日輒潛心於著述工作。[10]”

三、香港時期(1957-1975)

1957年3月,徐松石獲準赴香港定居,便潸然淚別上海南下。兩個月後,其妻也獲準離滬赴港。

在港十八載,徐松石繼續在牧會、出版和民族學研究等方面大步發展。教會方面,他於1960年任職尖沙咀浸信會主任牧師,直至1975年離港,影響很大。除了本教會的侍奉外,他還擔任亞洲浸信會神學研究院董事,常常應邀赴東南亞各地教會培靈講道。此外,他還兼任香港浸信會出版社編輯、總幹事;亞洲浸信會出版社社長,以及香港浸信會聯會董事、副主席、書報部部長、主日學夏令營和各種研討會講員,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部顧問等職務。 在港期間,徐松石的著作頗豐,僅由浸信會出版社出版的就有五十余部,其中代表性作品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日本民族的淵源》、《東南亞民族中國血緣》、《百粵雄風,嶺南銅鼓》和《華人發現美洲考》等著作。此外,他還撰寫了多篇學術論文,如《匈奴蒙古民族考》等公開發表。  1963年,徐松石加入浸信會出版社出版的靈修季刊《天糧月刊》之編撰工作。1970-1975年,徐松石出任浸信會出版社社長;1975年從出版社退休後,尖沙咀浸信會仍請徐松石擔任長老職分。

四、美國時期(1975-1999)

1975年,徐松石移居美國舊金山市。到美國後,他應邀成為舊金山自立浸信會顧問牧師,繼續服事海外華人教會。至此,徐松石已經侍奉主半生之久。因著他豐富的靈命,常常被邀請到美國和加拿大一些城市教會為主證道,供應群羊的需要。同時在多人鼓勵和支持下,他也繼續從事著文字事奉。 1999年6月14日,徐松石——這位世紀老人在美國服事華人教會近25年後,在神的恩典中,如聖經所言,為基督打完美好的仗,跑完當跑的道路,守住所信之道,安祥地回歸天家。 

五、徐松石神學思想的演變

徐松石的神學思想演變主要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接受儒釋道,到全面否定儒釋道,以及全面肯定西方文明和基督信仰。徐松石童、少年時期接受的是傳統的儒釋道三教思想;進入滬江大學之後,因接觸到西方文明,其思想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他一方面全盤否定儒釋道和一切宗教價值,另一方面全面肯定西方物質和科技文明,最終皈信基督教信仰。這種全面性的否定和肯定,與他自小培養的民族意識,以及對民族命運的關注,有著密切關系[11]。對他來說,哪一種思想能夠發揮”復興民族”的功能,便成為他看重的思想,”科技復興國運”是他救國的心願,也是他投考大學的目的[12]。

第二階段,赴美國留學後,從絕對的否定和肯定,轉變為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尋找對話的空間。1929-1930年間,徐松石赴美國田納西州的Peabody學院修讀教育學碩士課程。這次留學,可說開啟了他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這個議題的思考,在其著作《基督眼裏的中華民族》中他寫道:”迨後負笈西瀛,一方面感覺到列邦物質文明的流弊,一方面體察西洋民族真正立國精神所在,同時,反而證諸中國的固有文化,復從聖經教訓和本人經驗,加以審慎考察,於是思想又漸搖動。考慮愈深,越覺中國儒道的恢宏瑰麗,而且愈信孔道對於中國將來的出路很有關系;但無論如何,基督教總是最重要的。[13]”所以,在30至40年代,徐松石致力於探討兩者之間的關系,試圖建議一個以神為基礎,輔以儒釋道的人生觀,來尋找”中國將來的出路”,以期待”復興民族”。這是他對本土文化和宗教最為開放的時期。

第三階段,到香港之後,從開放轉向基要主義。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雨,以及環境的變遷,徐松石對自己所倡導的中國神學”本土化”萌發新的理念,開始力圖將一種跌入人本主義陷阱的中國神學”本土化”歷程,重新引入神本主義的軌道[14]。因此,他認為自己”愚昧薄弱,過去的日子,虧欠主的地方很多。”他發覺:”今日的問題,絕對不是中國固有的文化,是否能夠容納基督教。更加不是基督教能否屈就,或配合中國固有的文明。問題的癥結或重心,在於今日傳揚中國的基督教,是否出於耶和華神,而與耶穌基督的啟示相合。”在此刻徐松石心中,主耶穌基督勝過一切的武備、物質進步、愛國心和新民族道德,而成為中國最大的需要[15]。其神學思想由開放轉向了基要主義,一直到最後離世。

徐松石自決志歸主以後,忠心服事主的教會近八十載,是二十世紀一位頗有影響力的牧者和學者。他的佳美腳蹤遍及中國大陸、港臺、南亞和美國,所到之處,都帶來神的恩典與能力,為主辨明真道,使人聽信福音。徐松石的一生不僅堪稱民族歷史研究領域中的翹楚,更是耶穌基督教會的忠心良牧。

腳注

  1. 黃錚:「教師、牧者、學者徐松石」。
  2. 徐松石:《基督眼裡的中華民族》,3頁。
  3. 徐松石:《歸主六十五年》,1頁。
  4. 徐松石:同上。
  5. 陳愛妮:《二十世紀的一位牧師、教育家、學者——徐松石》,9頁。
  6. 吳宗文:「徐松石牧師學案初述一」。
  7. 陳愛妮:《二十世紀的一位牧師、教育家、學者——徐松石》,12頁。
  8. 徐松石:《中國本色教會的建立》,10頁。
  9. 徐松石:《華人浸信會史錄》,22頁。
  10. 徐松石:「序言」,《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1頁。
  11. 何慶昌:《以儒家思想詮釋基督教——徐松石思想的研究》,14頁。
  12. 同上。
  13. 徐松石:《基督眼裡的中華民族》,4頁。
  14. 楊天保、謝振治:「徐松石著作事跡編年考略」,21頁。
  15. 徐松石:《基督教與中國文化》,389頁。

資料來源

  • 徐松石著,《歸主六十五年》,香港尖沙咀浸信會,1999年。
  • 徐松石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62年。
  • 徐松石著,《基督眼裡的中華民族》,上海廣學會,1941年。
  • 徐松石著,《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香港: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74年。
  • 徐松石著,《華人浸信會史錄》,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71-1972年。
  • 徐松石著,《中國本色教會的建立》,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75年。
  • 湯清著,《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年。
  • 卓新平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處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 梁家麟著,《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書樓,2006年。
  • 姚西伊著,《為真道爭辯——在華基督新教傳教士基要主義運動1920-1937》,香港宣道出版社,2008年。
  • 楊天保、謝振治,「徐松石著作事跡編年考略」,《田野與文獻》第44期,2006年7月15日。
  • 陳愛妮著,《二十世紀的一位牧師、教育家、學者——徐松石》,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部哲學碩士論文(未刊行),2002年。
  • 何慶昌著,《以儒家思想詮釋基督教——徐松石思想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課程哲學碩士論文,2002年。
  • 黃錚,「教師、牧者、學者徐松石」,《廣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 吳宗文,「徐松石牧師學案初述一」,《基督教周報》,1999年7月19日。

關於作者

李雪誼

作者系美國加州基督工人神學院碩士研究生,在李亞丁教授指導下撰寫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