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慈度

余慈度是最早脫離西方差會經濟支持，而完全“憑信心生活”的傳道人。她所創辦的“查經祈禱處”，即後來的江灣聖經學校，以及每年冬、夏二季的查經培靈會，為中國教會培訓出不少稱職的傳道人。她所結的屬靈的果子，在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倪柝聲弟兄就是在余慈度於福州舉行的一次復興大會上，因聽見她的講道而悔改信主，並且將自己完全奉獻給神的。

余慈度（英文名为Dora Yu）祖籍浙江，祖父是一個篤信孔孟之道、富有而頗具名望的鄉紳。其父原為外科醫生，曾在清軍中任軍醫，後被太平軍俘虜，遂被留在太平軍中救死扶傷。太平天國敗亡後，余父棄醫，入杭州一神學院進修，而後成爲美國長老會的牧師。余慈度日後曾回憶說：“實在感謝神，是祂使我生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中，在當中被撫養長大。” 父親的慈愛在她一生中有極大的影響，造就岀她仁愛、謙卑的品格。她心地仁慈，尤其對老人、弱者和窮人特別有愛心。她嚴肅平實，謙卑誠實，雖有時被人譏笑為不懂世故，她卻認為自己只是簡單易碎的 瓦器，相信神會以聖靈充滿並賜予大能。

余慈度於1873年岀生在杭州美國長老會差會的大院裡，那時，余父還只是個“見習傳道人”。當她二歲半時，父親被派到杭州附近的一個村莊裡作牧師。不久，父親被調回到杭州市內一所教會事奉。余慈度5歲時，和姐姐一起到長老會所辦的兒童日校讀書，從那時起，她就已經開始學習禱告，對神懷著一顆單純的信心。她日後作見證說：“自從我能記事開始，我就每天學習向神禱告。我很少忘記這樣做。對我來說，基督乃是一個實在具有位格的神。我的姐姐在夜間常常因為黑暗而害怕，但是我對自己說，既然有耶穌與我同在，我為什麼害怕呢？”

1888年，余慈度15嵗時，離家到蘇州博習高等醫學堂學醫，那時她的名字叫俞靈芝。在兩年時間內，她的父母相繼因病去世。在醫學院讀書期間，她自己亦經歷了痛苦的靈性掙扎。事情發生在1895年的一段時間裡，那時她強烈地感覺到自己被定罪的感覺，她說：“……我覺得在我靈魂中，這種可怕的感覺是不可為外人道的。我只覺得我是一個被神定罪的人，我似乎正站在地獄的邊緣上，隨時都會被推下去似的。” 無論白日或黑夜，當她獨處之時，常常大聲哀哭，懇求神的憐憫，但那種罪惡感仍然揮之不去。這種感覺困擾她兩個多星期之久，使她痛苦萬分，精神幾乎崩潰。最後經過徹底的認罪悔改，心靈向神完全敞開，“一直到兩週後的一個晚上，在熄燈之前，神忽然把天向我開啟了，並且使我充滿了神自己的愛。” 那時，她向主大聲呼喊說：“主啊，這就是你的愛嗎？這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啊！……在那個時候，我雖然沒有聽見神對我說我一切的罪都已經得到祂的赦免，我卻感覺到祂的愛是那樣充滿了我的心。那些被定罪和恐懼的感覺都頓然消失無踪了。” 於是她馬上跪在地上，除了向主感謝外，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人的言語是無法表達我內心被充滿的喜樂和感激的。” 第二天，“似乎整個世界的面貌都改變了，甚至於太陽也照得更為耀眼。” 此後有一年半之久，她都生活在那種屬天的喜樂中。

余慈度在醫學院苦讀八年，1896年她和另外一位女學生石馥梅成爲這所醫學院的首屆女畢業生，那時她23歲。畢業後，她留在博習女子醫學堂婦孺醫院服務，有時應邀到監理會所辦的女子學校傳道。

余慈度曾於1892年訂婚，但不久因其性格、信仰和事奉的緣故而解除了婚约，此后终生未嫁。她在信仰上孜孜以求，生活嚴苛，追求度一種敬虔、聖潔的基督徒生活。

余慈度是中國第一批跨文化宣教士之一，早在1897年10月，她隨美國南監理會“婦女海外佈道會”的甘博師母（Mrs. Josephine P. Campbell）去韓國宣教。在醫學院讀書期間，甘博師母無論在靈性，還是在生活上，都對余慈度關愛有加，兩人關係形同母女。在漢城，她和甘師母一面行醫，一面向當地婦女傳福音，工作卓有成效。1899年4月，因健康原因，余慈度回國就醫，最終靠禱告病得醫治。1900年1月重返韓國漢城繼續其宣教工作，直接參與教育、醫務以及傳福音等事工。由於教會人數增多，她和甘師母的日常工作量增加了三倍。她協助甘師母創立了“培花學堂”；1901年春，她們又一起建立了“茶洞禮拜堂”（Louisa Walker Chapel），余慈度作為該堂主要傳道人有一年半之久。長期勞碌，使她的身體大受虧損；同時她也強烈地感覺到聖靈的催促和帶領，終於在1903年10月返回中國。

當時中國的教會正經歷一波接一波的復興浪潮。余慈度回國后的頭四年，只是在江浙一带从事奋兴佈道工作。1904年，余慈度放棄行醫，開始憑信心全時間事奉主，她是中國教會最早脫離西方差會金錢供應，而完全凴信心生活的傳道人。1907年冬她經歷了一次聖靈充滿后，便投入到復興的大潮中去。她把1908 年稱為她蒙神呼召的新階段，她的佈道範圍遍及南方各省。1909年5月，她出版了中國教會史上最早的一本《奮興佈道詩歌選集》。在1910年代末，中國教會復興運動形成了“北有丁立美，南有余慈度”的局面。

余慈度作為一個神復興工作的使者，深知屬靈恩賜的重要性，但她注重“神的生命”過於注重“神的恩賜”。她說：“聖靈諸般恩賜是我們事奉神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恩賜不在耶穌基督的生命和愛的控制之下，它就可能成為一個危險的東西。許多人因為過於重視恩賜，而使他們在事奉神的功用上受到破壞，正如一隻觸礁的船一樣。”

余慈度講道和事奉的能力，在於她渴慕追求聯於元首基督。她所追求的目標是，要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讓神來“純潔我的思想和話語”，這樣才能保持“我在神面前的生活和我在人面前的生活的一致。” 她在禱告中向神如此祈求：1）求神“一直保守我活在屬天的境界裡”；2）求神“使我不住地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算自己是活的”；3）求神“賜給我順服的靈，像嬰孩般遵從神的旨意”；4）求神“使我常常被神佔有，常常考慮到別人的需要”；5）求神“用祂的愛浸透我，好使她能夠像神一樣去愛人”；6）求神“使我以神的觀點去看今世的事物，一直儆醒等候主榮耀的再來。” 余慈度在復興大會上經常引導信徒看見：一個基督徒不僅要常常對付自己以往所犯的罪，更要天天過勝過罪的生活。她雖然是個大有能力的佈道家，但她卻謙卑、真誠地說：“縱然我在許多事上仍然很幼稚，也很愚昧，但是神竟然用我微弱的見證把祝福賜給祂的子民。”

1909年，余慈度看到日益增 長的教會的需要，自己募款在上海創建了“查經祈禱處”，這實際上是一所聖經學校，其特點就是建立在聖經和禱告的基礎上。1916年隨着新校舍建成，正式改名為“江灣聖經學校”。1923年，為滿足聚會崇拜的需要，伯利恆會堂在校園内落成，著名奮興佈道家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親臨獻堂禮並致詞。此外，余慈度還在冬、夏兩季開辦查經培靈會。余慈度的教育和培訓事工為許多教會增添了力量，也為中國教會預備了不少領袖人才，特別是當時普遍缺乏的稱職的女傳道人。1910年12月，她參加了第一屆全國佈道協會在漢口召開的大會，並做了婦女工作的專題演講。

余慈度繼續應邀到各地帶領奮興會：1911年在蘇州，1912年和1913年在寧波。1919年，余慈度和知名女宣教士安汝慈（Ruth Paxon）一起加入了“中華國內佈道團”。共同的追求與事奉，把她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1920年，余慈度到福州開奮興會兩個月，為福州教會帶來大復興。就是在這次奮興會上，倪柝聲的母親林和平重生得救，不久十七歲的倪柝聲也因聽了余慈度的講道而信主，並將自己完全奉獻給基督，並隨即到余慈度的聖經學校學習。可以說，沒有余慈度，就沒有倪柝聲。除倪氏母子外，她還造就、復興了王載、王峙兄弟等一批年輕人。1924年，美國傳教士伍茲師母（Mrs. Henry Woods）聯合多位教會人士成 立一個委員會，發起“全球復興代禱運動”，余慈度是其中唯一的中國人。在1925年上海教會大復興中，余慈度和王載配搭同工，使許多冷淡多年的教會得到復興，成百上千的人在復興聚會中痛哭流涕，認罪悔改。此外，還有50多位青年信徒決志終生奉獻於佈道工作，其中包括中外現代著名傳道人和教會領袖，如計志文、周志禹、藍如溪、石美玉、胡遵理，以及趙世光等。

1927年，余慈度應邀赴英國參加著名的“開西大會”（Keswick Convention），並擔任主要講員。由於“開西大會”致力於追求基督徒的聖潔與成聖生活，推動全球的宣教運動，以及恢復基督身體的合一，因此被視為普世教會追求屬靈最高境界的象徵。余慈度在演講中籲請會眾警惕新神學的危險，並呼籲西方教會阻止派送新神學派宣教士到中國去。她的發言被刊載在英國著名的教會雜誌《億萬生靈》（China’s Missions）和《基督徒報》（The Christian）上面。在長期的事工合作中，她與內地會的領袖們也建立起密切的關繫。余慈度於1929年離開英國，經美國返回上海。

多年的勞累奔波，使余慈度積勞成疾，晚年時再不能承擔過多的工作。1931年春，當中國新生代佈道家從她手中接過宣教薪火，繼續傳遞下去的時候，余慈度終於摆脫多年疾病的缠绕，在上海得享永久安息。“她雖然死了，卻因信，仍舊說話”（參希伯來書11:4）。就在余慈度的安息禮拜上，胡蘊琳——中國教會1930至1940年代女佈道家，受感奉獻終生給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