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英

艾瑞英，英文名是爱玛·夏洛特·艾克（Emma Charlotte Eck），于1870年8月19日出生在瑞典莫尔伦达（Morlunda）。18岁那年，她在一场横扫斯摩兰省（Smoland）的福音大复兴运动中悔改信主。不久她受到内地会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影响，领受神的呼召，立志并预备自己成为一个传教士，去中国宣教。

1891年，21岁的爱玛作为内地会传教士，乘船抵达上海，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经过一年的语言学习之后，她被分派到遥远的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市）宣教站。当时主持内地会四川宣教事工的是“剑桥七杰”中的盖士利主教（William Wharton Cassels）。在盖士利主教的领导下，她先后建立起好几个布道所；又因她略通医术，借着给妇女看病之机，接触到地方官员的妻女，并赢得她们的信任，被邀请参加她们的婚礼、节庆和葬礼等，这样她就有机会与她们分享福音。在此期间，爱玛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艾瑞英”，意为“来自瑞典的巾帼英雄”。

不久，艾瑞英认识了来自美国宣道会的传教士艾克仁（Martin Ekvall）。艾克仁是瑞典裔美国人，他在瑞典克利斯达拉（Krisdala）长大，这个地方离艾瑞英的家乡只有12英里之遥。15岁时他跟随双亲移民到美国。1892年，他被美国宣道会差派到中国宣教。他先是在武昌创办教会，然后在川陕甘地区巡回传道。当他在甘肃岷州一个十分贫困、排外的地区宣教时，认识了艾瑞英，二人随即开始了书信交往。随着认识和感情的加深，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位巾帼英雄，用他自己的话说，“若不娶爱玛，便觉得人生灰暗，无法生活”。1900年2月，艾瑞英与年长自己4岁的艾克仁到美国完婚，然后加入宣道会，于1901年9月，这对新婚夫妇从美国三藩市启航，再次来到中国。到达上海之后，由于甘肃局势尚不明朗，他们只能先在华中区边工作，边等待。期间，他们先后被差派到安徽青阳、湖南长沙等地宣教。1902年，他们的长女葛楚德（Gertrude）在安徽青阳出生。

1904年，艾瑞英随夫被派往甘肃西部的岷州宣教。早在十年前，艾克仁就和他的弟弟艾自新（David）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宣教站。此番他们到那里时，盘踞在当地的哥老会常常抢劫、绑票，多次威胁要杀死外国传教士。艾克仁夫妇不畏艰险，仍然坚守在岷州。1905年，终于有5名年轻人受洗，加上之前信主的4个人，岷州教会就有9名中国信徒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当时内地会在秦州（今甘肃天水）耕耘了30余年，才只有几十位中国信徒。同年9月，他们建造起一间可容纳200人的教堂。出于对女童的负担，艾瑞英在岷州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她不仅是学校的创办者和管理者，还直接参与教学，教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识字读书。当时甘肃的大多数女孩子从未上过学，通过办学她可以接触到民众，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把福音传给他们。在此期间，他们的女儿伊莉莎白(Elizabeth)、儿子亨利(Henry)、女儿格蕾丝(Grace)、爱琳(Irene)相继出生。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战乱使甘肃成为一座孤岛，宣教士们与外界隔绝长达数月。这期间，他们的两个孩子同时染上了猩红热，经过日以继夜的抢救和看护才得以脱离危险；但他们6岁的女儿伊莉莎白却未能保住，因猩红热而夭折。艾瑞英因多年受到哥老会匪徒惊吓，战争逼近岷州的传言不断，如今再加上爱女的夭折，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她原本紧张的心彻底崩溃，以至于夜不能寐，精神恍惚。在这种情况下，艾克仁只得带着妻子儿女回美国疗养。1912年7月，艾氏一家拖着疲惫的身子从三藩市上岸，抵家后艾瑞英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十分糟糕，不但生活无法自理，还时常危及到孩子，并伴随自杀的倾向。医生和亲友都建议艾克仁把妻子送进精神病院，但艾克仁始终坚信艾瑞英没有患精神病，只是在重重压力下而产生的情绪崩溃。因此他坚持自己照顾妻子的饮食起居，耐心帮助妻子吃饭、穿衣，从无怨言。艾瑞英一天天康复起来，直至1914年完全痊愈。痊愈后的艾瑞英充满能力，重新和丈夫一起到美国各地教会去分享中国甘藏边区的需要。

1915年末，艾氏夫妇带着四个孩子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他们被分派到华中地区人口稠密的武汉，艾克仁被任命为武昌宣道会的牧师，从此开始了他们在武汉30余年的宣教生涯，艾瑞英在各个方面给予丈夫极大的帮助。

1918年，西班牙流感祸延中国，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疫情十分严重。艾瑞英年仅7岁的小女儿爱琳不幸被传染，于10月21日在武昌离世，这是她在中国失去的第二个孩子。这一次，艾瑞英“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5:8），内心虽然伤痛却没有被压垮。上帝借着苦难熬炼她，使她日后成为数以百计中国孩子的属灵母亲。

1919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一个幼小瘦弱的女盲童跌跌撞撞来到武昌宣道会的院外乞讨。艾瑞英看着这个孩子，不禁想起几个月前夭折的爱琳。她没有只是给这可怜的盲女几个小钱或一些食物了事，而是趋前与她攀谈。从交谈中得知这个10岁盲女的家境原本不错，父亲是到武汉做官的满族人。不幸的是，无情的流感疫情夺走了她父母的生命；她自己又感染眼疾而失明，因此流落街头被一恶妇逼着和其他盲童一起沿街乞讨，而且她还被卖给一个瘸腿、暴躁的男乞丐为妻。听了这个小盲女的遭遇，艾瑞英动了怜悯之心，她想起圣经里面的话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1:4）。于是她决心要给这些可怜、无助的孩子们一个家。

1921年，艾瑞英在一位女医疗传教士和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助下，在武昌创办了湖北省最早的女子盲童学校，名为“武昌瑞英瞽目学校”。这项事工原本不属于宣道会差会的项目，虽然差会也为她提供些支援，但并无固定资金供应。因此艾瑞英就效法内地会的精神，并以英国著名慈善家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为榜样，从不向人募捐，只是专心祈求主。她常常凭着信心说：“如果主看顾一只小麻雀，祂也一定会眷护一个被遗弃的盲童。”瑞英瞽目学校里的每一位盲童都曾经遭遗弃或被虐待。有从大街或铁路上捡回来的生来瞎眼的小孩子；有一个女孩子曾被劫匪绑架，因劫匪没有得到赎金，就把她的眼睛给挖了出来；另有一个女童的双眼是被暴怒的母亲用针刺瞎的。自盲校创办之日起，所有前来求助的盲童没有一个人被拒绝。在随后的20年里，盲校接纳了一百多个孩子。起初只有小学班，后来又增设了初中班，年龄从6岁至16岁不等。圣经课是核心课程之一，唱赞美诗是学生们最喜欢的课余活动。每个主日的清晨，盲校的女生们穿戴整齐，按高矮次序排成一队，后面的学生把一只手搭在前面同学的肩上，安静有序地走出狭窄、拥挤的街巷，成为当地的一道景观，吸引许多居民驻足观看。学校除了教女孩们学习盲文阅读和书写外，还开设了国语、算术、常识、历史、地理、音乐、体育、公民等科目；实业部还教学生针织等手艺，女孩儿们每周三次随同老师进入当地医院或居民家中传福音。毕业之后，一些学生到教会医院中担任妇女传道员，另一些则分到乡村的宣教站从事福音工作；其他人则靠家务技能谋生。在她们找到合适的工作前，没有一个人会被要求离校。

1919年11月，艾克仁夫妇造访湖南常德，适逢冯玉祥将军率部驻扎此地。早前冯玉祥因受为其看病的传教士医生影响而受洗归主。信主后他信仰诚笃，还出资建造教堂，邀请牧师到部队向官兵布道，故有“基督将军”之称。在常德期间，艾克仁一连三周应邀在其军中讲道，冯玉祥亲自主持。讲道结束后，冯玉祥还领唱圣诗“在我心有空处为你”。艾瑞英则趁机探访了军营中的实业学校，军官太太们在这里学习操作缝纫机，纺织毛巾、袜子，装订书籍。艾瑞英向她们传福音，带领13位太太信主。这次常德之行，艾克仁总共为这13名妇女和210名男子施洗，刷新了宣道会海外事工的记录。冯玉祥将军全程参加。

1921年，艾克仁因严重的口炎性腹泻而被迫中断在中国的服事，返回美国治疗。病愈后，艾氏一家第四次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大女儿葛楚德则独自留在美国，边打工边完成她的学业。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艾瑞英与家人共同经历了武昌被围51天、千人饿死的惨况。1927年由于儿子亨利、女儿格蕾丝结束在河南鸡公山美文学校（Kikungshan American School）的学业，到了上大学的年纪，于是他们一家四口坐船离开中国，于四月抵达美国西雅图。同年秋，兄妹二人一起进入惠顿学院。艾瑞英夫妇在惠顿校园附近租了一处房子，等待中国局势稳定后再返回华中。当时大女儿葛楚德刚好大学毕业，进入乃役宣教学院成为候选宣教士，与同学斯近信（Howard Smith）相爱并结婚。这一段时间相对平静，一家人享受了一段难得的欢聚时光。

1930年，艾瑞英偕同家人第五次前往中国。次年，江淮流域遭遇特大洪水，以湖北受灾最重，而武汉又是湖北的重灾区。全市受灾78万人，每天都有上千人因饥饿、瘟疫和中暑而死。看到灾民的苦情，艾瑞英坚定地说：“这是我们服侍中国人的机会。”她发动刚刚奉差来华不久的女儿葛楚德、女婿斯近信，以及盲童学校的学生们一起投身到赈灾之中。每天清晨，中外同工一起聚集在艾瑞英家中，为赈灾物资的供应和灾民灵魂的得救恒切祷告。他们向灾民发放粮米、施粥解困，并救活了不少无人照看的婴孩。因着在救灾中的贡献，艾瑞英受到汉口市长的表彰，并且被授予蒋夫人宋美龄颁发的一枚奖章。

1932年2月，艾瑞英的儿子亨利和女儿格蕾丝从美国来到武汉，在灾民遍地的武汉团聚。格蕾丝将赴江西牯岭的美国学校任教职；亨利则留下来帮助母亲赈灾。4月10日，艾克仁夫妇和亨利一起为他庆祝24岁的生日。之后5月底，亨利去甘肃平凉出差，途中听到在当地宣教的表哥新振华被劫匪杀害，就赶往事发地陪同姑夫新普送牧师一起处理后事。7月23日，他和在平凉宣教的瑞典传教士多福寿（Gustaf Tornval）及另外两名同伴返程途中，在西安城外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枪杀。当时，中国西北地方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这桩案件至终未能侦破，连他们的尸首都没有找到。

唯一爱子的惨死使艾克仁夫妇受到很大打击，这已经是他们在中国失去的第三个孩子，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被安慰的。据其女儿葛楚德回忆，“神赐下平安，使他们得胜，能以继续在一生挚爱的中国人中服事——尽管这些人曾再三地辱骂、攻击他们，最后又夺去他们儿子的生命。”在极大的丧子之痛中，艾克仁夫妇与其他中国同工一道，依旧站在难民棚的入口处，把基督平安的福音传讲给苦难中的人们。仅在1933年4月，艾克仁就在难民棚为79人施洗。灾情结束后，艾瑞英向差会报告说：“我们接触了8000余名灾民。许多之前从未听闻福音的妇女在困境中开口祷告，我们亲眼见证神如何应允这些从前拜假神之人的呼求。”

1932年，艾瑞英在武昌粮道街又创办了男女生兼收的“武昌瑞英聋哑学校”。一直到1946年，这所学校都是湖北省唯一一所聋哑学校。除了唇读和说话能力方面的训练，学校还开设其他基础课程并教授英语。当时没有专门针对聋哑儿童的课本，学校就使用普通学校的教科书，通过黑板演示进行教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艾瑞英与丈夫选择留在中国，与中国百姓同受苦难。1938年2月，武汉会战在日军的空袭中打响，他们站在宣道会的住所里，一面用祷告将自己和武汉百万居民的安危交托给主，一面开放宣道会的地下室收容难民。

1938年下半年，艾克仁被确诊为前列腺癌，经过近6个月的折磨后，于1939年1月6日在汉口路德会宣教站（武昌宣道会的房屋已在空袭中严重损毁）内与世长辞，享年72岁。他和他的弟弟艾自新、姐姐奥蒂利娅（Otilia Ekvall），并他的三个孩子，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艾瑞英将她挚爱的丈夫安葬在汉口的万国公墓（International Cemetery in Hankow），盲校的学生在其葬礼上献诗，送别她们敬爱的牧师。事后艾瑞英满怀深情且充满盼望地告诉亲友说：“几个月以来，在照顾我良善、无私的丈夫时，我感到非常幸福。他对我、孩子们和家中的亲人永远都是那么好，那么宽容。……我失去了世上最好的朋友，但离别只是暂时的，基督再来之时我们还要再相会。”

1940年，在宣教工场连续奋战多年，且年已70岁的艾瑞英启程回美国。临行前，她把学校托付给美国圣公会女宣教士施玉德。当她回到加州格兰岱尔的宣教士之家后，看到大女儿葛楚德一家正准备前往安徽芜湖宣教，三女儿格蕾丝和女婿宝约翰（John Daniel Beck）也正准备赶赴湖南岳阳。看到儿女们都步父母之后尘，走上对华宣教之路，艾瑞英倍感欣慰。

回国仅一年后，艾瑞英就因为想念她中国的学生心切，就急着要再去武汉。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美国宣战，使她的计划受阻，无法实现。虽然她无奈中继续留在美国，却未闲居在家，而是奔波于各地教会演讲筹款，再设法寄往中国，资助武汉盲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次年2月，76岁的艾瑞英再次整装出发，第六次前往中国。这次是她独自一个人，她希望自己能在武汉跑完人生的路程，然后与丈夫合葬在一起。在她离开的六年里，德国的立本责信义会、美国圣公会、瑞典行道会的传教士们打破宗派界限，与中国同工同心合意，克服各种困难，保证盲校正常运转，教学从未间断，堪称为战时奇迹。不久，中国内战爆发，经济凋敝，通货膨胀严重。艾瑞英不但能够维持盲校的运转，还实现了聋哑学校在武昌胭脂山的复课。她曾写道：“聋哑学校的孩子们认为我偏爱盲童，盲童们则认为我偏心聋哑的孩子。其实，两个学校的孩子对我同样宝贵。”

晚年的艾瑞英深知自己最迫切的任务是将盲校交给一位合适的继任者手中。她慧眼识人，选中了刘惠芳。这是一个出生在湖北孝感基督徒家庭的年轻姊妹，曾就读于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华中大学，后在盲校任教。艾瑞英又特别推荐刘惠芳去美国著名盲校柏金斯启明学校（Perkins Institution for the Blind）深造。1948年年底，国共内战的大局已定。艾瑞英随差会的其他传教士被迫撤离中国，告别了这片埋葬着她的丈夫、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和其他两位亲人的土地。刘惠芳接任了盲校校长。

1952年7月7日，艾瑞英因心脏病在夏威夷檀香山去世，享年82岁。死后被安葬在夏威夷的利胡埃公墓（Lihue Cemetery），墓碑上刻着“中国武昌盲校创办人”，还有和她丈夫墓碑上同样的经文：“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翰福音14:19）。葛楚德为母亲深感自豪，她说：“母亲在生命中最后一个星期，仍在为武昌盲校挂心。她真诚地相信上帝会供应自己一切所需，也已经在永恒和今世中得着报偿。我可以肯定，我敬虔的母亲能够无愧地跻身于《希伯来书》11章那些‘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的信心伟人之列。”

1956年，“武昌瑞英瞽目学校”被更名为“武汉市盲童学校”，刘惠芳继续担任校长职务。她终身未婚，以校为家，用自己的薪资资助过不少学生。盲校后来迁至武昌石牌岭，到2012年时，该校仍为湖北省唯一一所的盲童学校。在2019年盲校百年校庆之际，学校当局特别为艾瑞英和刘惠芳塑造雕像，立于校园内。

艾瑞英创办并主持多年的聋哑学校在解放后继续存在。1958年，该校老师们意外受到了开国大将徐海东的礼遇。原来，徐海东将军的次子徐文忠自幼失聪，曾在该聋哑学校读书，期间受到老师们的爱心照顾与精心栽培，以致能够开口讲话，生活和学习明显进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徐海东因此在国庆期间亲自陪同老师们乘船游览东湖，还在家中设宴款待。1959年，聋哑学校更名为“武汉市第二聋哑学校”。

尾声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艾瑞英的外孙，也就是她大女儿葛楚德的儿子雷蒙德（Raymond Henry Smith），时任美国《电信工程师和管理》杂志的出版人，于同年2月17日作为美国电信业代表随团访华。1932年8月出生在江西牯岭的他，以“重回中国”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

1980年3月，雷蒙德再次应邀率美国电信高管访华，并前去拜访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贺龙元帅的妻子薛明。原来他父亲斯近信在华宣教期间，1934年在重庆彭水曾被贺龙的红三军当作“最有价值的俘虏”留在军中，曾多次与贺龙下棋、交谈。斯近信后来重获自由，那时小雷蒙德只有两岁。双方见面笑谈往事。薛明所写之回忆文章，随后发表在创刊不久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雷蒙德后来多次访华，再去薛明家作客时，还获赠贺龙的英文版传记。

雷蒙德心系中国，长期关怀、帮助中国留美学生。2019年2月，正当新冠疫情肆虐武汉之时，年近九旬的雷蒙德从美国伊利诺州寄信给他中国朋友，充满深情地写道：“在为疫情的祷告中，我们的心被提升到主的面前，与中国的弟兄姐妹，尤其是那些在武汉的基督徒在一起。武汉对于我的家族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他恳切地祈求主“继续加勇气给武汉的弟兄姊妹，也愿他们得着恩典与平安。我深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也相信祂在《罗马书》8章28节的应许必然成就，‘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诚然，艾氏家族中多人回应神的旨意被召来到中国，把他们毕生的年华，乃至生命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理当被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