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献令

一、安献令生平事略

1887年7月14日，安献令（George Findlay Andrew，又译安献今、安献金）出生于中国贵州的一个内地会传教士家庭，其父安德烈（George A. Andrew），其母杰西（Jessie Findlay）是先后于1881和1882年来华的内地会传教士。安德烈在兰州担任内地会牧师40余年；1932年时他仍在河南宣教，时年应在65岁以上。

安献令8岁时被父母送到山东芝罘(今烟台)教会学校（Cheefoo School）上学，读完小学后回到英国，在牛津读书深造。后来成为中国内地会传教士，1908年，21岁的安献令奉差偕妻来华，定居在甘肃兰州，开始了其在中国的宣教生涯。

1909年在西宁参观穆斯林的开斋节活动后，安献令对西北穆斯林族群产生出极大兴趣，其后多次深入民间考察穆斯林的宗教和社会生活。1914年春，他结识了时任甘肃都督兼民政长官的张广建，不久被张聘为督署顾问。1916年他在兰州购地10亩，创办了华英中学，兴办教育。

1917年，安献令受命前往甘肃皋兰县衙监狱探望一位英国籍朋友时，无意间遇见了关押于此的西道堂（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第四任教长敏志道。通过与之交谈，产生了对西道堂的研究兴趣。安献令把这次采访写入他的《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一书中，他不仅记述了马启西创建西道堂的全部过程，马启西被杀后西道堂的发展历史概况，以及敏志道等人在监狱的实际情形,而且将其所见所闻告知了来中国西北的传教士同行, 从而引发了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浓厚兴趣。安献令可说是中西方研究西道堂第一人，这一部分资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研究西道堂的文献。

1918年4月9日，兰州博德恩医院（Border Memorial Hospital）建成，安献令出面邀请督军张广建前来参加竣工开业典礼。1920年，安献令回英国休假。因其在甘肃穆斯林族群中所作之工作与贡献，以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竭力阻止穆斯林参与战争，安献令被英王乔治五世召至白金汉宫，授予他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ffic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在英期间，他在伦敦中国内地会年会上，作了“中国穆斯林问题”的报告。

1920年12月16日20时06分，甘肃省固原县和海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生了里氏8.5级特大地震，史称“海固大地震”，共造成28.82万人死亡，约30万人受伤，毁城四座，数十座县城遭受破坏。次年春，安献令受内地会差派再度来华，担任甘、陕两省地震救灾现场总指挥，他积极领导并协调国际力量参与灾难救助。

1921年，安献令编著的《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又译《中国回教》,在伦敦内地会初版发行。同年陆洪涛替代张广建成为新的甘肃督军后,安献令继续受聘为督署顾问，兼从事禁烟活动。

1922至1924 年间，安献令在宣教之余，协助来华的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史前史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等学者从事史前史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的调研和资料收集。1925年，安献令被内地会调至山东芝罘教会学校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虽然甘肃督军陆洪涛曾两次向内地会请求挽留，但未能如愿。此后几年,安献令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从事慈善救济活动。1929年，安献令的母亲离世；1930年，其父安德烈长眠于山东烟台。

1928-1930 年间，安献令受“华洋义赈会”(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邀请，调查和监管中国西北和华北饥荒赈灾工作。1930年他受内地会总干事何斯德(D．E．Hoste)指派，将50万元(时值25万美元)赈款和物资送往甘肃、西藏等地，不幸途中遭遇土匪抢劫。安献令倍受打击，曾发誓不再来西北。

1931年夏，安献令再次回英国休假，途经纽约时，发表了关于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的演讲。同年11月，在亚洲皇家学会发表了“今日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Islam in North-West China Today)的演讲。这年，华中江淮流域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灾区涉及湖北、安徽等八个省区，受灾总人口计五千多万，时人谓之“洪水横流，弥溢平原，化为巨浸，死亡流离之惨触目惊心！”这次水灾被公认为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

1932年，安献令再次返华。临行前，威尔科姆医学史研究所创办人威尔科姆(Wellcome)先生委托他将一批医疗器械带到中国，并嘱托为其在中国收集中医药书籍。此次来华，安献令首先加入全国洪灾救济委员会,在汉口从事救灾工作。不久，他又以华洋义赈会视察干事身份，驻上海督导赈灾事务。1933年初,安献令加入中国穆斯林交际会,从事针对穆斯林的宣教工作。

1933年四、五月间，安献令陪同旅华洋商司高德(John Scott) 远赴甘肃、西藏边界考察。1934年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成立中国事务部(Department of Chinese Affairs)，安献令被任命为首位主任，开始从事商业活动。1935年在总部位于上海的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发表了关于西北赈灾的演说，并入选该会会员，直至1940年。

1936年，安献令当选为华洋义赈会华南地区副会长。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安献令担任英国驻华使馆一等秘书，与中国红十字会和上海华洋义赈会积极救助难民，将成千上万中国难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抗日战争胜利后，安献令在上海等地从事金融、货币流通等业务。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安献令被迫离开中国，辗转东南亚等地从事教育等工作。1959年，安献令偕全家移居加拿大中南部城市萨斯卡通(Saskatoon)，在那里安度晚年，直到去世。

二、安献令著作《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

近代以来，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在宣教的同时，也关注中国穆斯林群体和伊斯兰教之研究，安献令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自清末以来就密切关注中国穆斯林群体的宗教、文化与生活动态，撰写了《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 一书，1921 年由伦敦中国内地会出版。该书成为继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内地会传教士) 的《清真教》(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 之后又一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著作，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必读书目之一，也是中国学者研究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

《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一书系安献令多年深入民间实地考察之结果，当然在其写作过程中，也得到其他传教士的帮助，其中有传教士胡立礼(H．French Ridley)、安献令的父亲安德烈、姐夫穆信诚(Arthur Moore)牧师，以及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专家海恩波等。

该书共分为十部分，概述了中国西北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概况，民国以来西北回回(Hwei-Hwei)的总体特征，他们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他们与汉人的矛盾，回民起义以及他们的影响与力量成为北洋政府维护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因素等等。

该书论述了回回的祖先来源、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回回人的特征，包括其形体特征，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商业和教育等。安献令还详细论到回回的派别和宗教思想；回回与汉人之间的感情与关系；清朝同治年间回民起义的经过、发展以及左宗棠镇压起义的过程。他还特别提到内地会传教士胡立礼夫妇等人在西宁，不仅目睹了起义失败后回民被杀的惨状，而且利用他们有限的医疗设施和药品救助受伤的人。他们的懿行壮举得到了西宁回回人的好感。1913 年胡立礼的妻子去世后，西宁大街上，西藏人、回回人含着眼泪表达对这位传教士的最后敬意。

最后，安献令提出如何在甘肃穆斯林中开展福音的问题，指出在穆斯林中间传福音，除了具有基本的素质和装备外，还需要掌握阿拉伯语、少量的波斯语等回回的语言，了解和掌握回回人的礼节和风俗，绝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吃猪肉，招募一些回回人作助手，以便协助西教士传福音。在此基础上，安献令特别简单介绍了兰州博德恩福音医院创建的缘起、发展以及在传播福音中所起的作用。

安献令在甘肃宣教近20年，他对该省穆斯林的状况比较熟悉，其著作基本是清末民国初中国穆斯林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写照，对于研究这一时段中国穆斯林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对西道堂的研究，可以说，他是中西方第一个关注西道堂的人，从这个层面来说，他书中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他的兴趣在于如何在穆斯林中开展福音工作，他是站在如何向穆斯林传福音的角度上看问题。其目标非常明确，该书的撰写就是为其目标而服务的。他严正指出西教士对中国穆斯林宣教的严峻挑战。尽管在甘肃有300万穆斯林，却没有一个传教士将全部的时间投入该省的福音工作，因此皈依基督的穆斯林人数少之又少，有些改信基督的穆斯林又重新回归到伊斯兰教，甚至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反对基督教的情绪。安献令经与一些穆斯林领袖接触后，将他所见所闻的资讯记录下来。然而，在他看来，甘肃的“十字架”(The Cross，基督教) 确实能超越“新月”(The Crescent，伊斯兰教)，因为甘肃的穆斯林所实践的是“佩戴宝剑的先知”所倡导的“杀掉你们的敌人和真主的敌人”的主张，极尽向外征服之能事。而基督徒所实践的却是“仁慈的上帝”所教导的“要爱你的仇敌”的神圣主张，以及“仁爱要胜于征服”的思想。

安献令这一著作促使英国教会从宣教的角度来思考该书对传教士的意义，及其在穆斯林中开展福音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对安献令作为传教士在中国西北所发挥的作用。1931年11月，安献令在亚洲皇家学会发表了题为“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的演讲，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关注。在演讲之前，该会对安献令作了如下介绍：“除了安献令之外，没有人更适合探讨甘肃这个深居中国腹地的省份，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尽管对该省的名称有所耳闻，但并没有多少人到过那里。前几年，该省遭遇了严重地震灾难，最近几年，又有土匪不断地侵入。我们无法想象安献令先生在该省的工作中所经受的各种磨难。”在这次演说中， 安献令不仅向听众介绍了1920年之前甘肃回回的基本情况，而且重点介绍了1921至1930年间发生在甘肃回回中的一些事件，尤其是1929年国民军赵熙聘火烧河州八坊的情况，马仲英起兵反抗国民军，以及博德恩医院河州分院在这场灾难中被毁的经过等等。这次演讲所涉及的新内容算是对《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一书的补充，加深了西方社会和教会对近代以来中国西北的了解。此书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重视，日本九洲大学志贺勉教授将该书翻译成日语，1941年出版。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该书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在安献令著作的基础上，开始了新一轮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

1971年8月24日，安献令在加拿大萨斯卡通市(Saskatoon)家中安然去世，享年84岁。其后人Amy Moore根据他一生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和生活经历，写成Three Score Years and Ten——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Andrew/Moore Family in China.一书，忆述她的祖先三代在华宣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