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富羲

巴富羲于1903年8月9日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一个企业家的家庭。其父母敬虔爱主，共生了8个儿女，他排行第六，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在父母的熏陶下，巴家儿女们从小就去教会参加主日学和各种聚会，认识救恩，并受洗归主。巴富羲12岁时，当被问及长大后要做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做宣教士。”

父亲在事业上很成功，且非常热心于海外宣教。他希望儿女中能有五位成为宣教士，并乐意支持他们费用，不用宣教差会支持。巴富羲的长姊巴若兰姑娘（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首先加入中华内地会，作为内地会宣教士工作了13年之久。她在山西时，曾与中国名牧杨绍唐牧师在洪洞神学院同工，一起培训中国传道人。后来她从内地会退休成为自由宣教士，到中国各处主领培灵奋兴会，在信仰上对倪柝声产生过影响，并曾在文字、翻译事工上与倪柝声同工。著名的圣光学校尹任先校长亦得到过她的帮助。巴富羲的弟弟巴辅胜教士（Theodore Fischbacher）在他以身殉职后亦加入内地会，并在中国娶妻生子，工作了15年，直到1949年才不得不离开中国。

巴富羲中学毕业后，考入医学院读书。先后取得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大学的L. R. C. P和L. R. C. S.资格后，在不同医院里工作。接着自己在曼彻斯特开业，行医济世，前程似锦。

1931年5月，巴富羲从英文版《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上读到一篇短文，是由一位在宣教工场上的宣教士“致青年人”的一封公开信。其中一段话深深打动了他：

“我们呼吁需要200位宣教士，经过了近两年尚未达此目标。你对这呼吁有何反应？或许你因不同的见解而反对，可是有没有想过，你若反对，当主再来的那一天，你将怎样响应他呢？”

巴富羲原本是打算到非洲宣教的。但读过这封信后，他心中有声音催促他立即写信给《亿万华民》的编辑，把自己受感要去中国宣教的心愿告诉他们。稍后，他写下这样的见证：“我反复思量：我学医到底是为了传福音，还是为了做医生？当看到今年六月份的《亿万华民》呼吁宣教士投身到中国去时，这呼召一直萦绕我心，挥之不去。” 就这样，他加入到内地会的宣教行列，成为200名宣教士之一。

1931年12月31日，巴富羲乘船离英前往中国，到达上海时已是1932年2月1日。当时上海刚刚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因战事他们这批人滞留上海，不能及时赶赴安徽安庆语言学校参加语言训练。滞留期间，巴富羲参与救治国军伤兵。

几经耽搁，他们总算乘上满载难民的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抵达安庆。随即投入紧张的语言训练中去。他们这期学习语言者，有来自欧美国家共72人。两个月语言训练课程结束后，巴医生和英国的赵立德教士（Raymond H. Joyce）、何仁志教士（George F. Holmes）、朱佩儒教士（William J. Drew）、美国的石爱乐教士（Otto F. Schoerner）和澳洲的柏爱生教士（Aubrey F. Parsons），共六位，一起被分派的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在内地会，巴富羲与其它宣教士一样，凭信心生活，婉拒父亲要在经济上对他的支持。他写信给父亲说：“……如今我已加入信心差会，一切皆祷告仰望主的供应。希望你能明白我不接受你的好意，不是受别人的影响，乃是基于我与神之间的关系。”

在上海滞留等待赴新疆时，姐姐巴若兰从山西洪洞赶来与弟弟相聚。分别多年，两人有美好的交通与分享。言谈中，姐姐明显感到弟弟灵性上的长进。

由于赴疆路途遥远，且战祸连连，各路交通受阻，最后巴富羲等宣教士决定自己开车赴新疆。先由新疆资深宣教士胡进洁牧师（Rev. George W. Hunter）到北京，与巴富羲从天津购买两辆福特货运车。然后，众人到北京集合，各人做了分工，购足配件与给养。经过充分的准备，终于在1932年9月13日正式启程。他们从河北省张家口市出发，穿过长城进入内蒙古。1800英里的行程，道路崎岖难行，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途中还不时遭遇风沙、雷雨的袭击，但他们义无反顾，穿山越岭，跨过江河，穿过茫茫戈壁。一路虽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但同时也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和眷顾。直到10月14日他们才进入新疆境界；10月17日到达哈密。就在目的地在望之际，他们又赶上新疆回族首领马仲英之叛乱。在道路不通，燃油缺乏的情况下，他们又几经周折、迂回，直到11月9日才到达迪化。

这六位新宣教士被交由在当地工作了23年之久的马尔昌（Percy C.Mather）教士照管。由于战乱，迪化物价飞涨，物品奇缺。多亏马尔昌冒险到城外农村去购买粮食、蔬菜和肉类，才使他们免于挨饿。战争使伤亡人员剧增，这时，有乡绅父老出面，联同政、商、学和宗教界人士组成红十字会和慈善会，救助伤兵。在胡进洁牧师的带领下，所有宣教士都投入到治病救人的行列中去。他们照顾120多个伤病员，每天从早到晚，非常辛苦。但他们也借此接触到劳苦人民大众，把福音传给他们。

巴富羲医生终日在简陋的医院手术室里，为人做手术、疗伤，工作量极大，体力大大透支。从1933年4月17日他写给同做医生的妹妹的信中，可见一斑：“这是一场混乱的战局，但是主奇妙地保守我们经过。虽然在枪林弹雨中，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在前省长的要求下，我答允做急救和动大手术 ……，因为大多是刀伤和枪伤，但伤兵源源不绝……。我首次进入医院时就见到一个股骨五处裂开的伤兵，实在恐怖！试想想300多名大小伤势的兵，有许多人尚未获救护，整个医院实在骯脏、气味难闻……。我自己则忙不过来，没有仪器，甚至没有药物，也许要学习神迹医治吧。”

5月6日他写给亲人的信，是他的最后一封家书，从其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在世最后一段日子的真实处境：“我真的没有半点自己的时间，因而不常执笔。一天晚上因为有紧急状况，一位白俄领袖，一位军官和两个士兵与我一同骑马赶去，匆忙中我忘记拿件厚外套。不过那匹马像野马般地风驰电掣，使我出了一身大汗。回来时因为戒严令，我们在城门外等了半个多小时。这里日间炎热，但入夜则冷起来，再加上入城后每个岗位都要叫口令才得通过。回到家中后，感到有点着凉。加上忙个不停，睡眠不足。在三间医院中共有400多位伤兵。在我的特别医院里就有125个重伤者。…… 这些伤兵许多人二、三个月没洗过澡，污秽不堪。他们没有足够的营养食物，抢救的人手少，以致全部工作都落在我们这些工作过度的外国人身上。…… 这三个月让我走进了中国人最真实的生活中，不然也许要过许多年才有这样的机会。”

由于巴富羲医生每日接触许多伤兵，加之身心处于过度劳累之际，结果不幸染上了致命的伤寒。5月11日，正当他在医院中忙碌时，突感心胸绞痛，疑为心脏病，便回家休养治疗，随后却发起高烧来。这样时好时坏地过了两周，正当渐有起色之际，5月26日夜晚病情却突然转坏。到27日清晨，这位爱人如己的医疗宣教士竟不治而逝。从巴医生1932年2月1日抵达上海，同年11月9日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宣教，到1933年5月27日因染伤寒而离世，他在中国总共才度过了一年三个月又26天，而在新疆仅工作了六个月又18天，去世时还不满30岁。

巴富羲医生因救死扶伤不幸染病而逝的消息传到英国伦敦办事处后，引起很大震撼。《亿万华民》的主编海恩波先生（Marshall Broomhall）在是年底前发行了纪念巴医生的传记，书名是《为何枉费？》（To What Purpose？）。

巴富羲的同工柏爱生教士在其6月所写的报告里，如此记道：“巴医生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毫无保留地去抢救那些受伤的人。他对工作的认真，不仅让我们深深地受到激励，并且城里每一个人都对他心怀感激。政府大小官员都公认他真是个义薄云天，舍身取义的人。政府在追悼他的挽联上面写着‘舍己救人’四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