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若兰

巴若兰 (Elizabeth Fischbacker)，1897年3月31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父母非常敬虔爱主，育有子女八人，巴若兰为长女。她自小与弟妹们参加主日学和各种聚会，从而认识救恩，并受洗归主。因为父亲非常支持海外宣教事工，希望儿女中能有人投入宣教行列，并愿以个人的力量来扶持他们在海外的费用，不需动用到差会的资助。正因为他的热忱，使得他勤奋不懈，事业有成，并且有三名子女先后献身于中国内地会的宣教事工。巴若兰即是这三人中第一位远赴中国的宣教士。

深受英国弟兄会凭信心的宣教策略影响，戴德生创立了中国内地会。而内地会以“过信心生活”的属灵态度来宣教，更是对中国传道人有至深且远的影响。在人以为不可能的事，但因着对神的信心，看见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又因为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西方青年传教士愿意前仆后继地投身于中国宣教，为的是回应主的呼召，走进中国的禾场中，为神所顾念的灵魂得救而轻看自己肉体上的软弱，但求全然摆上，敬虔为主的心意，使神居首位，得荣耀。巴若兰就是抱定如此的信心，接受中国内地会差派，来华宣教13年之久。中国内地会的信心原则是: 1) 禁止为宣教士筹款，也不许宣教士自行募捐；2) 禁止借贷；3) 不确保薪资无虞；4) 接受任何基督教宗派背景的传道人申请加入；5) 以巡回布道为宣教工作的起点。因为戴德生以为“宣教士对于生活物质上的支持，必须完全仰赖神的供应，内地会日后或许会被终止，募款也或许会短缺，但是神必不撇弃他们，也不令他们失望。”因此，巴若兰姊弟三人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并没有接受父亲的资助，力行信心生活。

在山西期间，因着她在讲道上的恩赐和领受，1930年初，她将山东大复兴 (1927-1937) 带进山西省。所谓“山东大复兴”是导因于五四运动时的反基督教风潮 (1922-1927)，在这段教会被拆，宣教士被迫害的时期之后，前仆后继的教会复兴运动于焉而生。而山东费县的“唱诗、祷告、认罪”的特殊聚会方式，不仅自己信徒生命被翻转，也带动四围村镇的教会经历复兴。那些领受复兴后的信徒们旋即将福音广传，拯救灵魂。这就是巴若兰所处的大复兴时期。因着她前行山东的观察，并将这股圣灵充满的振兴气息带入山西，不仅对内地会宣教士有很大的影响，也影响了一同在洪洞神学院训练中国传道人的杨绍唐牧师。

1935年，由内地会退休的巴若兰成为自由宣教士，在烟台主领培灵奋兴会，受灵恩运动影响，说方言，唱灵歌。倪柝声在其自传中提及，曾在她主领的复兴会中，被圣灵浇灌口说方言，而且兴奋地向上海同工发电报表示“我遇到主了”。因为在那之前，倪柝声正处于属灵荒凉的阶段，因着巴若兰的讲道带有能力，倪柝声再次被神摸着，感觉自己不单被神赐福，也得到很大的释放，使他原先灵里枯竭的情形被医治。

1938年，倪柝声赴英国参加开西大会后，巴若兰陪同倪柝声赴丹麦带领特别聚会。并与倪柝声回到伦敦后，巴若兰和德文兰协助其将《工作的再思》一书译为英文。1939年巴若兰和德文兰又随倪柝声返回上海，住在倪柝声设立的女同工招待所，和钟玛琍、赖恩喜等多名女宣教士接受培训。1942年，虽然倪柝声被上海地方教会停止聚会，但他仍然继续照顾着这些宣教士。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若兰被日本人关进龙华集中营。战后返回英国后与史百克同工，并曾接待来访的李常受。1956年，巴若兰和钟玛琍回到远东，定居香港，与陈则信同工。1967年逝世于香港，安葬在九龙城。

在中国的拓荒传道之路中，虽然没有着墨太多在这位单身女宣道士的贡献上，但究其一生能先后影响“中国教会三巨人”中的其中二位——杨绍唐和倪柝声，及许多中国传道人，实在有其不能抹灭的功劳。这或许也和中国内地会的传教策略有极大的关系。内地会因为着重在中国广传福音，宣教士于巡回布道后，即将本地的教会交给当地的同工，且容许单身女宣道士参与布道工作。因此巴若兰不但能发挥其讲道的恩赐，在风气保守的中国传福音，也和同工们彼此相互扶持、造就和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