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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vet Joachim

1656 — 1730

白晋

清朝康熙年间耶稣会法国传教士、汉学家。

  耶稣会

  北京 , 上海

一、早年背景

白晋(又译白进,Joachim Bouvet),字远明,1656年7月18日生于法国勒芒市(Le Mans)。年轻时进入耶稣会学校读书,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 、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他尤其对数学和物理学兴趣浓厚。求学期间,他对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欲到中国传教却在上川岛(Shangchuan Island)上抱恨终生的故事有所耳闻,也受到利玛窦(Matteo Ricci)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卓越成就的巨大鼓舞,于是便萌发了步他们二人之后尘,到遥远的中国去传教的愿望。

白晋于1678年10月9日加入耶稣会。同年(康熙十七年),在清廷钦天监任职且深受康熙皇帝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致信欧洲教会,请求增派传教士来华。此时,法国正值路易十四(Louis XIV)统治时期,对外推行殖民政策,频频发动战争,使法国成为欧洲的军事强国。法国科学院奉路易十四之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科学考察,派遣专家在欧、美、非洲等地进行大地测量。但在亚洲的印度和中国,由于“保教权”被葡萄牙控制,这一工作遇到阻碍。收到南怀仁的请求后,路易十四认为这是扩大法国在东方影响的极好机会,于是立即决定派遣耶稣会士来华。1684年受法王路易十四选派,白晋出使中国传教,出发前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称号,入法国科学院为院士。与其同行者还有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刘应(Claude de Visdelou)、塔夏尔(Ta Xiaer)、李明(Louis Lecomte)和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等人。这批传教士以洪若翰神甫为首,于1685年3月3日自布雷斯特(Brest)起航,途经暹罗(今泰国)时,塔夏尔被暹罗国王留用。其余五人则于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夏抵达浙江宁波,请求在华永久居留。时因海禁未开,洋人不能深入内地。浙江巡抚金宏以这些人无护照入境,咨文礼部,拟遣送回国。因当时南怀仁年事已高,康熙正物色新人接替。当他从南怀仁得知他们为法王所遣,且精于天文曆法,遂御准他们进京:“洪若翰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听其随便居住。”(南怀仁辑《熙朝定案》)白晋和张诚两位神父当即被康熙帝留京供职,其他三人则获准前往各省自由传教。

二、担任康熙皇帝的侍讲

白晋和张诚等人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遂应召进宫,进献了当时欧洲先进的天文仪器,包括四分象限仪、水平仪、天文钟,还有一些数学仪器。白晋还将法王路易十四之子梅恩公爵送给他的测高望远镜转呈给康熙皇帝。白晋、张诚在向康熙讲解所进仪器的使用的同时,还向他讲解了一些天文现象,并介绍了法籍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Jean Dominique Cassini)和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德拉伊尔(Philippe de Lahiere)观测日食和月食的新方法,并绘图加以说明。康熙非常喜欢,遂下令将进献之物置于宫内御室中,并传旨白晋、张诚学习满语和汉语。

1690年,张诚、白晋等人开始系统地向康熙帝讲授几何学和数学,首先进讲的是《几何原理》。此后,他们先后向康熙皇帝讲授天文历法、医学、化学、药学等西洋科学知识。每天早晨,白晋、张诚来到宫中,在皇帝用膳的地方进讲。二人口授讲稿,康熙帝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有不懂之处立即提问。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康熙帝进步很大,一看到某个几何图形,就能立即想到相关的定律及其证明。接着,康熙帝又令二人用同样方法进讲应用几何,所用教材为法国数学家巴蒂(Ignace-Gaston Pardics)的《应用和理论几何学》。康熙帝总是怀着浓厚的兴趣,把学到的几何知识应用于实际,并练习数学仪器的操作。张诚、白晋还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后来,他们将满文讲稿整理成册,并译成汉文,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这就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满文本《几何原本》;而汉文本则收入了《数理精蕴》一书。

1691年,根据康熙皇帝的要求,白晋和张诚曾准备讲授欧洲哲学史,但因康熙患病而未能按计划进行。患病期间,二人开始向康熙帝介绍西方医学,他们编写了一份解剖学讲稿,进呈了一份人体解剖图。康熙帝阅后很感兴趣,特命宫廷画师精心绘制新图。他们还用欧洲的医学理论讲解康熙帝患病的生理原因,并参照法国皇家实验室的药典,制作出多种西洋药品。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7月,白晋、张诚两人进献的奎宁治癒了康熙皇帝的疟疾。为了酬谢他们的功劳,康熙帝命在皇城西安门内赐地建房,作为传教士的住宅。

三、受康熙派遣出使法国

1696年,康熙皇帝为招徕更多的法国耶稣会士,任命白晋为特使出使法国,携带赠送法国国王的珍贵书籍四十九册,回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白晋辗转于水陆,至1697年3月抵达布雷斯特;5月才到巴黎。当时,在法国只有二十三册汉文书籍,因此白晋带回的这套汉文书籍让路易十四感到非常欢喜和惊奇。这些书籍传至欧洲后,有助于西方人了解中华文明。白晋于该年还先后出版了《中国现状》与《康熙皇帝》两本书,分别献给了勃艮第公爵夫人和路易十四。书中他将康熙皇帝描绘为另一位太阳王,以此博得路易十四对康熙的好感,希冀获取其对传教区进一步的财政和人力的支持,亦即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去中国并支付年薪。路易十四慷慨地答应了这一请求,同时授权白晋花一万法郎为康熙皇帝准备礼物。

一切就绪之后,1698年3月,“安菲特利特”号载着一行9位耶稣会士自拉罗舍尔(La Rochelle)起锚驶向广州,除白晋外,其馀8人分别是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利圣学(Jean-Charles Etienne de Broissia)、翟敬臣(Charles Dolze)、南光国(Louis Pernon)、马若瑟(Joseph Hennry Premare)、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颜理伯(Philibert Geneix)和卫嘉禄(Charles de Belleville)。在此之前,白晋已经安排另外几名耶稣会士先期离开,其中的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cquet)和卜嘉(Gabriel Barborier)于1698年1月乘“拉泽兰”号离开布雷斯特,并在路易斯港换上了“拉邦”号舰船,与已经在该船上的其他3名耶稣会士会合。加上他们在印度时,又有两名法国会士结伴来中国,这样,白晋此行共带回了15名耶稣会士,其中不少人后来在汉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们于1699年抵达北京,并携来法国国王回赠的一批名贵雕刻。

白晋这次出使的成功,深得康熙皇帝的赞许。皇帝任命他为皇太子的辅导老师。白晋和康熙皇帝有着同样的见解,他们希望找到儒教与天主教的共同点,从而使得中国人能够接受并改信天主教。据说,康熙皇帝本人曾宣称自己要信仰天主教,并希望全中国人民也将改信此教,在华传教士们也都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全力以赴,只是最终未能成功。当时,白晋努力从“四书五经”中寻找天主教传说的痕迹,通过研究,他认为自己已经从中国古典书籍中发现了天主教初传的记载,于是他和两个同道一起写了《古今敬天鉴》一书。该书在天主教内部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受到教廷特使铎罗(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不准刊行的禁令。但此书后来流行诸多抄本,现收藏于中西数个著名的图书馆内。

十八世纪初,罗马教皇与康熙皇帝之间的“礼仪之争”导致双方关系紧张。1705年,罗马教皇特使铎罗为颁布教皇不准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传统礼仪的禁令来华。此举令康熙皇帝大为震怒,下令将其逐出北京。但皇帝认为教皇的错误决策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又听信了坏人的谗言所致。于是他打算派遣白晋前往罗马,向教皇解释。后来由于与铎罗的意见严重分歧,康熙下令将白晋召回,而未能成行。

四、绘制《皇舆全览图》

康熙皇帝与西方传教士接触后,在学习使用天文、数学仪器的过程中,对大地的测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康熙关于测绘全国地图的设想,首先萌发于平定三藩之乱时。在战争中地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地图粗略模糊,有的甚至错误百出。据《张诚日记》记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1690年1月26日,康熙要求张诚介绍俄国使团的来华路线,张诚按照西方绘制的地图给他讲述,他发现地图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尤其是中国东北部分过于简略粗疏,由此他决定依靠传教士用西方的测量技术绘制出一张全国地图。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底,白晋奉命与雷孝思﹑杜德(Picrrc Jartoux)等人带队从长城测起,对长城各门、堡以及附近的城寨、河谷和水流等进行了测量。白晋后因座马受惊,跌落马下,腰痛不能继续前行,留陝西神木县养病,后返北京休养。1709年1月,他们返回北京,带回一张约15英尺长的地图。之后,又有费隐(P.Fridelli)等人加入。这一次白晋等人率队测绘长城以西,即晋、陝、甘等省,直至新疆哈密一带。其馀的传教士也被派往各省测量绘制地图。白晋等人还参加了最后的汇总工作,这项任务历时九年才告完成。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康熙赐名为《皇舆全览图》;1718年,经康熙审定后,《皇舆全览图》及各省分图绘制成功,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完成的大地测量。这次测量统一了长度单位,并发现了经度长度上下不一,从而证实了地球是扁球形。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在其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这幅地图“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种,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

五、《易经》研究之贡献

在《易经》西传史上,白晋的作用犹为重要。自白晋开始,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之学术研究渐渐显示出分化的倾向。留驻北京的法籍教士,亲近中国皇帝,甚至奉皇帝之命从事著述。他们以其本身所具有的宗教、哲学、科学知识和观念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古代经籍,形成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从而使易学研究进入一个具有跨文化意义的发展时期。

白晋作为“索隐学派”(Solitude school)的开创人物,其形象理论的神学哲学体系之建立,直接得益于对《易经》的系统研究。1697年,白晋在巴黎就《易经》的题目作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把《易经》视为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合理、完美的哲学,他说:虽然(我)这个主张不能被认为是我们耶稣会传教士的观点,这是因为大部分耶稣会士至今认为《易经》这本书充斥着迷信的东西,其学说没有丝毫牢靠的基础……。我相信我有幸发现了一条让众人了解中国哲学正确原理的可靠道路。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我想通过分析《易经》这本书中种种令人迷惑的表象论证的真实性。《易经》这本书中蕴涵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再说,除了中国了解我们的宗教同他们那古代的合理的哲学独创多麽一致外,我不相信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方法更能促使中国人的思想及心灵去理解我们神圣的宗教。白晋甚至认为《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的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

1698年2月离欧返华之前,白晋给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写了一封信,谈到《易经》并扼要地叙述了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回到中国之后,白晋更加刻苦地研读中国经籍,同时继续与莱布尼茨通信。1700年11月,白晋给莱布尼茨写信,称赞《易经》是中国一切科学和哲学的源头,它高于当时欧洲的科学和哲学。白晋把中国的起源放到18世纪之前三四千年的时代,将伏羲称作第一个立法者。他认为,四千多年前中国古人的知识和西方圣贤的知识之间,有着很多的一致。

1701年2月,莱布尼茨在信中向白晋详细介绍了他发明的二进制数学,系统列出了二进制数与十进制数对照表。同年11月,白晋从北京给莱布尼茨回信,提到二进制的有关问题,并附寄了伏羲64卦方位图。他认为莱氏二进制所依据的原理,就是中国古代数的科学所依据的原理,并把易卦中的阳爻“ — ”比作二进制中的“1”;把阴爻“-- ”比作“0”。

白晋的这封信,使莱布尼茨确信二进制与《易经》有着内在联系,更加坚信二进制是一种完全正确并且极有意义的发明。1703年4月,莱布尼茨将自己的论文《关于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其应用以及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提交给法国皇家科学院。此后,法国皇家科学院发表了这篇论文,使莱布尼茨的发明与白晋的相关思想得以公之于世,引起了欧洲科学家的广泛关注。

论文发表之后,莱布尼茨在一封论中国哲学的信中,再次谈到二进制与《易经》的关系。 他说:“我和尊敬的白晋神父发现了这个帝国的奠基人伏羲的符号显然是最正确的意义,这些符号是由一些整线和断线组合而成的,……是最简单的,一共有64个图形,包含在名为《易经》的书中。《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的许多世纪以后,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五个世纪以后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64个图形中寻找过哲学的秘密。……这恰恰是二进制算术。这种算术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所掌握,而在几千年之后由我发现的。在这个算术中,只有两个符号:0和1。用这两个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当我把这个算术告诉尊敬的白晋神父时,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伏羲的符号,因为二者恰恰相符:阴爻‘--’就是0,阳爻‘— ’就是1。”( 吴伯娅《法国传教士白晋与中西文化交流》,载《中国文化报》2014年1月27日)

六、对康熙皇帝的评价

白晋在给《康熙帝传》所作的跋中说:“现代人对于从远方回国的人带来的旅行见闻往往持怀疑态度,这种时代精神实不可思议。我如实地记述了康熙皇帝的言行,所以我觉得这部《康熙帝传》理所当然应该获得读者的全面信赖。但由于上述怀疑态度在作祟,也许不能实现这一愿望。可是由于《康熙帝传》只记载了我们亲眼看到的事实,并介绍了极准确的知识,所以我相信读者一定会以和阅读一般游记不同的态度阅读本书。另外,如果我把会招致世界上第一个英明君主路易十四大王陛下正当的愤怒,或者会失掉东洋第一君主康熙皇帝恩宠的错误记述,呈献给路易大王陛下,这无疑是一种轻率的举动。”

白晋在《康熙帝传》中向法王路易十四世如此介绍康熙大帝说:“两三年前,陛下派往这位皇帝身边的耶稣会士,有幸接触到一位以前在法国以外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他和陛下一样,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到如此英主,确实令人惊讶!简言之,这位皇帝具有作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说,他治理国家的才能还不如陛下,那么,恐怕也可以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法国耶稣会士对此甚为吃惊!

他天赋极高、博文强记、智力过人、明察秋毫。他有处理复杂纷繁事务的刚劲毅力,他有制定、指挥、实现宏伟规划的坚强意志。他的嗜好和兴趣高雅不俗,都很适于帝王的身份。他为人公正,伸张正义,倡导德行,爱护臣民。他具有服从真理的性格以及绝对抑制情欲的克己之心。诸如此类高贵品德,不胜枚举。此外,在日理万机的君王中,能如此爱好艺术并勤奋学习各门科学的,也不能不令人惊讶。

康熙皇帝在政治上公正无私,按国法行事;在用人上任人唯贤,并把这些视为施政中严守的信条。因此,从未发生过因徇私情或出于个人利益而反对康熙皇帝的事件。康熙皇帝重视并严格选拔优秀官吏,监督他们的行动,这表明皇上平素对于臣民的仁爱之心。此外,当某省发生严重灾荒时,从他内心中表现出来的异常忧虑之情,充份说明他作为一国之主和国父的强烈责任感。

康熙皇帝为了了解国民的生活和官吏们的施政状况,时常巡幸各省。视察时,皇上允许卑贱的工匠和农夫接近自己,并以非常亲切慈祥的态度对待他们。皇上温和的问询,使对方甚为感动。康熙皇帝经常向百姓提出各种问题,而且一定要问到他们对当地政府官吏是否满意这类问题。如果百姓倾诉对某个官员不满,他就会失去官职,但是某个官员受到百姓的赞扬,却不一定仅仅因此而得到提升。

然而康熙皇帝却过着朴素的生活,就其衣着来说,令人丝毫没有奢侈浪费的感觉,这并非由于他爱财和吝啬。他虽然自己力求节俭,但对用于国家的经费却特别慷慨。只要是有利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事业,即使支出数百万两的巨款,他也从不吝惜。……由此不难看出,康熙皇帝的朴素生活,完全是由于他懂得节约的意义,也是由于他希望做一个为臣民所爱戴的君主和国父,所以努力为国家的实际需要积累财富。”

白晋在《康熙帝传》对他与康熙大帝的密切接触进行了回顾。他说:“皇上亲自向我们垂询有关西洋科学、西欧各国的风俗和传闻以及其他各种问题。我们最愿意对皇上谈起关于路易大王宏伟业绩的话题。同样,可以说康熙皇帝最喜欢听的也是这个话题。这样一来,皇上竟让我们坐在置放御座的坛上,而且一定要坐在御座的两旁。如此殊遇除皇子外从未赐予过任何人。”

白晋在《康熙帝传》中说:“肯定地说,这位皇帝是自古以来君临天下的最完美的英明君主之一,从许多方面来看,他都与陛下极其相似。”

七、学术遗产

作为一位杰出的汉学家,白晋著述、译著颇丰,仅列数卷如下:

《中国现状》(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1697年,巴黎出版。

《古今敬天鉴》(De Cultu Celesti Sinarum Veterum et Modernorum) ,其预设读者是中国文人,用白晋自己的话是“中华之儒,欲明经典高文所藏天学本义”。他要向中国人和教会证明中国古代典籍中蕴含着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对于中国人,可以让他们恢复经典的本来面目;对于教会方面,是要证明天主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最经典的部分相通,来化解“礼仪之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康熙帝传》(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于1697年出版于巴黎。该书除对康熙帝的文治武功简要叙述外﹐对其品德﹑性格﹑生活及爱好等方面都作了详细介绍。有英﹑荷﹑德﹑义﹑拉丁文译本。中译本名为《康熙皇帝》,系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根据1941年日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后藤末雄的日译本译出,1981年出版。

《中国皇帝历史画像》(Portrait Historique de l’ Empereur de la Chine)是一部相对来说脱离礼仪争论的作品,它颂扬的是康熙皇帝而非耶稣会士群星捧戴的孔子。

《中国现状记·满汉服装图册》是白晋作为钦差返回法国时,把中国的满汉文武官员及贵族妇女们的服装图样绘成草图,并据此草图制成宫中人员的服装铜版画,共46张,装成一册献给布尔哥尼公爵及其夫人。该书与其说是《中国现状记》,莫如说是《满汉服装图册》更为恰当。作者还在卷首介绍中国的政治组织,是因为他想要确证当时欧洲所宣传的“中国出色的政治法”,并试图将此制度介绍给自己的祖国。

还有《易经大意》(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Ye Kin)、《象形文字之智慧》(Specimen Sapientiae Hieroglyphicae)、《诗经研究稿本》,以及《白晋神父自北京至广东旅行记》等书。

此外,白晋还参与将中国的《中国古书中基督教教义之遗迹》、《中国史初编》、《中国通史》、《中国历史年编》、《蒙古史》、《大唐史纲》、《鞑靼史》、《中国兵法》、《中国古今音乐记》、《孔子传》、《鞑靼记行》、《中国现状志》、《乾隆御制盛京赋》等翻译成拉丁文,向欧洲推介中国文化。

1730年6月28日(雍正八年),白晋卒于北京,享年74岁。死后遗体被安葬在正福寺墓地。就其个人性格而言,白晋是一个温厚诚实、忠顺可靠的人,即使有时对别人不满,也决不诽谤别人;他与人为善,总能和周围的人友好相处,因此也比较容易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他一生的事迹也充分证明了他坚定的信念、真挚的传教精神,以及政治与文化才能。

归属

This article is reprinted from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copyright (c) 1998 Gerald H. Anderson, by permission of The Gale Group;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Grand Rapids, Michigan. All rights reserved.

资料来源

  • 白晋著,后藤末雄译,《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 吴伯娅,“法国传教士白晋与中西文化交流”,载《中国文化报》2014年1月27日。
  • 阎宗临,“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载《扫荡报》(桂林),《文史地周刊》第4期,1941年3月。
  • 戴仁著,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 张国刚等著,《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 相关网络资料。

关于作者

冯晓薇

作者系美国加州基督工人神学院硕士研究生,在李亚丁教授指导下撰写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