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尔腾

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于1826年12月出生在苏格兰珀斯郡（Perthshire）的一个小镇，是家中的独生子。由于父亲早亡，由其在利物浦（Liverpool）的叔父抚养长大。稍长，包尔腾前往格拉斯哥（Glasgow）求学。1849年入读圣公会宣教学院（Anglican Mission College）；1852年12月由伦敦主教封立为会吏，翌年由大英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派往中国宣教，于1853年9月抵达上海。1854年10月，包尔腾由香港维多利亚教区施美夫主教（Bishop George Smith）按立为牧师，其后主要在江浙一带宣教，期间曾前往南京走访太平天国领袖们。从1858-1861年间，他先后在杭州、宁波和绍兴等地宣教并建立教会。

1862年初，包尔腾奉调前往北京开辟宣教工场，成为首批进入北京的西方宣教士之一。同年，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訢、桂良和文祥等人奏请朝廷筹办“同文馆”，目的是培养足够的“通事”和“译员”，以应付外交事务。8月24日，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文馆，后增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格致（自然科学之统称）和化学等馆；1866年时又增设天文及算学等课程。学制分五年、八年两种。八年制又分前馆、后馆。后馆学有成效者升入前馆。学员除了学习西方语言外，还兼学上述学科，以及医学、机器制造、西洋史地和万国公法等科目。该校设管理大臣、总教习和副教习等职。包尔腾精通中文，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Sir Thomas Wade）的推荐下，担任同文馆首任总教习。总理衙门事先对他进行了考核，认为他“尚属诚实”，“以之教习学生，似可无事苛求”，但要求包尔腾只能讲授语言文字，不得传教。同时亦嘱咐汉人教习徐树琳对包尔腾暗中予以稽查和监督。

包尔腾任总教习职时间不长，只一年多便离职。在同文馆发展史上，他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他的到任使得同文馆有了第一位外国教习，并能够招收到19名满、蒙、汉学生入馆学习外语，这是外语教学在中国的开始，包尔腾也就成了中国第一位英语教师。此后，先后在同文馆任职的外籍教习有傅兰雅（John Fryer）、欧礼斐（C. H. Oliver）、马士（Hosea B.Morse）和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等，还有中国教习数学家李善兰、物理学家徐寿等人。

1864年5月，即包尔腾在华辛勤劳作11年之后回英国述职。1865年再次来华，在驻京英国领事馆内做牧师（1865-1872）。1865年，他和首批入京的英美宣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丁韪良（William Parsons Martin）、施约瑟（Samuel Isaac Schereschewsky）、白汉理（Henry Blodget）等人组成“北京译经委员会”，着手翻译第一部北京官话本《新约圣经》，该译本于1872年出版发行，在中国教会流行使用40余年之久。1872年，包尔腾还与施约瑟合作，在北京编译出版了《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成为日后中国圣公会通用《公祷书》之蓝本。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西方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 并建立教会，与此同时，各地因民教之间的冲突而酿成的教案也时有发生。为规范西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行为，清廷遂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等人于1871年议定并推出了《传教章程》。西方各国传教士对此反应不一，但包尔腾明确反对教会卷入政治，反对教会干预涉及信徒的司法审判的细节，反对将教会纳入政治势力或条约的保护之下，他说：“缺少保护固然会导致很多不公正和痛苦，但是，保护教徒会产生更恶劣的后果。它会导致许多伪善之徒加入我们的队伍，将使我们更容易受到指控，而这种指控可能正蕴育着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敌视，还将会在我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中制造连续不断的政治纠纷。”

1873年10月，包尔腾返回英国，并于次年初从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接受了神学博士学位。1874年3月又在兰柏宫被祝圣为香港维多利亚主教（1874-1897），主理包括香港、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在内的华南教区和日本教区事务。同年12月13日，包尔腾在香港圣约翰座堂正式就任，同时兼任圣保罗书院院长。1876-1878年间，包尔腾巡视了华南教区教务最为发达的福建省和日本的教务；1883年在福州建立了“真学书院”（今施埔堂）。在日本访问了东京、长崎和大坂等地的圣公会教堂。包尔腾还致力于教会本土化，注重培训和任用本土传道人。香港圣士提反堂是圣公会第一所华人礼拜堂，创建于1865年，向港人传福音，起初效果并不理想。直到1884年，包尔腾按立邝日修为第一位华人牧师后，圣士提反堂的教务才活跃起来，此后才逐渐有了圣士提反堂中学、圣士提反书院和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等教会学校和机构。这些都与包尔腾当年所奠下的根基不无关系。

1897年1月，包尔腾辞去主教职务，退休至Pakhoi，从而结束了他作为宣教士的生涯。1901年，包尔腾离开中国，赴欧洲旅行并写作。他人生最后几年身体日衰，与其在英国的小儿子同住。1907年1月5日逝世于贝德福德（Bedford），葬于罗伊斯顿（Royston），享年81岁。

包尔腾一生经历过三次婚姻：1853年3月，他与哈烈特·福芍（Harriet Anne Forshaw）小姐结为伉俪，然后偕新婚夫人来中国，没想到于次年10月夫人即染病逝于上海。1857年11月，包尔腾续娶宝丽娜（Burella Hunter Dyer）为妻。宝丽娜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之妻玛丽娅（Mary Dyer）的姐姐，因此包尔腾与戴德生成为连襟。不幸的是，婚后仅一年多，宝丽娜就因霍乱在上海去世（1859年8月）。最后于1865年6月，包尔腾又与一位牧师之女腓比·以斯帖（Phoebe Esther）结婚，二人共同生活33载，养育了三个儿子。这位夫人于1898年6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