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素珍

贝素珍于1899年7月11日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Seattle，Washington），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她从小就从父母领受圣经的教导，参加教会各种团契活动。1911年秋，夏博士（Dr. Norman B. Harrison）到西雅图担任大学长老会教会（University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在家庭和教会的双重影响下，贝素珍成长得很快。父母的信仰与品行，深深地影响了她的属灵生命。同时她所在的教会在西雅图大学区又是一个信仰纯正、富有生命力的教会，给了她非常扎实的真道栽培。12岁时，贝素珍受洗归主。当时许多青年基督徒投身于海外宣教，这一运动深深感染了她。

年龄稍长后，贝素珍决心奉献自己，加入到海外宣教的行列。为装备自己，她先进入洛杉矶圣经学院（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学习，然后再到芝加哥深造。期间，她以“主需要我们”为题，写下她的心愿：

“当我们顺服主的引领，圣灵便叫我们甘心乐意地做主特别安排的事工，愿意在主的旨意里，摆上自己作活祭。无论主领我何往，我只要全心全意地信靠他，这便是真正的得胜。 主的命令就是‘去’，他的应许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样我们还要甚么呢？神竟然需要我们，这是何等的福气！其实是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主，一生一世都需要他！如今主耶稣把传好信息的大使命交付给我们，他头上留下的荆棘冠冕的伤痕，手上的钉痕，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赐圣灵给我们，并且将来还要带我们进入荣耀里。我们怎能令他失望呢？ 三十年前，我的祖母已经是中华内地会祷告团契的成员，也订购了《亿万华民》杂志。加上我的父母，十年来都非常注重宣教事工。四年前，我们家还招待过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这位敬虔爱主的客人，他的一举一动令我印象深刻。心想我若蒙召作宣教士的话，一定要选内地会。 两年前，当我在洛杉矶圣经学院求学时，…… 一天，当我读到陶恕博士（Dr. R. A. Torrey）的《圣经所教导的是甚么？》（What the Bible Teaches?）一书，指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将来的结局时，我才清楚神的呼召。当时我的健康很差，非常软弱，于是我求主：倘若我的健康复元，主若赐我壮健体魄，我便会应召前往。 我还记得那天是星期六，向主做了这样的祷告后，想不到星期一就收到内地会寄来的申请表。到如今，对主的呼召，我一点都不再疑惑。我清楚这个异象：要到中国去宣教；我唯一的动机就是：抢救更多的灵魂归向主耶稣。”

贝素珍随即得到中华内地会的接纳，启程前往中国。1923年9月抵达上海，随后转往扬州接受初级语言训练。结业后，贝素珍被派往大西北——甘肃省兰州。该省除汉族外，还有许多西藏人、蒙古人和二百多万回教徒。1924年7月26日，在兰州南部五十多里的狄道（今临洮）的宣道会总部，举行了第二届甘肃全省宣教士联合夏令会，共有来自17个宣教站的53位宣教士参加，分别代表了内地会、宣道会和北美瑞挪会（Scandinavian Alliance）等三个宣教差会；同时还有40多位来自各地的信徒代表。这次会议让贝素珍大开眼界，也了解到大西北宣教工场之大。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1925年春，贝素珍被转派到伏羌（今甘谷）宣教站，与李桂香姑娘（Miss Hilda E. Levermore）同工。该地位于甘肃东南部，秦州（今天水市）以西22英里处。夏季时，她们二、三个人一组，到远近村镇传福音，举行露天街头布道。她们往往先以唱诗吸引人，待人们聚拢后，即开始讲道。冬季时，冰天雪地，无法举行户外布道。她们就每到一地，先支搭起临时帐篷，然后敲锣打鼓吸引路人进来听道。除早晚外聚会，她们有时还特别为妇女举行聚会。

1925年是贝素珍宣教工作最为起劲的一年，但这一年也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不安的一年。除军阀混战外，各地接二连三地发生事件，如上海的五卅惨案、汉口惨案、以及广州沙基惨案等。由此引发出罢工、罢市、及罢课风潮，形成空前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反基督教运动也夹杂其中，以致许多地方的宣教士都受到威胁。

贝素珍在这期间所写的家书中提到“基督将军”冯玉祥，这一年他被委任为甘肃省军务督办，兼任西北边防督办。但那些贪腐的官僚和将官却起来反叛他（1926年）。但“这有纪律、有训练的‘基督徒部队’却蒙福佑，不仅没有失败，反而节节胜利。……数日之间，多得如蚁般的三万冯军进入城市，秋毫无犯，与别的军队迥然不同。”

当时，城内乡绅父老组织起红十字会，以救济难民。有数天之久，他们在教会门前，挂起国旗和红十字会旗，以便难民中的妇孺可到教会中避难。大约有200多名妇孺得到教会的保护，同时得以听到福音。“冯军继续东行向秦州挺进，……这一支基督徒部队一面高唱圣诗，一面齐步踏进秦州。”

1927年“南京事件”后，到处弥漫着血雨腥风。三、四月间，欧美国家使领馆下令撤侨。甘肃省各地宣教士齐聚兰州，由博得恩医院院长金品三医生（Dr. George E. King）带领，一行大小50人，分乘八艘靠充气羊皮袋漂浮的大木筏，沿着黄河漂流到包头，再转乘火车到天津。途中，八艘木筏分别搁浅，金医生下水抢救，待最后一艘脱险时，他已精疲力竭，不幸失足溺水而亡，令众同仁哀伤不已。

千辛万苦抵达上海后，因中国政局动荡不已，贝素珍遂于1927年12月回美休假，调养身心。在西雅图，她不辞辛苦地到各教会作见证，与美国基督徒分享自己在中国宣教的见闻与经历。1929年3月，她重返中国，被分派到位于伏羌东南80英里外的两当（今两当县）新开设的宣教站工作。

1929年4月，贝素珍和白嘉理教士夫妇（Mr. & Mrs. George A. Bell）及两个孩子、季伯礼教士（Mr. Albert L. Keeble）、护士任梅清姑娘（Miss Irene Reynolds）、生于中国的第二代宣教士罗福生姑娘（Miss Ruth L. Nowack）、及李桂香姑娘，从上海出发，先乘火车到河南开封，再先后转车到河南府（今洛阳）、陜州（今三门峡市），最后到灵宝，就再没有火车西行了。

据罗福生姑娘所记，我们可以了解到这趟行程的艰辛，也不能不敬佩这些宣教士，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不辞辛劳，把福音传到中国遥远的边疆。

“……（火车的）车门和车窗全都被拆掉，所谓‘座位’，就是坐在自己携带的行李上。地上满是两寸厚的灰尘，边壁更是骯脏不堪……。”

在灵宝，她们只能乘坐骡马车，向西安进发。一路上“西北风迎面刮来，沙尘滚滚，令人不停地咳嗽。若开口说话，满口都是沙尘。唯有闭目养神，静静地躺在骡马车上，颠颠簸簸向西行。……晚上抵达客栈，大家相视不禁放声大笑，原来每个人都是满头满脸尘土，活像路旁庙里的泥菩萨！ 于是赶快拿脸盆打水洗脸，谁晓得旱灾为患，只能供给一英寸半高脸盆的水，更甚的是，还要两个人共享这一点点水。心想至少可以躺在炕上，甜蜜又舒适地进入梦乡吧！谁知客栈内院的牲口夜晚不停地在窗外吃草，也有邻居的小狗偷偷进来找东西吃，房顶上的老鼠到处乱蹿。凌晨二时正，骡夫们呼喝之声四起，原来是他们起来喂牲口，准备天明赶路。”

他们就这样走了六天，才到达西安，受到当地宣教士的热情招待。稍事休息后，又继续西行到了陜西之凤翔，在那里遇到前一批宣教士，三男二女，停滞不前。原来前面的路多是山区，沿途多山贼。后来他们雇了足够的骡子和骡驮轿子，五个男士骑着骡子，女士和孩子们分乘五辆骡驮轿子，还有驮行李的骡子，合成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他们沿着贴近山边的山路行，非常危险，很容易失足堕下悬崖。轿子曾翻倒三次，有一次翻到水沟中，次次吓得人魂不附体。所幸人畜都没有受伤。五天后，他们到达终于秦州。全程走了五周有余。

到秦州后，他们分道去往各自的宣教站。因旱灾带来饥荒，引起各种疾病流行。贝素珍在救助灾民的过程中，不幸感染上致命的伤寒，虽经当地医疗宣教士全力抢救，但终归无效，于1929年6月8日去世，时年尚不满30岁。

年长的李桂香姑娘与贝素珍同工多年，二人形同姐妹。贝素珍病危时，李桂香一直守护在病床边，照顾她。她如此评价贝素珍说：“她个性开朗、和善、乐于助人，常常祷告，基督和祂的十字架就是她一生的中心。她事奉的目标和祷告的负担就是十字架的得胜和彰显。明知饥荒带来的是一连串的流行病，但当她休假回来，仍欣然前往甘肃省协助开拓一个新的宣教站。她从不怀疑主的旨意，一直奔那摆在她前头的路程。”

贝素珍弥留之际，对李桂香说：“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又说：“祭坛上的一切都准备好了，要献祭了。” 她的确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了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