裨治文

一、成长与献身中国宣教

1801年4月22日，裨治文出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的贝勒彻尔镇(Belchertown)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母皆为美国公理会教会的信徒。由于家境贫寒，裨治文课余时间还要帮助父亲耕种田地。13岁时，在一次布道大会上，裨治文悔改归主。不久进入安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读书。在学期间，他有机会阅读到一些关于海外宣教的杂志，使他对海外宣教有了初步的了解，遂萌发出献身作宣教士的念头。

1826年，裨治文进入安多弗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神学毕业后，于1829年9月，他成为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宣教士，接受差遣前往中国宣教。同年10月6日，裨治文被按立为牧师。面对那不可知的宣教工场的挑战，裨治文所属教会的牧师寇曼(Lyman Coleman)鼓励他要“高声地向成千上万已被偶像蒙蔽了心眼的中国人传福音，让他们得闻救恩的乐歌。”

促成美部会差派宣教士到中国的关键人物是英国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美国基督徒商人奥利芬（David W. C. Olyphant）。奥氏是一位信仰虔诚的基督徒，曾在梅森的纽约教会担任长老。1820年来华经商；1827年在广州成立自己的公司，名为“Olyphant & Company”。他与马礼逊关係密切，积极协助马礼逊在华宣教工作。1827年11月，马礼逊与奥利芬决定联手促成美国在华宣教事业，同时分别致函美部会请求建立中国传教团。奥利芬在信中具体要求派两名传教士来，分别向中国人及来华外国船只上的水手传福音。他们的请求得到肯定的回应，美部会派遣的裨治文与代表美国海员之友协会（Ameri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的雅裨理（David Abeel）于1829年10月14日搭乘 “罗马号”(Roman)从纽约启程前往中国。在旅程中，裨治文记下这样一句话：“我虽然很渺小，但我的行为将会影响许多人，甚至影响整个中国。”

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航行，裨治文等人于1830年1月22日抵达澳门，受到当时在华仅有的两位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夫妇的热烈欢迎。那时，他们已在澳门和广州两地开荒工作了23年之久。这对初出茅庐的裨治文来说，实在是很大的鼓舞。

同年2月25日，裨治文转往广州。在美国租界内找到合适的房子居住后，即投入工作。他首先在马礼逊所创的一所小教会里做牧师，向租界内居住或工作的外国人传福音，同时开始学习中文。他视马礼逊为前辈，非常尊重他。在马礼逊的帮助和指导下，他度过学习中文、认识中国及适应生活的初期阶段。裨治文是一位富有远见的宣教士，他不仅有奉献的精神和事奉的热诚，更知道语言和文化对宣教工作之重要。他经常找机会与在租界内工作的中国人聊天，藉此操练中文会话。有时甚至冒着被捕的危险，向他们传讲福音。如是经过一年多时间，裨治文的中文有了显着的进步。除语言学习外，他还注重对中国文化、宗教及习俗之研究，为的是“将人的思想夺回，使它都顺服基督。”(林后10:5)

二、裨治文与《中国丛报》

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禁止其臣民与外国人来往，宣教士不得公开宣教，他们只得以文字和分发书刊的方式传播福音。奥利芬藉商务回国之机，发动纽约曼哈顿区布立克街长老教会的会众捐款，为裨治文购置一整套印刷设备交由美部会起运，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1832年5月，裨治文在马礼逊和奥利芬的鼓励与支持下，创刊发行英文月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目的是“唤起全世界基督徒对中国人灵魂觉醒之注意。” 其读者主要是在中国工作的西方商人和宣教士，也供西方凡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以及在通商口岸能懂英文的中国商人和知识分子阅读。5月31日，创刊号问世。1832年11月，美部会理事会秘书安德森（Rufus Anderson）赞扬说：“《中国丛报》是一份极有价值的刊物，办得非常好。我很高兴你决定让本刊进入第二年。它在美国传播关于中国的资讯并激发对你的宣教工作的兴趣，影响力很大，远超过我们期望之上。”

《中国丛报》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地理等相关知识，也记述宣教士们在东南亚各地如新加坡、马六甲、槟城、巴达维亚等城市的宣教活动。该杂志除报导中国语言、文化、历史、艺术、典制、风俗、宗教，以及迷信等内容外，且屡次刊文针砭时弊，力陈妇女缠足，以及吸食鸦片之危害；以致废除妇女缠足成为西方宣教士努力的目标，并卓有成效。反对鸦片的文章，则前后刊载48篇之多，其中有15篇为裨治文自己所写，为中国仗义执言，并在美国激起反鸦片的浪潮。

《中国丛报》创刊于广州，在鸦片战争期间曾一度迁至澳门和香港，战后再迁回广州。裨治文一直担任《中国丛报》的主编，直到1847年他迁居上海从事译经工作时为止。其后，由宣教士贝雅各(James G. Bridgman)接任，但他只做了约九个月的时间便离职。从1848年10月起，美国宣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接任主编职务，直到1851年12月《中国丛报》停办为止。《中国丛报》从创刊至停办前后约20年，合共出版了20大卷。安德森于1851年7月信中说：“我认为《中国丛报》是关于现在进展中的中国宣教事业半世纪来最有价值的资料和意见的宝库。我切盼我们所有重要的图书馆都拥有整套的本刊。”《中国丛报》不仅激发了西方教会和基督徒对中国的宣教热忱，更成为当时西方人探索与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在近代中外关係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后世则成为学者们研究1851年以前基督教在华宣教活动的主要资料来源。

裨治文不仅是美国第一位来华宣教士，也是第一位汉学家。他具有热诚的奉献精神，特别的语言天赋，以及对文化的透视力。他用中、英两种文字从事着述，向中、西方介绍彼此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从而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

1838年，裨治文出版了他的中文着作《英理哥合省国志略) (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这不仅是一本地理书，更介绍了美国的历史和制度，其用意在于显明美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此书前后经过两次修订:第一次在1846年，书名改为《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在广州出版；另一次则在1862年，书名再次更名为《联邦志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在上海再版。

1841年，裨治文用英文写就《广东方言撮要》(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在澳门问世。此书详细描述了中国人在文艺、科技和生活等各方面情况。这部巨着面世当年，美国纽约大学(University of New York)为表彰裨治文在中、美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贡献，特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学位。

裨治文其他中文着述还有《真假两岐论》、《永福之道》、《复活要旨》、《灵生诠言》和《耶稣独为救主论》等书。此外，裨治文亦将中国的《孝经》翻译为英文。

三、裨治文与中文圣经翻译

1847年以后，裨治文移居上海，参与圣经的翻译工作，直到1861年在上海去世为止。他曾先后参与三部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第一部是《新遗诏书》，该译本基本上是从马礼逊的《神天圣书》修订而成的。1834年，在马礼逊逝世后不久，裨治文便开始与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和马儒汉(John R. Morrison)三人合作，着手进行马礼逊译本《神天圣书》的修订工作。1837年，名为《新遗诏书》的新约圣经在巴达维亚出版。

1843年8至9月，西方各基督教差会的代表在香港举行宣教士译经大会，商讨出版一部“不仅为各差会共同认可，亦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圣经译本”。裨治文与波乃耶(Dyer Ball)二人，以美国公理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大会决定对《新遗诏书》再次修订，并且重新翻译旧约。裨治文作为广州/香港传教区的翻译委员，被委派加入专责小组，与宣教士怜为仁(William Dean)一起处理某些圣经专有名词的翻译。

1851年，裨治文与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宣教士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合作，翻译旧约圣经，同时参与《委办译本》新约的修订工作。1859年，在美国圣经公会的资助下，修订后的新约圣经正式出版。1863年，《裨治文/克陛存旧约译本》以四册本的方式面世。可惜的是，裨治文和克陛存都没能看到此译本的出版，因为他们已分别于1861年和1862年去世。

裨治文在其最后岁月里，还曾致力于将新约的历史书卷翻译为官话。可惜，该官话译本不知何故，未能传于后世，只能从其他宣教士的书信中，得知裨治文确曾从事这项译事。1861年12月，在裨治文逝世后不久，美国公理会宣教士白汉理(Henry Blodget)曾写信给他的差会说: “裨治文博士最近写信给我，说他有六、七年的时间是常常忙于预备一部《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官话口语译本。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他所遗留下来的这部分圣经的手稿。” 此外，美国宣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在其1864年7月30日写给美国圣经公会的信中，也曾提到裨治文的这部官话译本，是他与克陛存合作翻译的。

四、裨治文与中国益智会

裨治文来华之初，在其头脑中，中国人只是一个“简单、落后和无知的拜偶像的民族。” 但自从踏上中国的土地后，他所面对的异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使他的世界观得以改变。他开始明白“这是一场对抗无知的现代化战争，决胜关键不仅是在于获得属灵的真理，也在于获得属世的知识。” 同时他相信“教育是上帝用来提升人类心灵和解救人类脱离惩罚的一种方法。” 这些观念上的改变，促使裨治文努力去协调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

在裨治文和荷兰传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宣教士郭实腊的推动与主导下，1834年11月，一个为促进华人认识西方文化的组织“中国益智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在广州正式成立。他们的目标是“希望藉着和平的手段，促使中国不论是在商业、西方文化或基督教信仰方面，全方位对外开放。” 他们决意“以智慧作为炮火”，让中国人不仅可以接触到“现代的发现和发明所产生的最丰富的果实”，还可以认识西方国家的历史和国情。

中国益智会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和推广中文书刊，藉此“开启华人的思想领域。” 除裨治文外，郭实腊和马儒汉等宣教士，都有份参与撰写文稿的工作。美国商人奥利芬，英国商人麦雅各(James Matheson)和佐威廉(William Jardine)等人，都曾先后出任该会的会长,他们同时也是经济上最主要的支持者。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益智会已出版了七种刊物，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那在中国以外、正在改变中的世界。” 后来，中国益智会亦在新加坡设立坚夏书院，出版中西书刊；同时承办郭实腊主编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五、裨治文与教育事业

1835年1月，即马礼逊逝世后半年，裨治文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以及一些在广州的欧、美商人，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筹备成立“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和草拟章则等事宜，裨治文担任该临时委员会的召集人和书记。1836年9月28日，“马礼逊教育协会”正式成立，裨治文被选为理事会执行秘书。他在成立典礼上致词时说：为要完成马礼逊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未竟之愿，该组织要在中国“兴办西式教育事业”，因为当“教育在中国普及化之后，全中国的人民将会受益，而我们的传教事业最终也会成功。” 从中可见该会宗旨之一斑。

1839年11月4日，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府“马礼逊纪念学校”(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在澳门正式开学。第一期学生共有六人，皆为寄宿生。他们的学费、书费和食宿费等，均由马礼逊教育协会全额提供。校长为撒母耳·布朗(Samuel Brown)，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且在纽约已有多年执教经验。他的新婚妻子来华前也是一位教师，她愿意与丈夫同心负起领导学校之责。

马礼逊纪念学校以英语授课的科目有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生物、化学、音乐和初级机械原理等，当然还设有圣经课程。该校学生虽因不习八股文章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他们毕业后可进入香港的洋行充当买办或译员。

1845年9月，马礼逊教育协会举行第七届年会，裨治文被选为会长。翌年，布朗校长藉陪伴妻子返回美国养病之机，带同容闳、黄宽和黄胜等三人前往美国麻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Monson Academy）进修。其中除黄胜因水土不服，生病辍学回国外，容闳与黄宽两位均于两年后从芒松学校毕业。容闳继续前往耶鲁大学深造，而黄宽则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黄宽苦读七年后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医学博士荣衔的西医。他先后在香港的伦敦会医院、广州的惠爱医院，以及博济医院服务，并于1867年担任博济医院代理院长。容闳毕业回国后致力于推动留美教育，“期盼政府能派遣留学生到美国读书，以便学成后能改造中国，振兴国运。” 经过了十七年的努力，满清政府终于在1871年接纳了容闳的建议，派遣120名中国幼童，分二批到美国留学，容闳则被聘为留美学生监督。十九世纪后，容闳更成为了中国着名的改革家和教育家。

1847年6月，由于裨治文迁居上海从事译经工作，而马儒汉于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病故，再加上其他理事们皆私务缠身，因此在举行过第十届年会后，马礼逊教育协会便自动解散，而马礼逊纪念学校也从此停办。

裨治文携妻伊莉莎(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移居上海第二年，即创立“上海文学与科学会”，每月召集学人聚会交流，并印行学报。不久，该会更名为“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裨治文自任会长。

1850年4月，裨治文与夫人在上海创办了裨文女塾( Bridgma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开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就是从该校毕业的。1881年，由于美国公理会与美国基督教女公会(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之间发生分歧与冲突，裨文女校的部分师生转到美国圣公会所办的圣玛利亚女校(St. Mary Girls’School)，而裨文女校则被美国基督教女公会接管。1931年，该校以“裨文女子中学”之名向上海教育局注册立案；1953年，中国政府予以接管，改名为“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1966年“文革”开始后，取消女中，再次更名为“上海市第九中学”。

六、裨治文与中国医药传道会

1838年2月，裨治文联同美国公理会的医疗宣教士伯驾医生(Peter Parker)，以及宣教士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等人，在广州发起组织“中国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该会成立的目的，旨在“呼吁欧美各国差会派遣更多医生来华，藉行医和开设医院推广福音工作。” 当时参加成立典礼的有十多人，裨治文被公推为副主席。该会在联系早期医疗宣教士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和麦嘉缔（D. B. McCaetee）等在中国教会史和医学史上重要的医疗宣教士，都曾经是中国医药传道会的成员。

七、裨治文与清廷的关系

广州履任钦差大臣，颁令外商禁止贩卖鸦片。他是清廷少数有见识的官员之一，为要瞭解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和风俗等情况，林则徐特意聘用了四位华人为他翻译外国书刊，并为他作传译，其中一位就是梁发的儿子梁进德。通过阅读，林则徐始知裨治文，并很想与他结交并使用他。由于梁进德是裨治文的学生，所以林则徐曾派梁进德走访当时仍在澳门的裨治文，请他前往广州相叙，以及协助林则徐把一份照会交给当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Charles Elliot)，并请义律转呈英女皇，期盼英女皇禁止种植罂粟，使鸦片商人无法毒害中国人民。裨治文虽然婉拒了林则徐的这项要求，但这份照会的全文则一字不漏地登载于1839年5月的《中国丛报》。裨治文还在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 “我们要告发英国，因她带头从事鸦片贸易。这个号称是开明的、跟从基督的国家，竟给尚陷在黑暗中、信奉异教的中国种植和生产有害的东西，且以此（鸦片贸易）补充她的国库。这展示了最奇怪的道德颠倒。我们深信，这个以善行和信仰原则作为基础的基督教国家，将会为她自己所做的事情——相对地与她当有的责任和荣誉不符的事情——遭受长期的苦楚。（英国政府）在一个异教的政府面前行事如此没有原则，这只会使他们（中国人）在反抗基督徒时落入不道德的试探中。”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将查获英商的鸦片，在虎门销毁。裨治文是应邀前往现场观看销烟的西方人士之一。在林则徐呈送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如此提及裨治文等人的出席: “臣等钦遵谕旨，将夷船缴到烟土二万余箱，在粤销毁。…… 其远近民人来厂观看者，无不肃然怀畏。并有咪唎坚之夷商经（King）与别治文（即裨治文）、弁逊（Benson）等，携带眷口，由澳门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师提标游击羊英科迁禀，求许入栅瞻视……。”

裨治文也将林则徐在销烟现场所说的话，登录在《中国丛报》上，其中有云: “凡经营正当之贸易与夹带鸦片之恶行确无牵涉之船只，应给予特别优待，不受任何连累。凡从事私售鸦片之船只，必严加查究，从重处罚，决不宽容。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者不必挂虑，如常互市，必无阻挠。至于恶者，惟有及早离恶从善，不存痴想。”

此外，裨治文也不时在《中国丛报》上撰文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而在裨治文的巨著《广东方言撮要》的第六章中，他更将林则徐颁布的禁烟令全文登载出来，可见他对林则徐的禁烟之举是积极支持的。

1844年7月5日，中美双方谈判，清廷方面的代表为耆英和潘仕成；美方代表是特使顾盛(Caleb Cushing)，而裨治文与卫三畏虽则担任顾盛的译员，参与条约的拟定与翻译工作，结果是“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其中第十七条款规定，基督教可在五个开放口岸设立礼拜堂并传道。有论者认为该条款得以纳入此条约中，与裨治文等人在中国民间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与满清官员之间的交情不无关係。由于耆英和潘仕成两人，以及潘仕成的父母家人，皆为美国医疗宣教士伯驾医生的病人，通过接触与交往，他们对西方宣教士很有好感。因此，当美方争取在中国的传教权益时，耆英和潘仕成并没有提出反对，而且在他们呈交道光皇帝的奏摺中，也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理由。故有论者认为，这些与裨治文在早前支持清廷禁烟，与满清官员建立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了解有间接的关系。

1852年2月3日，裨治文因病无法继续工作，所以在妻子伊莉莎的陪同下，乘搭“野鸽号”(Wild Pigeon)轮船离开中国，6月16日抵达纽约。这是他们在华工作三十年中，仅有的一次休假。在美国逗留期间，裨治文无法忘怀在中国的事业。因此，他只在自己的家乡住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便于同年10月12日离开美国，于翌年的5月3日抵达上海。随即投入到译经、写作、学术及外交等工作。1854年5月，裨治文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回上海后发表《调查报告》，否定太平天国。

八、裨治文去世

1861年9月，裨治文罹患痢疾，以致10月举行的皇家亚洲学会会议，他都不能出席。延至11月2日，终因不治而在上海家中逝世，终年60岁。自其神学毕业应召来华，历时30年之久。他的突然离世，令人深感震惊。其挚友卫三畏从澳门写信给伊莉莎说：“当我细读你寄来的几封信，以及勃朗博士在裨治文博士逝世前数天对他的情况所作的描述时，那有关过去的种种回忆，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裨治文与你，每一天都在我的心裡。他是我亲爱的朋友——为他的存在，我有很多感恩的理由。我也盼望有一天能够永远与他在一起享受上帝。…… 他那不屈不挠的坚忍和那恆久不变的爱心，时常鞭策着我，要我以他作为学习的榜样。” 裨冶文逝世后，伊莉莎返回美国一段时间。1864年，伊莉莎在北京灯市口创办了贝满女校，以纪念亡夫裨治文。1945年时名为“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50年代之后，该校先后更名为“五一女中”、“北京市第十二女子中学”；现为北京166中学。贝满女中为中国培育出许多英才，原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作家谢冰心、原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等人，皆出自贝满女中。伊莉莎于1871年10月去世，享年66岁。

斯人去矣，但裨治文在世时为中国社会和人民所作出的贡献，为后人所记念。他不仅把基督福音之光带到中国，也以真理和科学启迪了中国社会。他一生正如其名，注重“治文”，不愧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搭桥人”（Bridge-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