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得恩

家庭背景

博德恩（William Whiting Borden, 或译威廉·波顿）于1887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州芝加哥一个富有的家庭，其家族早期在科罗拉多州开采银矿致富，后来创立了“波顿乳业”（Borden Milk）。他父亲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财力雄厚，富甲一方。他们全家都在慕迪纪念教会参加聚会与敬拜，信仰虔诚。在博德恩 7 岁那年，母亲经历了一场属灵的复兴，从那时开始，在每晚与儿子的祈祷中，她总是向神祈求说：“神为博德恩一生所做的安排，愿祢照着自己的旨意成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博德恩耳濡目染，对圣经认真追求，在灵命上不断长进，逐渐在信仰上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成熟，年少时就受洗成为基督徒。当博德恩16岁高中毕业时，就已经是博德恩乳业的继承人，成为了一个小富翁。

奉献自己，毫无保留

博得恩高中毕业时，父亲送给他的毕业礼物是一趟旅行——有着私人家教陪同的环游世界之旅。在这趟旅程中，博得恩游历了亚洲、中东、欧洲等许多国家和城市，亲眼见证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宗教生活，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寺庙道观、神社和各种宗教仪式；也亲眼看见成千上万的穷人生活在没有盼望的黑暗之中。他如此写道：“我这一生在各方面都享有丰盛的恩赐，可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竟一无所有，生活在黑暗之中。”由此他深刻体会到，世人都需要耶稣基督，否则就没有出路与盼望。经历了这么一趟震撼之旅，博得恩内心感受到神的呼召，因此立志做一个跨文化宣教士，献身于宣教事业，把基督福音传给异族、异文化和异宗教的人。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因为这意味着他要放弃原本丰衣足食、舒适的生活，很多人都劝他不要放弃大好前程。经过一段时间和内心的挣扎之后，博德恩写信告诉父母自己的决定：“我将用全部的生命为进入宣教禾场作准备。”为了坚定自己奉献的心志，他在父亲送给他的、常年不离身边的圣经上，亲笔在末页写下了“No Reserve”（毫不保留）。

结束环球之旅回到美国后，博德恩便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读书。入学后没多久，他就发现学生们的道德生活十分低落，校园内充斥着各种罪恶：“开学后发现了许多奇怪的事：……大多数同学都抽烟；许多人礼拜六晚间去戏院看戏，用礼拜天准备功课⋯⋯。”“酒吧和舞厅里面的情形一塌糊涂，一大群同学在那里，有的大醉，有的小醉，醉成一团，还和一群同样烂醉的放纵女子胡混。”在这种环境中，博德恩并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袖手旁观。相反地，他更坚定了自己奉献的心志和信念。同时，博得恩的母亲以及教会会友的不断代祷也是博德恩能够持续保持敬虔的关键。他深知祷告的重要性，于是他开始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约定在早餐前一起读圣经、祷告。非常奇妙，慢慢地有越来越多人闻讯而来，加入到这个祷告会，结果日渐扩大，竟至成为全校的运动。从一两个人，扩展到一个班级、整个一年级，最后每个年级都成立了自己的祷告会。接着祷告会又衍生出查经小组，以及一对一的关怀布道等事工。博德恩经常去寻找那些被大家认为无药可救的学生，向他们传讲耶稣；他还关心周围的孤儿、寡妇和残障人士，甚至把福音传给街头上的酒鬼，帮助他们重建人生。打开博德恩的行事历，除了固定的主日聚会，各种不同的服事排满了日程。虽然如此，他仍然能够把读书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使自己在忙碌之余学业仍然能够出类拔萃。在耶鲁的岁月，博德恩毫无保留地为神献上了他的时间、精力与恩赐。到博德恩大一结束时，祷告会每周聚会的人数已达 150人；到了第四年，耶鲁校园内每周聚会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00人。

博德恩就读耶鲁大学期间，父亲因病猝然离世，那是1906年，当时博得恩还未满19岁。他从父亲继承了一笔庞大的遗产，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年轻富豪。但他从不炫耀财富，更不浪费钱财，反倒更加爱惜光阴，积极带领同学归主，在学业与事奉两方面都很出色，成为众人心目中的楷模。由于其特殊的家庭和个人背景，博德恩被邀请成为许多教会机构的董事，但他从不空挂虚名，而是尽心尽职地做实事，为众人带来很大的祝福。

博德恩19岁生日那天，一位耶鲁学长、时在青年会工作的约翰麦基（John Magee）前来找他，请他协助开展一项工作：在耶鲁校园附近的纽黑汶港区开办救济事工，帮助那些穷人、流浪汉，以及监狱囚犯等社会底层族群。博德恩随即组织同学们成立了耶鲁大学教会急救站，又自费买下一间廉价旅馆，将其改建成简单的宿舍、餐厅和聚会场地，用来服事纽黑汶的边缘人。博得恩不只是出钱而已，而且无论是在街头讲道、探访贫民窟，还是从事各种社会服务，他都亲力亲为，丝毫没有公子哥的架子。有位克拉克先生如此描述说：“如果他有任何东西，他会立刻给出去⋯⋯。因为他特有的亲和力，他会立刻引起你的注意。我从不知道有这样的人，他是个十足的绅士以及基督徒。”这位克拉克来到救济站时还是个酒鬼，但离开时却已经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借着博得恩的手改变了多人的生命。

面向禾场，毫不退缩 尽管博德恩为耶鲁大学带来灵性上的革命，为纽黑汶社会带来祝福。但四年前环游世界时，神的呼召一直在博德恩的心中萦绕不去，他心中十分清楚神要他去向中国的回教徒传福音。当博德恩还是个大一新生的时候，有“伊斯兰使徒”之称的宣教士池维谋（Samuel Marinus Zwemer）来到耶鲁大学传递宣教异象时，在讲台上呼吁更多的人投入到穆斯林宣教中去。他大声疾呼：“在中国有一千万穆斯林，但没有一个宣教士对这些人作工。中国内地各省的门户已经为我们敞开，那些省份住满了穆斯林⋯⋯我们应当趁着门户敞开时，快快地进去！”池维谋的每一句话都催促着博德恩，他决心以实际行动来回应，趁着中国大门还开着的时候，前往中国西北穆斯林地区宣教。事实上博德恩在他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一直以此为目标，努力用学业知识装备自己，在服事中操练敬虔，并借着参与各种体育运动锻炼自己的体魄。到大学毕业时，虽然有许多大公司和学校争相高薪聘请他，但他都拒绝了，坚守着起初神给他的感动，申请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深造，进一步装备自己；并且申请加入了“中国内地会，正式成为宣教士。当他知道自己的申请被接受时，就在其圣经末页写下了第二行字：“No Retreat”（毫不退缩）。 为去中国西北宣教，他特别写信给内地会北美咨议委员会的主席霍亨利（Henry W. Frost），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并向这位前辈请教。霍亨利十分欣赏他，于1910年派他作为北美内地会代表参加了在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之后不久，又邀请他担任了北美咨议委员会的顾问。

壮志未酬，毫不后悔

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完成学业之后，博得恩获准成为内地会赴华宣教士。他在芝加哥的母会慕迪堂特别为他举行了差派典礼，在众亲友和会众的见证下，他多年为之苦心预备的目标终于要实现了，他心里充满了感恩与期待。

在前往中国西北之前，博德恩开始为前往中国宣教做准备。由于穆斯林共同的语言是阿拉伯语，他决定先到埃及学习阿拉伯语，再到中国甘肃向穆斯林宣教。1913年初，在内地会的安排下，博德恩来到埃及开罗，在宣教前辈池维谋身边学习。置身开罗，他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太多了，他一边学着阿拉伯文、伊斯兰文化，一边把握机会与穆斯林相处、参与当地福音事工。他每天到开罗街上分发福音单张，并在回教世界的最高学府艾资哈尔大学推展基督教学生事工。

正当博得恩踌躇满志，即将奔赴中国之时，未料想当时在开罗流行一种脊髓脑膜炎，一旦染上此症便有生命危险。更没想到的是，一向热爱运动、身体强壮的博德恩，竟突然在三月间罹患脊髓脑膜炎而陷入昏迷，拖到四月九日就病逝了，年仅25岁。在他人生最后一段日子里，博得恩即便在最最不舍的时刻，仍然表示愿意全然顺服神的旨意，并在其圣经末页上亲笔写下了第三行字：“No Regret”（毫不遗憾）。当时博得恩的母亲正在从美国来开罗的路上，她想在儿子去中国之前与他一起在开罗度假，所以直到她抵达开罗后才得知儿子去世的消息。当她看到儿子的遗体时，情何以堪！

斯人去矣，遗爱人间

博德恩因病离世的消息很快传到美国，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出师未捷身先死”，博德恩的壮阔人生旅程在即将打开序幕之时，却戛然而止，留给人们不尽的惊愕、惋惜、感叹与不解。然而，博德恩坐拥百万资财却毫不保留，面对艰难却毫不退缩，事与愿违却全然顺服。虽然他在世仅短短25年，但他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精神，震撼、鼓舞着同时代的人。博得恩留给教会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的生命，更多人被他的献身精神所激励而走入宣教的行列，继续其未竟的事业，愿意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成就。

博德恩死后，他总计约一百万美元的财产全数奉献出来，一份给芝加哥本地的事工，一份给美国的福音事工，一份则给世界其他地区的福音事工，一份（25万元）捐给了以向中国传福音为宗旨的中国内地会。内地会就用这笔捐款在中国甘肃的兰州建立了一所以服务回族百姓为主的医院，名之为“博德恩福音医院”，即今日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之前身。为他毫无遗憾的人生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博德恩就如圣经所说的信心伟人一样，“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希伯来书11:4）。他所留下的三句话：“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毫不保留、毫不退缩、毫不遗憾）成了他一生最美好的注解。这个“三不”亦成为许多立志委身基督之人的座右铭；他的事迹感动、激励了无数青年基督徒踏上了普世宣教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