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驾

一、早年生活

伯驾（Peter Parker）于1804年出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弗兰明罕（Framingham）一个具有浓厚清教徒传统的农家，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们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过着敬虔、纯朴的生活。因家境比较贫困，伯驾年少时除上学外，课余时间还要到农场劳作。每礼拜日和父母家人一起到教会做礼拜，在信仰上受到很好的熏陶。1820年4月15日，16岁的伯驾受洗成为基督徒，当时他就立志将来成为一个宣教士，有朝一日到异邦去传福音。中学时期，他父亲去世。1827年，伯驾考入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靠打工赚钱支持自己读书。三年后，他考入耶鲁大学 (Ya1e College）。由于耶鲁承认他在阿默斯特学院的全部学分，所以他直接升入四年级学习。在耶鲁他修读了解剖学、化学、植物学、地质学、天文学和哲学等课程，于1831年9月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期间，他不但精于学业，而且努力追求过一种圣洁的基督徒生活。在其日记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我愿更加圣洁、更像耶稣”。1831年4月间，当“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国最早的海外宣教团体）宣教士安路福（Rufus Anderson）来耶鲁校园主领福音聚会时，促成了伯驾献身做一个宣教士的决定。于是他向美部会提出了申请，受到接纳后，重回耶鲁接受神学和医学的训练。1834年3月，伯驾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医生资格；5月被美国长老会按立为牧师；6月1日又在纽约长老会教堂正式任命为宣教士，三天后即接受美部会的派遣去中国广州，从而成为美国第一位来华医疗宣教士。

二、行医宣教生涯

1834年6月4日，伯驾告别亲友，从纽约搭乘“马礼逊号”轮船启程，绕道好望角前往中国，于10月26日到达广州。一个多月后，伯驾转往新加坡，在那里学习中文，从事医疗宣教十个月后，再次于1835年9月来到广州。同年11月1日，伯驾决定在广州开设医局。在英美商人捐助下，又得到广州十三行总商伍秉鉴的帮助——出租新豆栏街丰泰行房产的一部分给伯驾开设眼科医局，年租金500元。该医局当时称“新豆栏医局”，于11月4日开始接诊病患者。不久因扩大业务而更名为“仁济医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今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意即“本耶稣基督大爱，以济世为怀作宗旨”，伯驾自任院长。虽然此前曾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等人在澳门办过医疗诊所，但规模都很小，并且没有延续下来。所以伯驾所创办的这所医院被认为是中国境内第一所正规的、现代化的西医院。

新豆栏医局一开始就颇具规模，有可容百多人的候诊室，兼备40余张病床，新式仪器一应俱全。伯驾的专长本是眼科，因此当初只打算为眼疾患者免费服务，赠医施药。其时因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使中国百姓对西医心存疑惑，不敢前来就医，所以医局开业的第一天，虽然标明免费治疗，整天竟无人问津。次日一位饱受眼病折磨多年，却又无钱求医的妇女，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战兢前来就诊，从此揭开了西医在中国治病的序幕。此后由于伯驾高明的医术，和蔼可亲的服务，很快就赢得广州百姓的信任。随着伯驾治愈病人的数目增多，医局的名声愈加增大，前来求诊的病人也就大增。根据纪录，医局开诊后仅17天，前来求诊的人数就达到240位，内中还包括好几位衙门官员。为了使日渐增多的病人能够循序就医、提高效率，伯驾在病人进门后，先发给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就按照号牌上的号码，循序进入诊疗室接受治疗。据说这种已为今日世界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就是源自于伯驾在新豆栏医局的这套设计。新豆栏医局开设之后第一年，一共诊治病人2152人次，到医院来访问、参观者不下六、七千人次。

在医院日常诊疗工作中，大部分病人均由伯驾亲自诊治，诊治病人数最高曾达一天200多人次。对就诊病人，伯驾均严格实行病历登记制度，除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外，对处方用药、治疗效果、手术时间长短以及取出的肿瘤或结石的大小、重量等，都有详细纪录。在他的病历记录中，有一位13岁的小女孩，面部长有巨型肿瘤，从头部太阳穴一直向下生长到右边面颊，整个右眼几乎都被遮闭掉。伯驾在征得家长同意后，经过周密的准备，为这女孩进行了切割手术。当时还没有麻醉剂，只是在手术前让患者服用了一些鸦片剂，然后将女孩眼睛蒙住，把手脚捆绑在手术台上实施切割。最后伯驾成功地割下这颗一磅多重的肿瘤，这是伯驾来华后所施行的第一例外科手术。此后每次实施割治手术前后，伯驾都特别请画家详细绘下病人的病状，保存下来，归入档桉，以供日后教学及研究参考。当时十三行有一位华人职业画家，名叫关乔昌，西人称他为琳呱（Lam Qua），有感于伯驾免费为华人治病，自愿免费为伯驾画下各种病状，成为生动的病历资料保留下来。如今尚存有110幅，其中86幅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图书馆（Yale Medical Library），23幅在伦敦盖氏医院的戈登博物馆（Gordon Museum at Guy’s Hospital），一幅在波士顿的康特威图书馆(Countway Library）；其中有30多幅是肿瘤患者的画像。凡看过那些奇形怪状、丑陋挣狞的肿瘤病状的人，无不敬佩伯驾的医术与爱心。伯驾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首创多项纪录，如割除扁桃腺（1836年）、割除膀胱结石（1844年）、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采用氯彷麻醉方法（1848年）等。

伯驾每天清早起床，简单就餐后，就为前来求诊的人看病治疗，往往一直忙到深夜。辛苦劳累不说，生活作息全无规律。但当他看到一个个病人经他治愈后离去，就心里快慰，感到再苦再累都值了。他的服务体现了耶稣基督的博爱，中国百姓无论贫富贵贱，在他眼中皆一视同仁，他以行动见证了基督的福音。伯驾一直视医疗为传扬福音的途径。每次为病人施行手术前，他都迫切地为病人祷告，帮助病人信靠神，将他们交在最大的医生耶稣手中，然后才进行手术。当痊愈后再同病人一起祷告感谢神，藉此使患者不但得到身体康复，更经历到心灵的更新。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仁济医院被迫停业。战争期间（1840-42年），伯驾周游美国、欧陆、英格兰及苏格兰等地，推动医疗宣教，招募医疗宣教士及募集宣教经费，同时也引进最新的医学技术。1841年3月，37岁的伯驾与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侄女哈烈特•韦伯斯特（Harriet Webster）小姐结婚。1842年11月，伯驾带着他的新婚夫人返粤服务，此举使其夫人成为第一位居留广州的美国妇女。仁济医院复业时，已不限于眼科，改为一所综合性医院。伯驾在初设眼科医局时，主要是治疗眼病，后来应病人的需求，才增加诊治其他病症的科目，仁济医院故而成为一间内外全科的医院。

伯驾在华行医十几年中，先后诊治过病人约53,000余众，内中上至两广总督耆英，下到浑身长满疥疮的乞丐，他都无分贵贱，一视同仁，秉承耶稣基督的大爱，一律细心救治。在他所挽救的许多生命中包括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在内，伯驾曾说：“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过其它善工，只恢复了这个为上帝所爱的仆人的健康，我也就不枉为人一世了。” （《梁发传》，辅侨出版社，第88页）。后来梁发常到仁济医院来，向病人传福音，也为伯驾分担劳苦。

1838年2月21日，第一位来华美国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郭雷枢和伯驾，以及商界人士在广州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郭雷枢被推为主席，伯驾为副会长。不久郭雷枢回英国长住，伯驾就成为实际的负责人。该医药会在联系早期医疗宣教士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功能。1839 年时，在华宣教士中只有两位医疗宣教士；因着伯驾的推动，到了 1842年有更多的医疗宣教士陆续来华；五十年后，已经有61家医院、44家药房、100多位医生和26位女医生在华从事医疗宣教，许多华人也因着他们的爱心医疗而接受基督教信仰。

伯驾的医院除了救治多人的生命外，还拯救了不少失丧的灵魂。由于仁济医院实行免费治疗，且疗效显着，不久便声名远播，不少外地患者也前来求诊，医院门庭若市。为了解决人手不足问题，伯驾于1837年招收了3名华人青年，以半工半读和带徒弟的形式 ，向他们传授西方医术。其中最有成就者当属关韬，他是那位经常为伯驾绘制病历的画师关乔昌的侄子。关韬约于1838年跟随伯驾学医，由于天性聪颖，且好学不倦，数年后即能独立施行常见的眼疾手术，以及拔牙、治疗脱臼、骨折等工作。因其品学兼优，深受伯驾之器重。每逢休假，伯驾就委任关韬代为主持诊疗工作。他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深受中外人士赞誉，亦首开中国人师从西人学习西医之先河，毕业后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第一位西医医师。

三、伯驾与鸦片战争

伯驾是在中英鸦片战争的前夜来到中国的。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之政策，国家经济制度是个庞大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西方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各国对中国茶叶、生丝需求庞大，反而使中国成为对外贸易的出超国。这使那些急于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沮丧之余，想方设法打破这一困局，以满足其在数百年间飞跃发展起来的经济扩张需要。鸦片贸易因此成为突破中国政治经济防线的力量，于是鸦片急剧流入中国，大大损害了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也给清政府带来巨大经济和政治危机。

1839年初，清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来广州，查禁鸦片。英国鸦片商敷衍他，不甘尽数交出鸦片。于是林则徐在3月24日派兵包围了“夷馆”，当时被困的外国人有三百多名，伯驾也在其中。经过一番对抗，三天之后“夷馆”的领事义律屈服，遂命英商陆续缴清鸦片，不久英侨全部撤至香港和澳门。由于林则徐强硬的禁烟之举，造成清朝政府与西方列国之间关系的紧张。1840年春，英国决定对中国出兵，6月，英国军舰抵达广东沿海，鸦片战争爆发。

当英侨撤至香港和澳门之际，伯驾却独自留在广州，医院照样开诊。到1840年6月之前，来医院求医者仍近一万人次。因为他医术高明，使其在广东从民间到官方都颇有名望，与中国官员多有联系，连林则徐也先是请他开药方为鸦片烟客戒毒，继而请他为自己治疗疝气。林则徐本来就有疝气病，来广州后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7月，林则徐派人与伯驾取得联系，向他讨教两件事：其一，西方有无戒除鸦片的特效药；其二，能否治疗疝气病。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伯驾回复，没有戒除鸦片烟瘾的特效药，但治疗疝气病有办法，不过要病人亲自来，因为他要给病人量身定制一个疝气带。林则徐身为钦差大臣，觉得不好把自己身体的隐私部位给外国人看，这是有失“官体”的事，于是就找了个身材和自己相彷的人做替身，派他去见伯驾。伯驾虽然对林则徐的做法难以理解，但还是给林则徐建了一个病历，上记着：“病案6565号，疝气，林则徐钦差大臣。”并为其诊断了病情，托人带去了药物和疝气带。经过伯驾的治疗，林则徐的病情明显好转。

伯驾随后为林则徐提供了治疗鸦片危害的详实资料，还曾为林搜集提供海外资料，帮助翻译书报。《万国律例》(Law of Nations)的片段中译，就是伯驾所作。这些资料，对于林则徐等开明官员睁眼看世界，研究西方文明，进行外交与战争决策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伯驾还曾通过林则徐派来见他的使者，赠送林则徐一份地图、一本地理书和一个地球仪。

1839年7月，伯驾给林则徐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中英局势的看法。伯驾无疑是一位反对让鸦片荼毒生灵的人，对林则徐的禁烟立场，及中国人民所受鸦片荼毒之苦，深表理解与同情。他称自己“特别是中国的朋友”，表示对“鸦片烟魔”的憎恶；称赞林则徐“廉洁、爱国和仁慈”。但他婉劝林则徐放弃对抗英国的激烈行动，试图缓和一触即发的中英紧张关系。同时他也不讳指出林则徐由于不了解西方法律和国际惯例的欠缺而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表示愿意出面调解中英两国的矛盾。最后他希望通过“体面条约”的形式，规范中外关系，达到使中国对外开放的目的。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向中国官方提出放弃闭关自守国策，实行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建议。无论伯驾当时的主观动机如何，这一建议具有深远的意义。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林则徐及清政府没能接受伯驾的建议，但对于以后中国政治的演变还是有影响的。伯驾这封信，与他主动与林则徐联系的行动，显示了伯驾希望通过影响中国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以图建立新型的中西方关系，改变中国基本国策的愿望。有史料证明，林则徐当年收到了伯驾的信，可是他没有答复。也许是林则徐考虑到中西严峻复杂的情势，不宜双方见面。两个月后，鸦片战争爆发，伯驾不得不关闭他的仁济医院，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三个月后，林则徐亦被革职。到1842年，鸦片战争最终以清政府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而宣告结束。 

四、政治与外交生涯

伯驾的仁济医院在鸦片战争中被民众烧毁。战争结束后，伯驾一面复办医院，一面积极从事外交政治活动。随着他卷入政治与外交活动日深，与中华民族对立也日渐加深。1844年，中美在澳门望厦村从事《望厦条约》谈判时，伯驾应聘担任美国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的部分时间秘书兼中文翻译。《望厦条约》又称《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中方谈判对手是两广总督耆英，他曾经接受过伯驾的诊治。由于伯驾精通中文，熟悉中国情况，又通过行医与中国官员结交，这给他的谈判工作带来许多便利。原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对传教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这次经伯驾等人的力争，在《望厦条约》中，加进了在华传教自由之条款，对清政府采取弛禁基督教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他与十三行巨商潘仕成等中方顾问的密切交往，促成了传教条款的订立和条约的签订。

由于伯驾越来越多地涉入美国的政治和外交事务，造成他与美部会之间的关系紧张，1845年终于被迫辞职，美部会也终止他作为该差会宣教士的资格，理由是伯驾把太多的时间用于医疗工作及外交事务，而忽略了宣教工作。同年，伯驾接受美国泰勒（John Tyler）总统的聘任，成为美国驻华外交代办。1855年，美国政府正式委任他为驻华全权公使，仁济医院从此移交给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嘉约翰（John Kerr）医生，1859年迁入新址，改名为“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Pok Tsai）。伯驾担任驻华公使后，主张强势外交，建议美国占领台湾，以保持“势力均衡”，并与英法各国联合提出修约要求，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利益。

五、晚年生活

1857年4月22日，驻华公使一职被列卫廉（William B. Reed）所取代，伯驾遂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宣教和外交生涯，于1857年底偕妻回到华盛顿特区定居，从此脱离了美国政界，也再没有来中国。两年后，夫妇俩竟喜得一个儿子，是时伯驾已经55岁。另一令人称奇的是这位在眼科、外科与麻醉等方面都可以列入世界一流的医生，回国后竟然没有再为任何人看病，好象他根本未曾当过医生一样。不过他对中国的关注却未中断，继续与其在中国的友人保持联系。当他得知博济医院在嘉约翰的领导下，在医疗宣教方面不断取得进展时，心里感到无比的快慰。当1885年博济医院为纪念伯驾开设医疗事业50周年时，他还写信表示祝贺。

1859年，伯驾与美部会修好，并成为该差会的理事。1876年，伯驾在美担任“中国医药传道会”会长，同时受聘担任美国国立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参议，以及耶鲁大学校友会会长；他亦热心于新成立的福音派联盟。晚年期间他还撰写了数本医疗宣教的书籍。伯驾前半生在中国的悲剧性经历，是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方文化、政治与军事在激烈冲突中交汇的缩影；伯驾在美国度过他余下后半生，于1888年在其寓所中去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