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舫济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基督教来华传教士兴办教育是对中国的一大贡献。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涌现出了一批闻名遐迩的教会大学，如苏州东吴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成都华西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等。这些各具特色的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与之相对，这些大学的校长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风云人物，其中最着名的当属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而在当年的教育界，与司徒雷登齐名的人物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故有“北有司徒雷登，南有卜舫济”之说。如果说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成功的关键人物，那么卜舫济就是圣约翰大学的灵魂人物。卜舫济曾戏称自己是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其实，他何止是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中国，他把自己一生的事业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于他执教53年之久的圣约翰大学，并终老于上海。

一、早年背景

1864年2月22日，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富有的基督徒家庭里，祖父为基督教圣公会牧师和史学家；父亲卜雅各是纽约的圣经出版商，同时兼任圣公会纽约教区的司库。1883年，卜舫济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毕业，随后进入圣公会总神学院（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神学，1886年获神学学士学位。据卜舫济晚年自述，他与中国结缘极为偶然。在纽约研读神学期间，他应邀到一个私人学校教中国洗衣工英语，因而对中国发生兴趣。日后他说，从那时起“我便很想从我们中间这些外乡人了解更多的东西，并且开始阅读关于中国和它古老文明的书籍。”渐渐地，卜舫济萌发了到中国宣教的愿望。

二、抵华初年

1886年，22岁的卜舫济从神学院一毕业就接受美国圣公会的差遣前往中国宣教，他怀揣着“播撒基督教火种”的理想，于11月18日抵达上海，受到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布恩生（William Boone Jr.）和上海圣约翰书院院长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的接待，从此开始了他在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宣教生涯。为尽快掌握中国的语言，并熟悉中国的习俗，卜舫济住进嘉定的一户农家。初到嘉定时，被当地人视为“野蛮人”，常常被街上的小孩喊作“猴子”。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人民打成一片，他身穿中国长袍马褂，头戴圆形瓜皮帽，脚穿方头寿字鞋，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学说中国话，学习用毛笔写字，学习用中国的礼节待人接物，饮食起居完全彷照中国士绅。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多后，卜舫济已满口上海话，也差不多变成一个“上海通”了。正是在嘉定的这一段经历，使卜舫济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习俗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崇尚道德的社会，人际关系是靠礼、义、仁、智、信维持的。但因着官僚的腐败，造成了中国的落后和种种社会问题。此外他也看到，虽然中国人的心智很高，但现行的教育方式和教授内容，大大制约了中国人智力的发展。中国私塾从不教授自然科学知识，学生所学内容皆为“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学习方法全靠死记硬背，也不注重体育活动。鉴于此，当卜舫济后来出任圣约翰书院校长后，就特别注重以西方知识和方法培养中国新一代精英，全面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来改造中国的教育。

三、圣约翰年华

1887年，卜舫济奉派到美国圣公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圣约翰书院（St. John’s College）担任英语教习。圣约翰书院为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为实践其推行高层次教育的宿愿，于1879年将圣公会原辖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併，在沪西梵皇渡购地兴办起来的。当时创办的主旨，主要是以训练传教士为目的，故规模不大，初设西学、国学、神学三门课程。由于学生水平有限，采用国语、方言同时授课的方式。

1888年6月，年仅24岁的卜舫济接替施约瑟成为圣约翰书院监院（校长）。早在嘉定学习期间，卜舫济认识了圣玛利亚女校校长黄素娥。黄素娥是美国圣公会第一位中国籍会长黄光彩的长女，聪明伶俐，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中英文，且擅长音乐，热心于公共事务。所以，当1881年施约瑟主教创办圣玛利亚女校后，黄素娥被委任为校长。

在当时封闭的中国社会，那种华人歧视西人，西方人歧视华人的气氛还很浓厚，不独西方教会反对传教士与当地华人结婚，就是中国人也把此事看为大逆不道，更何况圣公会又是比较保守的教会。但卜舫济却勇敢地向这种偏见发起了挑战，在与黄素娥相识后不久，卜舫济就认定黄素娥是自己理想的伴侣。于是他置禁令于不顾，对黄素娥开始了执着的追求。有情人终成眷属，1888年9月27日，这对新人身着传统的中国服装，在圣约翰校园内的圣约翰教堂举行了婚礼。婚后二人共育有三子一女，他们成年后都曾在圣约翰大学工作过。

卜舫济出任院长后，首先提高圣约翰的入学标准，严格筛选入学新生，做到宁缺毋滥。对书院的课程，他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大力推行英语教育，采取全盘美国化的英语训练方法。除国文外，其他课程一律使用英文教材，教师在课堂上用英语授课，同学之间交流也必须用英文，还必须学习西方的礼仪和习俗。在当时中国所有学校中，圣约翰是第一所使用英文授课的学校，也因英文教育声名鹊起，享誉天下，成为“全中国最适宜学英语的地方”。大规模强化训练使圣约翰学生的英文水平居国内各学校之首，不但毕业后出路宽广，在其他方面也占有优势。与此同时，卜舫济也致力于提高办学层次，于1892年试办“正馆”，成立了大学部。1896年，大学部得到美国教会方面认可，圣约翰改组为“圣约翰学校”；1905年11月，正式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注册为“圣约翰大学”，成为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学校，卜舫济被任命为校长。此后的35年间，他一直担任该校校长，如果再加上此前担任书院院长的时间，卜舫济主持圣约翰的时间长达53年之久。期间，他还兼任文理学院院长，并兼管中学部，除教授英语外，还讲授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等课程。

卜舫济大力提倡自然科学，为圣约翰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多方活动，筹集了美金1.5万元和白银4000两，以兴建“格致楼”，内设物理、化学实验室，这在当时中国各大学中实属仅有。同时，书院还开设了化学、物理、算术、几何、写作、英文语法、会计、科学史、生理学、世界史等课程，把先进的大学理念引入中国。经过卜舫济精心策划，30多年间圣约翰资产增加了200万银元，校园从84亩拓宽到228亩。先后建造了15幢大楼、28所住宅，还有宿舍楼、教学楼、办公楼、大礼堂、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交谊室等。正是在卜舫济的主持和推动下，西方的大学制度被引入了圣约翰，使得圣约翰成为一所中西合璧、学科齐备的最高学府，设有神学院、医学院、文理学院和土木工程学院等四个学院，所授学位被美国各大学认可。这种中西方文化互相交融的特色，由圣约翰的校训便可见一斑：“光与真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前半句出自基督教信仰，后半句则为孔子名言。圣约翰校刊《约翰声》如此诠释校训道：“我们要使圣约翰大学成为中国之光和真理的火炬，没有再比此目标更崇高的了。我们将努力给予我们的学生一个广阔的和丰富的基督化教育。我们将充分地教授英语和文学，相信这将有助扩大学生的智能水平。我们将传授科学，不仅因科学有实用价值，还由于科学真理和所有真理都来源于上帝。”

圣约翰大学诞生于清末，兴盛于民国。如果没有圣约翰大学，中国在取消科举制之后，可能会步入一条更为艰辛的改革之路。可以说，中国大学始于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始于圣约翰。而圣约翰则与卜舫济这个名字紧密相连，没有卜舫济，就没有圣约翰。圣约翰大学有着当时最为健全的大学体制和最为先进的管理与教育理念。其优良的师资与优秀的毕业生，更是让它声名远播，不仅是国内大学教育改革发展的领潮者，而且在全世界也引人注目。经过卜舫济不懈的努力，美国的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名校均同意接收圣约翰的学生入学，耶鲁大学甚至同意免试招收。

1913年2月，卜舫济邀请孙中山到圣约翰大学演讲，受到师生们热烈欢迎。孙中山说：“你们从《圣经》里学到，你们有了光，就当给别人照亮道路。所以，你们在接受知识之后，就当去教导别人。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就是教育。只要人民需要学习，你们就有责任去教育他们。你们要把所得到的给予他人。”

圣约翰曾被誉为“东方哈佛”、“东方剑桥”，在其存在的七十三(1879-1952)年里，它不断地为正在发生剧烈古今之变的中国社会，输送拥有现代知识素养的人才。其中有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外交界有施肇基、顾维钧、颜惠庆；法学界有史久镛；实业界有吴仁基、经叔平、刘鸿生、刘吉生；教育界有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周贻春；新闻界有邹韬奋；科学界有钱绍祯、萧孝嵘；医学界有颜福庆；经济学界有潘序伦；文学界有林语堂、张爱玲；音乐界有作曲家瞿希贤；建筑界有贝聿铭、沈祖海；政界有宋子文、宋子良、荣毅仁、严家淦等，这些都是精英泰斗式人物。还有更多的圣约翰毕业生服务于海关、洋行、邮政局和大学里。

卜舫济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基督教大学校长和教授，而且是一位长期活跃在中国和国际舞台上杰出的基督教领袖。他曾担任基督教入华一百周年宣教大会（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的副主席（1907年），以中国基督教代表身份参加了1910年在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他还先后担任中华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会长（1914-1915）、中华基督教育会（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会长（1916-1925）、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会长（1919-1921），以及皇家亚洲学会（North China Royal Asiatic Society）会长等职。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 Society）主席之职。

卜舫济亦热衷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对中国历史有相当之研究，著有《中国之暴动》、《中国之危机》；1905年，出版了《中国历史大纲》、《中国历史概略》；1928年出版了《上海简史》。

1918年黄素娥因病去世后，卜舫济于次年与圣约翰英籍教员顾斐德（C. Gooper）的遗孀艾米莉（Emily G. Gooper）结为夫妇。

四、办学理念与特色

在当时的中国，卜舫济能把圣约翰大学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自有其过人之处。他坚持奉行“广博之自由教育”的原则，倡导文理兼容，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全面教育”，着力培育发展具有基督教品格的“新人”，略述如下：

1. 以宗教教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首先，卜舫济将“光与真理”作为校训并刻在校徽上，以勉励学生用所学到的知识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实现对光明与真理的追求。对卜舫济来说，德育还意味着以身宣教。因此，直接与学生接触，尽量与学生打成一片，是卜舫济最重要的德育实践。他十分强调师生之间要建立友谊，每逢周末，卜舫济总会在自己家裡举行晚会，邀请学生轮班做客、吃饭、喝茶、随便聊天、点唱歌曲。卜夫人黄素娥为了支持丈夫的教育事业，在自己家裡招待过数以千计的圣约翰学生。除了自己以身作则外，卜舫济要求每一位教师都要“在教室内外，运用上课、谈话、讲故事等和学生们接触，特别是当学生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刻，教师更要给他们以同情、忠告和可能的帮助。”林语堂先生在其自传中曾深情地写道：“我这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态度不是由书籍所教的，却是由圣约翰的校长卜舫济博士和其他几个较优的教授而得，他们都是真君子。”

其次，在日常行为规范上，卜舫济严格要求学生，制定出涉及方方面面的校规校纪。比如在卫生健康方面，规定学校寝室每间住宿学生二名，同住学生均有维护该宿舍陈设整齐之责；每晚必须按时就寝；不准在寝室内饮酒、就餐；每周六必须沐浴一次等。在遵纪守时方面，规定不得随意请假，实在因病因事不得不请假时，必须严格遵循请假程序。在爱护学校财产方面，规定学校所有器具和门窗、玻璃、电灯等物，应留心珍护，如有损坏，应由该生赔偿。戒除不良生活嗜好方面，规定禁吸纸烟、不准赌博、不准在寝室内接纳女客。不占用公共空间、不妨碍他人生活方面，规定不准在寝室内喧哗；不准在各寝室长廊中放置什物；爱好音乐者，在礼拜和他生上课时必须选择空置教室且须关闭门窗，方能演奏乐器，以免惊扰他人（[2] 第43页）。此外，他在学校实行“污点制”，如果哪位学生床铺不整、在教室喧哗、或不按时就寝等，就给他记一个污点。每有一个污点，星期六下午就要在教室呆半小时，卜舫济亲自督查。为此，学生形象地把这种处罚称之为“吃大菜”，即“与校长共进晚餐”。那张传票叫做“大菜票”，收到者战战兢兢，好似大祸将临。惩罚的方法不一：最轻者禁止出校门；较重者“记过失券”，一学期中记过超过25次，即勒令退学；最重者开除学籍。从这些强制性校规中，可以看出卜舫济倡导的是一种健康、文明的个人和公共生活方式。

卜舫济还通过所谓“绅士教育”，来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规定一年级学生要上一学期必修的礼仪课，要求学生在各种场合，都要像绅士一样举止优雅得体。学校为此专门为学生制定了礼仪手册，手册共有12条内容，其主要原则是：“1. 得体的举止为绅士之标志；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 处处尊重上司和女士；4. 尊严和体面出于整洁；5. 礼貌是社会交际车轮的润滑剂”。1922年时，年近60岁的卜舫济还亲自为学生开设礼仪讲座课程。

从这些具体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卜舫济对德育的重视程度，也体现了他对德育与教育的关系的认识：“有智育不能无德育，盖德育二字，苟不以宗教之真理感化之，断不能底于完全之人格。”

虽然卜舫济对学生管理严格，平时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但日后圣约翰校友忆及他们的老校长时，皆心怀崇敬、钦佩之心。在《施肇基早年回忆录》里，施肇基如此描述说：“卜先生留长辫，衣华服，矩步规行，俨然一中国绅士。其人态度严肃而诚挚，办事认真不苟”。着名教育家陈鹤琴在其《我的半生》中写道：卜舫济“苦口婆心，劝人为善，仁爱牺牲，以身作则”。而另一位圣约翰学子周有光，在其回忆录《拾贝集》中如此说：“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话对学生们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2. 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卜舫济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主要靠死记硬背，而不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这种教育的后果主要是训练记忆力，学会读写一些汉字”，并且认为这种作法是极其拙劣的，因为它“是培养人的科学头脑方面的一个障碍”（[3]第255-259页）。为此，卜舫济一方面通过加大近代自然科学内容的学习，训练和开拓学生的思维能力，并亲自为学生编写《自然科学初级读本》和《地理初桄》等教材。另一方面支持学生组织各种社团组织，开展各种课外活动，以充分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圣约翰大学各年级都有学生自治会。在某些时候，如学期考试之时，校方甚至交由学生自行监考，予以绝对信任。此外，学生活动如编印刊物，研究学术，联络感情，修养道德，皆有名种不同之辩论会、演讲会、体育会、科学会、绘画会、摄影会、音乐会、青年会、同乡会等，不下数十种。校方不但对这些活动一概予以精神及物质上的支持，而且还鼓励教授们热诚参加，予以协助。

3. 积极倡导体育运动。卜舫济引进西方教育模式，把体育列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引导学生树立体育锻炼的观念，组织学生每周日早晨集合做15分钟哑铃操；周一、三、五做军体操，并把兵操列为必修课，积极引导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的习惯。其次，学校开展各种体育运动。为鼓励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学校还专门设置优胜奖，褒奖那些在校内比赛获胜的学生，给予学校运动队队员特殊的伙食待遇。每当学校运动队在校外竞赛中获得好的成绩，学校就组织庆祝活动，并在《约大体育》上进行报道。因此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体育组织和学生体育运动队，在当时的高校中数量最多，在各种大赛中，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学校争得了不少荣誉。

在卜舫济看来，体育并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体育与德育甚至国民品格均有密切联系，他说：“中学与大学之中，柔软及军事体操，均当注重。当夫隆冬之时，严风戟面，披衣而起，出户运动，或非人所乐为。军事体操，戎服整队，步伐谨严，均其所难。然不知于德育体育上实有裨益也。运动一事，尤为有益。无论其为得为失，皆足使人品高尚。人品高尚，斯有国民之资格也”（[1]第22页）。圣约翰的体育教育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语堂在其《八十自述》中回忆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4]）

4. 重视美育的积极作用。卜舫济早期就与圣玛利亚女校合作，组织过男女唱诗班，对学生进行西方音乐的启蒙教育，这不仅有利于英语学习，也培养了学生的美感和韵律。1902年以后，学校设立了歌唱会。在专职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对西方音乐尤其是合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第22页），对西方音乐的欣赏水平也逐渐提高。此外，圣约翰大学还陆续组织了军乐会、摄影研究会、图画练习会、大学歌会、大学管弦社、圣约翰中学国乐会等组织。这些对陶冶学生情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都是积极而有效的。

五、历尽沧桑

卜舫济主政圣约翰大学期间，经历了戊戌变法、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正是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年代。他深切关注中国社会的变革，在主持圣约翰正常教务的同时，也留意“工人、农民和苦力受初等教育”的工作，曾专门考察当时的平民识字班，体察“重建国家中对受教育者的需要”。但卜舫济主张教育与政治分离，反对学生以学校为基地从事政治活动，为此曾多次与热衷于从事政治运动的学生发生冲突。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罢课，学生与学校当局发生强烈冲突。学校为阻止学生而宣布放假，以孟宪承为首的17名教职员及553名学生愤然离校，于当年8月另组光华大学。

由于时局动荡，圣约翰大学于1927-28年间曾关闭一段时期，直到局势平静后，才于1928年重新开学。1929年12月，圣约翰举行了50周年校庆活动，同时庆贺卜舫济担任校长40周年。当时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以及基督教平民教育促进会会长晏阳初等人都专程赶来参加庆典。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圣约翰校友宋子文在庆典上被授予了法学博士学位。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圣约翰为避战火将学校迁往公共租界南京路大陆商场，不久与相继迁入的沪江、东吴、之江大学四校组成了上海联合基督教大学，1939年又迁返原址。1941年，卜舫济因年迈辞去圣约翰大学校长职务，回到美国安度晚年，沉嗣良成为该校首任中国籍校长，卜舫济之子卜其吉（James Pott）辅助。卜其吉是卜舫济和黄素娥的长子，早在1924年即已在圣约翰任职，后到美国深造，毕业后回到圣约翰担任教育系主任和注册处主任。1946年10月，82岁高龄的卜舫济再次回到中国，担任圣约翰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人涂羽卿被任命为校长，卜其吉仍然辅佐。1947年3月7日，卜舫济因心脏衰竭而逝世于上海，享年83岁，葬于上海静安公墓。卜舫济的续弦艾米莉女士于1949年回到美国，1950年辞世。

到1949年春季学期时，圣约翰大学仍有注册学生1200多人。1952年9月，历时73年的圣约翰大学在全国大学院系调整中惜被裁撤，併入其他院校。其外文系、新闻系併入复旦大学；政治系併入华东政法大学；教育系和理学院併入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併入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併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则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併，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而圣约翰大学原校址现为华东政法学院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