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惠廉

早年生活

步惠廉（William B. Burke）于1864年6月12日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郡（Macon, Georgia），其父约翰·伯克（John W. Burke）是个出版商，同时也是一位传道人。步惠廉年少时，先后就读亨特私立学校（Hunter’s private school）和梅肯公立学校（Macon public schools）；1879年得入爱摩利大学（Emory University）读书，四年后获文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又进入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 Tennessee）进修神学一年，在此期间，他担任《范德比尔特观察》的编辑，并且获得传道人资格。那时“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澍（宋耀如）也在那里读神学，二人成为同窗。在神学院附近有一座兵营，当时有些军官常常欺负、作弄神学院的学生，而同学们对此大多敢怒而不敢言。有一次，威廉·伯克（即后来的步惠廉）在街上受到一个年轻军官的捉弄，宋嘉澍气不过，便上去与他评理，对方举起马刀威吓他。面对挑衅，宋嘉澍提出对等较量，凭借当年他在海岸警备队练就的拳术，最后将对方打倒在地。宋嘉澍的壮行义举为神学院学生大大出了一口气，步惠廉也因此和宋嘉澍成为密友。1885-1887年间，步惠廉在监理会南佐治亚议区会（South Georgia Conference）做巡回传道人。

在华宣教生涯

1887年，步惠廉作为美国监理会宣教士，奉派前来中国宣教，抵达上海后，受到早年来华的监理会宣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的热情欢迎，并邀请他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美以美会第二届年会。会上，步惠廉与宋嘉澍再次相逢。当时宋嘉澍在昆山传道，而步惠廉则被分派到上海附近的松江府开辟新的宣教站。那是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宣教士常被人丢石头，甚至发生过天主教堂被烧事件。但步惠廉义无反顾地去了，这一去就是50多年。期间除了几年被派往苏州，和在上海担任慕尔堂（今慕恩堂）牧师兼上海教区长外，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松江度过的。步惠廉早年在松江建立了“同乐堂”教会；1903年8月，步惠廉先在朱泾上元塘陈姓民房设立宣教站；1905年购买丁姓地基，在西林街筹建了“朱泾耶稣堂”。该教堂直到20世纪60年代时还是朱泾镇的最高建筑。除宣教活动外，步惠廉很快使自己融入当地社会，开办义务学校、英文学塾等（后来几所学校合并，称为“乐恩初中”）；还积极推动慈善事业，与当地官绅共同创办松江孤儿院并担任院长，教养兼施，工读并重；每逢战乱或自然灾害，他都全心全力投入赈济难民的工作。当20年代江浙军阀混战时，他不顾危险，亲自驾驶汽船往返战地救护伤员。凡此种种，使他在松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1914年，步惠廉在松江创办一所圣经学院，该校曾一度隶属于东吴大学，自1927年与东吴大学分开后，他自筹经费办学，更名为“惠廉圣经学校”，为监理会培训出不少教牧人才。1928年春，松江地方人士筹款在马路桥畔修建了“步公纪念亭”，以纪念他对当地人民的贡献。松江五十载，步惠廉先后担任过圣经学院院长、东吴大学董事会秘书、松江公共卫生协会主席，以及松江孤儿院院长等职。因其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其母校爱摩利大学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学位，并全美大学优秀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的校友会员荣衔。

步惠廉于1934年退休返回美国。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松江遭到日军的轰炸。心系松江的步惠廉再次于1938年来到松江，即使在日本人占领松江后，他仍然坚持在那里从事宣教、办学和救济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步惠廉遭日军逮捕，被囚禁在集中营数月后获释，但仍受日军的监视，1943年3月再次被捕。直到同年9月3日，他才在交换战俘中被释放回到美国。步惠廉人生的最后几年在美国南方度过，仍然四处演讲，为中国奔走呼号；同时在故乡梅肯市马尔布利街（Mulberry Street Methodist Church in Macon）监理会教会做牧师，直到1947安然去世，享年83岁。

在其50余载宣教生涯中，最值得称道、也是与中国近现代史颇有关系的有两件事：一是对黄炎培的救命之恩；一是与宋氏家族的关系。

营救黄炎培

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黄炎培自年轻时就有教育救国之志。1903年初，川沙县开办了一所“川沙小学堂”，黄炎培被聘为总理。同年农历6月，他和另外三位进步青年应邀到上海南汇县新场镇演说，当时场面被形容为“百里以内，舟车云集”，可谓盛况空前。但不幸有人向南汇县知县戴运寅密告，说黄炎培等人演说毁谤皇太后和皇上。那时候，清政府正因为章太炎、邹容案，通令各县严查革命党。戴运寅得此密告后，立即将黄炎培等四人拘捕，并在南汇县衙门照壁上贴出告示：“照得革命一党，本县已有拿获，起获军火无数。”戴运寅同时电告两江总督魏光涛、江苏巡抚恩寿请示。江苏巡抚恩寿电令“解生讯办”；两江总督魏光涛则电令于26日“就地正法”。因总督和巡抚的答复不同，戴运寅遂再打电报请示。 

黄炎培等四人被捕后，演说会组织者焦急万分，连夜赶到上海找监理会总堂主任牧师步惠廉帮忙营救。步惠廉立即找美国律师佑尼干（Thomas R. Jernigan）商量，佑尼干表示说这要通过美国领事、上海道再转总督巡抚。若按这个程序下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上海建筑业巨子杨斯盛知道此事后，慷慨解囊，拿出白银五百两，由步惠廉送给佑尼干，要他想办法。最后按佑尼干的主意，步惠廉立即带三位中国牧师于6月25日下午乘汽轮赶往南汇县，要求保释。步惠廉到南汇时已经是26日清晨，急忙冲进县衙门求见知县。从来没见过外国人戴运寅，战兢出来相见。步惠廉和三位中国牧师同他交涉到中午，极力要求保释。戴运寅怕事情弄僵，酿成教案，只得答应保释，但要求一定要随传随到。最后把黄炎培等四人交由步惠廉带出大堂，去往上海，时十二点一刻。十二点三刻时，总督和巡抚的“就地正法”电令到了，但这四人已于半小时前去了上海。

到上海后，三位中国牧师向步惠廉建议，乘此机会劝导这四人接受基督教信仰，成为基督徒。但步惠廉说：“我救人为的是爱人，宗教信仰完全自由，岂可要挟。”这时，佑尼干促步惠廉赶快安排黄炎培等人逃往国外，否则清政府派人追来，一切就都完了。最后在杨斯盛资助下，他们星夜离开上海，逃亡日本。半个多世纪后，黄炎培在其《八十自述》中写道：“我生最难堪，要算此时此境。”直到一年过去，从家人得知那位戴知县已遭撤职，事情已经过去，黄炎培等人才得回国。回到上海后，黄炎培仍然从事教学。1905年农历7月的一个深夜，他在蔡元培家里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变成了真正的革命党人。不久蔡元培去德国留学，黄炎培接任同盟会上海干事，开始主持这个同盟会在上海的工作。1949年后，一生不愿为官的黄炎培却做起官来，先任政务院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部长，后来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1965年病故。若当年不是步惠廉牧师冒险相救，若没有杨斯盛慷慨解囊，赶在“就地正法”电令到达之前将他们保释出来，黄炎培恐怕难免杀身之祸，历史上恐怕也就没有黄炎培其人了。

与宋氏家族

1903年，宋嘉澍有意送自己14岁的长女宋霭龄去美国读书，于是来找老同学、老朋友步惠廉商量，希望他能够帮忙安排。步惠廉听了十分高兴，说：“你真的要在女儿身上创造奇迹了！”并答应帮助宋霭龄进入佐治亚州梅肯郡的卫斯理安学院（Wesleyan College in Macon, Georgia）读书。该学院为美国监理会所办，是美国第一所特许设立的女子学院，也是全世界最早专收女生的学院。院长葛瑞（Judge Guerry）是步惠廉的密友，步惠廉给他写了推荐信之同时，还写了一封长信，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宋嘉澍及其家庭情况。葛瑞回信给步惠廉表示愿意接收一名中国女学生。该校过去曾收过几个印第安人学生，但还从未收过中国学生。葛瑞还建议让宋霭龄住在他家里，等她适应环境后再入学。宋家夫妇决定送女儿出国念书，实开中国风气之先。后来宋家另外两个女儿庆龄和美龄也都步姐姐霭龄之后尘，进入卫斯理安女子学院读书。

决定之后，宋嘉澍却为如何把蔼龄送到佐治亚州而担心，正巧步惠廉打算偕妻爱迪•戈登（Addie Gordon）和四个儿子回美国度假，他表示愿意偕蔼龄同行。爱迪于半年前得了伤寒，他们以为海上航行，以及回到美国会有助于她的康复。于是霭龄和步惠廉一家乘坐太平洋航运公司邮轮“高丽号”，于1904年5月底启程赴美。中途，当船在日本神户靠岸时，艾迪已开始发烧；到达横滨时，她再也坚持不住了。步惠廉一家只好下船，住入横滨一家医院治疗。下船前，他把霭龄托付另外一对宣教士夫妇照顾。船到旧金山后，宋霭龄几经周折，总算得以入境。而在同一天，爱迪病逝于日本横滨。步惠廉料理完妻子的丧事后，急忙赶到旧金山，随即带霭龄到梅肯郡的卫斯理安学院入学。

步惠廉在中国五十多年间，一直都和宋氏家族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若没有步惠廉，宋氏三姐妹的人生轨迹恐怕会易辙，那么中国现代史的许多事情恐怕也要改写了。因此可以说，步惠廉是一位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人。

婚姻与家庭

步惠廉一生经历过两次婚姻：1889年，他与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爱迪·戈登（Addie Gordon）结婚，婚后育有四个儿子。爱迪于1904年回国途中，因伤寒病（一说黑死病）恶化，死于日本横滨。1913年，步惠廉续娶莉拉·杰尔丁（Leila Gerdine）为妻，二人生育一子一女，可惜女儿两岁时不幸夭折。儿子步雅各（James Burke）长大后成为美国《时代》（Time）杂志驻远东记者，著有《我的父亲在中国》（My Father in China），翔实记载了步惠廉牧师在中国的宣教生涯。为撰写此书，他曾于1941年在香港采访了宋霭龄和宋美龄。书中涉及步惠廉和宋氏家族的渊源，以及与宋嘉澍之间的交往等内容，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