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

1834年8月1日，第一位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病逝后，为纪念他对华宣教之贡献，在英国商人查顿（William Jardine）、颠地（Laneelot Dent）；美国商人奥利芬（David W. C. Olyphant），以及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和马儒翰（John R.Morrison）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之下，开始筹建“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1836年9月，马礼逊教育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其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学校，改进和推动中国的教育。在这些学校里除了教授中国学生中文外，还要教授他们读写英文，并以此为媒介，向他们传授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这些学校还要求学生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希望“在不远的日子里，看到中国人不但为了商业、知识和政治的目的与欧美国家交往，而且在抛弃了他们的反感、迷信和偶像之后，同基督教国家的人民大众一起，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1］。马礼逊教育会一成立，即致函英美两国教会和教育界，希望他们物色、差派合适的教师来华办学，得到美国方面积极回应。在耶鲁大学三位热心教授的力荐下，该校毕业生布朗（Samual Robbins Brown）表示愿意来华办学。

一、早年背景

布朗于1810年出生在康涅狄克州的东温莎镇（East Windsor, Connecticut），早年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院（Monson, Massachusetts），随后进入耶鲁大学深造，于1832年毕业。1836年，布朗又先后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哥伦比亚神学院（Colombia Theological Seminary）和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 York）攻读神学，毕业后在纽约一个聋哑学校当教师。1838年，布朗被按立为牧师；同年10月与伊丽莎白•巴特莱特（Elizabeth Bartlett）结婚。

布朗是一位信仰虔诚、学识渊博，且具有宣教热情的人。耶鲁大学校长在推荐他到马礼逊学堂任职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布朗先生在我校完成了四年的正规学习课程，1832年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在校期间，他的聪慧敏捷、多方面的才能和文雅的举止都是出类拔萃的。对学校开设的每一门课程，他都保持优良的水平。他平易近人，令人喜欢；他那种高尚情操和作为一个虔诚基督徒坚韧的生活和性格为人所尊重。”［2］

二、马礼逊学堂

1838年，布朗接受了马礼逊教育会的邀请，偕新婚妻子启程去中国，从而成为第一位以教师身份来华的美国人。他们在奥利芬的资助下，于1838年10月17日从纽约搭乘“马礼逊号”商船前往中国。经过四个月的航行，于次年2月19日到达广州，受到马礼逊教育会秘书裨治文的欢迎。四天后他们转往澳门，一边学习中文，一边筹建马礼逊学堂。经过一年多的筹款、准备和招生，马礼逊学堂（Morrison Memorial School）于1839年11月在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夫人温施蒂（Wanstall）所办女子私立学校和男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布朗由此成了马礼逊学堂的首任校长，也开了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

1839年11月4日，布朗开始给学生上课，标志着马礼逊学校在澳门大三巴附近正式开学。首批学生只有5名，即黄胜、李刚、周文、唐杰和黄宽，1840年又有容闳入学。容闳回忆道：“予等六人为开校之创始班，予年最幼。”［3］这些学生均来自贫苦人家，年龄大者15岁，小者11岁。这6名学生全部住校，不仅学杂费、书费、食宿费全免，而且学校还负责提供衣被和医疗服务。马礼逊学堂是个全日制学校，课程除了学习《圣经》和基督教基本教义外，还开设算术、代数、几何、生物学、地理学、化学等等西方科学知识，英汉双修。此外，学校也设有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四书五经等类课程。马礼逊学堂建立伊始，就展现出与中国传统私塾截然不同的风貌，体现出全新的教育理念。据1840年4月布朗写给马礼逊教育会的书面报告称：“马礼逊学堂……目标是在德育、智育和体育三个方面给予学生全面的训练。按照这个目标，我安排中国学生半天读中文，半天读英文。早上六点钟开始活动，晚上九点钟结束。期间读书共八个小时，余下的三四个小时让学生们到户外场地上运动和娱乐。”［4］ 

布朗还写道：“我让学生们和我的家庭融合在一起。待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鼓励他们对我们具有亲密无间的信任，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们可以自由地参加我们家庭的早晚礼拜。”［5］布朗说到做到，他和他的妻子在生活上关爱学生，在教学上又极其认真。在容闳和同学们眼中，“勃先生（指布朗），一望而知为自立之人，性情态度沉静自若，遇事调处秩序井然。其为人和蔼可亲，温然有礼；且常操乐观主义，不厌不倦，故与学生之感情其佳。其讲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须远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此虽由于赋性聪敏，要亦阅历所致。盖当其未来中国、未入耶鲁大学之前，固已具有教育上之经验矣。故对于各种学业，无论其为华人、为日人、或为美人，均能审其心理而管束之。知师莫若弟，以才具论，实为一良好校长。”［6］在布朗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们进步很快，在该校学习三四年之后，除了熟悉中文外，对英文的听、说、读、写都有了相当的基础，并对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乃至自然科学和音乐美术等学科都有所涉猎，而这些对那些读中国私塾的同龄学生来说，是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布朗来华后，经过一段时间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与考察，洞察到中国传统教育之弊端：“仅仅是为了替政府培养一批勤勉而又保守成性的仆人。教育的目的不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和自由的发展，学校的学习内容是一成不变的，自然科学知识被排斥在教学之外，独立思考的精神受到压抑。”［7］基于此，他主张在马礼逊学校里，一方面要强化汉语教学，另一方面要积极用英语讲授、传播西方文化，同时也开设基督教课程，鼓励学生参加基督教活动。

在汉语教学方面，从布朗在马礼逊教育会1840年年度报吿中，可对当时汉语的师资和教学情况了解一二：“一位倍受尊敬的中国长者受僱为老师，他的生活习惯和举止行为与其教师身份相称，成为学生的榜样。他的汉语教学方式非常值得信赖。……学生们花费一部份时间来背诵中国典籍，同时他们理解中国经典的能力也增加了。”［8］学生主要是学习《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典籍。至于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布朗在1842年教育会的报吿中也提及：“10名孩子已经背完或将近背完《四书》，并复习了它们。而高年级的一名学生，则已经学习朱子评《四书》，并努力理解它。他们中间大部份人理解《孟子》，理解孔子著作的人少了一些，而最难的《诗经》则无人能懂。他们中间有些人能将《孟子》中的段落翻译成浅显的英语。他们同样在我的指导下，将中文版《新约》的段落翻译成英语。”［9］由上可知，马礼逊学校的汉语教育与当时的中国私塾教育大致类同，但布朗提倡班级教学，并在授课过程中增加讲解经典内容的做法，使学生能够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这也是对中国传统私塾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的一大突破。

在英语及西方科技文化教学方面，学校开设有英语及用英文讲授的天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作文等课程，这是马礼逊学堂的核心教学内容。对学生这方面的学习情况，布朗深感满意：“在英语学习方面，他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他们中的两人，在学完一本较小的著作之后，已接近完成一部有274页的地理著作的学习。其余4人正在学习上面提及的那本小型著作，并且学完了伯雷的地理著作的一半。在算术方面，他们先学习心算，然后学习戈登的书，完成笔算的基本内容：约数、复合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等。每周他们要用上一天中的一些时间来学习写作。在阅读方面，包括讲英语，在过去5个月获得了显著的进步。美魏茶牧师及文惠廉太太在我因访问新加坡及马六甲而缺席期间，在他们的训练中大量地培养了他们的智力与诚实。我感觉到男孩们的品德也有了决定性的进展，比起先前我所见到的，他们更加诚实，更习惯于纪律，也更有良知，而且对他们所受的恩惠也表达出更多的谢意。”［10］布朗还指出：“马礼逊教育会采用的教育计划，弥补了中国教育系统所造成的每一个缺陷。我们为我们的学生打开了一个蕴藏在英语文化中的知识之源。”［11］

另外，从包括容闳和黄宽兄弟在内的第一班学生写给裨治文的两封信，以及他们的六篇用英文写作的作文，可以侧面了解学生们运用英文写作的能力，以及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裨治文对那两封信大为讚赏，并将它们登载在《中国丛报》上。而那六篇英文作文则是1845 年9月24日学校举行的公开考试的一部分，题目依次为：《人生是一座建筑，青年时代是基石》、《中国政府》、《劳动》、《一次幻想之旅》、《圣经》、《中国人关于来世的观念》。当年举行的学校考试，不仅考试科目比较多，而且非常严格。据史料记载，在这次考试中，年幼的学生要考英语阅读、朗读及口语翻译；年龄较大的学生要考英文版的《新约》、地理、心算与几何等课程。上述信函、作文及考试，是对学生英文水平的一次检阅。事实表明，马礼逊学堂的英语课程不仅仅是纯语言性质，而是将近代西方科学知识课程纳入教学范围，“这些西学课程，全部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教学。”［12］布朗的这一办学实践，既帮助了学生较快掌握英语的听、説、读、写等基本技能，又有效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作为一个教会学校，自然注重基督教教育，因为传教士们的办学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学校来争取众多的异教徒男女孩童，使他们在基督教真理的影响下能够皈依上帝，特别是成为基督福音的使者。”［13］学校向每位学生发放《圣经》，在英语课程学习中以《圣经》作为教材，并在讲授其他课程中也融入基督教内容，把基督教精神注入到各个教学环节。学校要求学生参加祈祷、礼拜仪式，以培养“具有基督教人格的中国学生。”布朗还积极营造一个基督教的氛围，让学生住在其家里，与其一起参加早祷和晚祷，以“给予一个基督教家庭的教育。” 尽管学生大都未正式受洗，但他们在思想上对基督教普遍抱有明显的好感。如一位学生如此写道：“如果一个人对圣经一无所知，他就无法找到能引导他获得拯救的灵光；他就会永远处于黑暗之中，不知道自己会魂归何处。……圣经教导我们救赎之路，真正的宗教将支撑我们渡过人生的种种磨难，面对最后审判的到来。”［14］容闳后来在美国受洗成为基督徒，与他早年在马礼逊学堂所受的宗教熏陶是不无关系的。

鸦片战争结束后，马礼逊学堂迁往香港，新校址在湾仔摩利臣山上，并且扩大了招生。1842年11月，马礼逊学堂在香港开始上课，新旧学生共20多人。到1843年，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已增加到42人，分四班上课。此时学堂已拥有一个小型图书馆，中英文藏书已有4100多册，学制确定为8年。学生仍来自香港、澳门的贫苦家庭，学费和膳宿费仍然全免。学堂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均已大幅度提高。从 1839-1849年，除布朗夫妇在马礼逊学堂任教直到1846年外，每年至少有一名中国教师讲授中文。美国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Boone）夫人、哈巴安德（Andrew Happer）和邦尼（Samuel William Bonney），以及米怜之子美魏茶（William C. Milne）等人都曾先后任教或服务于马礼逊学堂。

三、马礼逊学堂之硕果

马礼逊学堂早期学生都来自澳门、香港和广东香山。后来又有来自广州、南京、宁波和新加坡等地的学生。据不完全统计，马礼逊学堂在其办学10年里，先后有50余名学生前来就读。尽管只有50余人，但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的这所教会学校，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马礼逊学堂培养了最早一批放眼西方世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这批毕业生对晚清时期西方文化在澳、港、粤乃至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一些人后来还成为晚清社会改革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知名人物，如中国近代改良思想家容闳、近代首位西医黄宽、近代中文报业的先驱黄胜，以及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唐廷枢等人。

1. “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容闳于1828年出生于离澳门不远的南屏镇，家境贫穷。年幼时因读不起私塾，才被父亲送入这所不需交学费还管吃管住的教会学校读书。容闳是六个孩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个。1846年，布朗因其夫人久病不愈，需要回美国治疗，故在同年9月30日马礼逊教育会举行的第八届年会上，向教育会请求批准他一家回美国休假。获准后即将离开中国之际，布朗深情地表示，愿意带几个中国学生到美国求学。容闳在其用英文写的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中忆及当时情景时，如此写道：“布朗先生是在1846年冬天离开中国的。在他临走之前四个月，有一天，他突然宣布了一个令全校震惊的消息，说由于他和他的家属因健康不佳，需要回美国去。最后他说，他对学堂怀有很深的感情，并说他愿意带几名年龄比较大的学生去美国读书，直到完成学业。凡愿意与他同去的，可以站起来。……这时，我第一个站了起来，随后是黄宽，最后是黄胜。”那天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为了免除家长与孩子的后顾之忧，布朗决定在三个孩子留美期间，定期给其父母汇寄赡养金。

1847年1 月4 日，容闳等三人在《德臣报》(China Mail)主编萧德锐(Andrew Shortrede)、美国商人里奇（A. A. Ritchie）和奥利芬，以及苏格兰人坎贝尔（A. A. Campbell）的资助下，随同布朗夫妇搭乘“女狩猎者”号轮船离开中国广州。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轮船需要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故此他们共在海上航行了98天，于4 月12 日才抵达美国纽约。在纽约短暂停留数日后，布朗一行乘船前往纽黑文，参观过耶鲁大学后，再转乘火车，最后抵达位于康涅狄克州东温莎镇的布朗家。

很快布朗将三个中国孩子安排进入马萨诸塞州芒松中学读高中，并让自己的母亲照料他们。三个孩子中的黄胜，因水土不服，在芒松中学读了一年即辍学返回香港；而容闳和黄宽则读完了全部课程。随后，黄宽考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前往英国苏格兰；而容闳则于1850年考入了耶鲁大学。容闳进入耶鲁时，全校有500名学生，只有他一个华人。1854年夏，容闳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

容闳后来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既因为他是中国近代首位留美学生，也因为他是中国留学事业的拓荒者。

1854年冬，容闳学成归国，成为最早的“海归”，后来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办理洋务事宜。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即由朝廷出资，选送幼童出国留学。他的建议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与支持。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始向西方选派幼童留学。从1872-1875年间，清廷先后选派了三批幼童共120人赴美留学。虽然该幼童留学计划后来因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夭折，但它毕竟开启了中国学生出洋留学的大门，这件事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几批幼童学成回国后，不少人成为国家之栋梁，如詹天佑成了中国铁路之父；唐绍仪，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唐国安，清华学校首任校长；梁敦彦，曾任清廷外务大臣；梁如浩，交通大学创始人。如果说容闳是中国近代的留学之父的话，那麽美国传教士布朗就是将这位留学之父带出国门的人。可以说，布朗改变了容闳的命运，而容闳又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了中国的留学制度，催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写下了中国留学史上光辉的第一页。

2. 中国西医第一人黄宽 黄宽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在通过爱丁堡皇家外科学会的考试，获得爱丁堡皇家外科学会的医学博士学位证书之后，于1857年1月回国，成为毕业于欧洲大学中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经过西方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因此被尊为“中国人始留学欧洲习医术者”。

黄宽将西方的先进医学引入回国，是中国实施胚胎截除手术的第一人。他先后就职、服务于香港的伦敦会医院、博济医院、广州海关医务处；任教于南华医学校。黄宽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被誉为“中国西医学的奠基人”。可惜他于1878 年12月因患颈痈疽去世，年仅49 岁。英年早逝，令人唏嘘！

3. 近代中文报刊的先驱者黄胜 黄胜乃黄宽之兄，是跟随布朗赴美留学三位学生之一。虽然他于1848年因病返回香港而没能完成西方大学教育，但他后来在香港教会和社会十分活跃，曾追随英国传教士、着名的汉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理雅各博士多年，协助他办报、译述、教学、从事教会工作和社会公益活动，因此被誉为“香港华人提倡洋务事业的先驱”和“近代中文报业的先驱”。理雅各在香港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有黄胜的一份。

4. “中国民族保险业之父”唐廷枢 唐廷枢，马礼逊学堂首届6名学生之一，当时名叫唐杰。他从马礼逊学堂六年毕业后，凭藉一口流利的英语，先后在香港和上海的海关及洋行任职，后踏入商界，成为著名的买办。1873-1886年间，李鸿章任命唐廷枢先后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和开平煤矿（今开滦煤矿）总裁，成为晚清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李鸿章办理洋务的重要助手，以致于李鸿章说出“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之语。唐还创办了多家保险公司，从而被誉为“中国民族保险业之父”。

四、布朗余生

因在中国七年之久，长期劳累，布朗夫人身体情况在短期内难以复原，故当休假结束后，无法跟随布朗再去中国，布朗也只好留在美国陪伴妻子。加之马礼逊教育会的实际负责人裨治文离开香港前往上海拓展事业，因此马礼逊学堂在师资与经费缺乏的情况下，举步维艰，只好于1849年春宣告停办。

在妻子治病期间，布朗在纽约从事教育与办学。待妻子病癒后，他们又前往日本，在那里兴办西学长达20年之久。1878年布朗再度访问中国，在广州受到马礼逊学堂部分校友的热情接待。黄宽等人出资并陪同布朗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参观游历。布朗在日本一直工作到1879年才退休回美国。1880年6月20日，布朗病逝于马萨诸塞州的孟松镇（Monson Massachusetts），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