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浩，江苏省江阴县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浸礼会沪江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及金陵神学院。1946年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获神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后补）学位。1948年回国，任中华基督教会浙江大会人才训练院干事。
新中国成立后，蔡文浩先后任苏州江浙教会圣经学院代理院长、中华基督教会浙江大会执行干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副执行干事。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基督教事业。他爱国爱教，自1958年起，担任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自1980年8月起，兼任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蔡文浩受到了冲击迫害。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为他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他重新回到教会，重整旗鼓。他神学造诣深厚，治学严谨，生活朴素，廉洁自律，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深受教牧同工及信徒们的爱戴。
浙江省教堂遍布，信徒众多，是国内基督徒最多的省份之一。在“文革”年间，“四人帮”大搞“无宗教区”，使教会蒙受惨重损失，尤以温州等地区为甚。蔡文浩牧师身为省基督教协会会长，肩负起重建教会任务，任重道远。开始时，教产政策尚未落实，他连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在部分收回的杭州思澄堂二楼讲台西首，狭小的配电间西窗下，放上一张写字台，开始办公。夏令时节，既无空调，又无电扇，炎阳蒸人，简直无法久留。
当时教会正值复苏之初，百废待举。葡萄园荒芜已久，群羊无牧，嗷嗷待哺。异端邪说，乘虚而入，抢占阵地，教会正面临混乱无序的局面。蔡牧师认为，教会当务之急，厥在培养传道人员，才能使教会生活回到正常轨道。他决定从两方面著手。一是普办义工培训班，以救近火；二是开办本省自己的神学院，以培养新一代教牧人员。他立愿：“不办好神学院，我不去见神。”
1982年春起，浙江首先连续举办了四至五期全省性的义工培训班，起用刚从极左路线解放出来的宁波范爱侍牧师，负责教务。培训班收效良好。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秋，创设了浙江神学院，正式向宁波市基督教两会借调“基协”会长范爱侍出任院长。没有校舍，借用杭州思澄堂底层两翼及其后面的旧牧宅，分别充当教室及宿舍，因陋就简，限时上马。没有教师，请杭州教牧人员等兼课；没有经费，由省两会出面发函给全省各地刚恢复礼拜的堂点，要求举行神学主日奉献。内定目标为二万元人民币，充一年经费。但如此杯水车薪，何能开办神学院？实因考虑到各地教会刚刚恢复，经济底子尚甚薄弱之故。但实际收到金额竟达六万元之多，大大超过了所求所想。说明举办神学院，实是众望所归。从而增强了同仁们的办学的信心和责任感。开学伊始，学生们自己动手用板车拉煤、运米、买菜、打扫厕所。全校仅有两个半专职人员，教师多属兼课。上下一心，勤俭办学，度过了初创阶段。“浙神”走艰苦办学道路，又勤抓纪律，故校风良好，深得杭州信徒的好评，纷纷将粮票、油票、副食票等送给神学院。国内外来访的教会人士也莫不赞赏备至。
省两会办公室同设在思澄堂内。当时蔡文浩牧师已年逾古稀，仍每天上午下午骑小轮径单车上班，风雨无阻。他一度教“教会学”。他经常劝勉传道人：“必须心中有羊。”
神学院学制，初为二年制专修科，稍后增设一年期教牧进修科，报考者踊跃。学生毕业后，多回本地教会工作。部分学生则升读金陵或华东神学院，继续深造，以达到本科学历。20余年来，“浙神”已为浙江教会输送工人千人以上，其中许多人已受按立为牧师、教师，基本缓解了缺牧情况。90年代在钱江南岸建成了宏伟宽敞的新院舍。教师阵容已大大加强，有好些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专修科从二年制改为三年制，同时增加了若干短期培训班，如圣乐培训、音乐指挥、英语口语培训、教会管理、长老培训、教会财会人员培训、以及基督徒企业家讲座等等，规模已今非昔比。凡此，饮水思源，不能忘记蔡文浩牧师当年苦心孤诣，精心辟划之辛劳也。
蔡文浩与范爱侍，当年分别是浙江省“基协”的正、副会长。蔡牧师又是浙江神学院院董会主席。范牧师辅佐蔡牧师，配合无间。有同工常喜言：“你们浙江教会，有菜（蔡）又有饭（范），不错嘛！”
改革开放后，蔡文浩接待了许多海外宗教界人士及国际友好人士，并出访香港、印度、美国等教会。他亦是浙江省政协第二、三届委员；第三届常委；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委。
蔡文浩牧师具有长老会信仰背景，重视教会管理。他曾受全国两会委托，草拟了“中国基督教会章程”。既继承了教会的优良传统，又照顾了“后宗派时期”中国联合教会的特殊性。务求具有不同教会传统和礼仪特点的同道们都可以接受。草案业经两会讨论通过施行，这是蔡牧师的又一巨大贡献。
蔡文浩夫人杨旅复女士曾去美国专修钢琴。回国后一直在中学教授英语，并在教会担任圣诗班指挥。她为人谦和，信仰诚朴，与蔡牧师志同道合，一同事奉主，堪称模范夫妻。夫妇俩育有五个女儿，家庭融乐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