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镛

陈大镛于1841年出生于北京，受过一些教育后，就进入一家店铺当伙计。有一天店里来了两个外国人，推售基督教书籍。书籍一共十册，有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还有其他五本小册子。店主怕外国人逗留不走，影响生意，就用两吊钱买下了这些书。把外国人打发走后，店主就把书扔进了垃圾桶。陈大镛识字，当时又没钱买书看，就把书从垃圾桶里拣了出来，工作之余就拿出来读。没想到越读越入迷，渐渐被圣经的道理所折服。但店主却对他痴迷圣经很是不满，认为他被洋鬼子迷了心窍，就把他给辞退了。陈大镛无奈回家，把事情的始末向母亲禀报。母亲视这十本小册子为不祥之物，扔进了火堆。

为生活所迫，陈大镛必须重新求职。当他在大街上四处寻找工作时，不由得来到教会门口，看到里面讲道的外国人，和卖书的很相象，便走进了教堂。从此，陈大镛就再也没有离开教会。他每天到教堂研读圣经，并经常向传教士询问疑难之处。传教士非常热情，很快就和陈大镛成为了好朋友。随著研读圣经过程中疑难问题的逐渐减除，1867年，陈大镛在北京东牌楼米市大街的伦敦会受浸成了一名基督徒，当时他是26岁，是华北地区最早的华人基督徒之一。

此后，陈大镛信仰更加坚定，每天依然勤奋研读圣经，早把失业的烦恼抛在了脑后。传教士们有意呼召他出来做传道人，就有计划地对他进行培训，让他在众人面前作见证，不久即让他担任教会的传道人。

1869年，卫斯理宗的美以美会派了斐莱尔（Lucus N. Wheeler）和罗锐（Hiram H. Lowry）两对夫妇到北京宣教。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又急于开展宣教事工，所以向伦敦会求援，请求他们派人协助。伦敦会就派陈大镛和德瑞前去教他们中文，并协助教会工作。后来，陈大镛和德瑞都被美以美会按立为牧师。

成为牧师后，陈大镛尽心竭力，引人归主，先后到遵化、天津、山海关、南京、韩村、延庆等地传道，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要的贡献。在此期间结婚生子，他的长子后来也成为美以美会的牧师。对于陈大墉的为人与信仰，他的同工德瑞如此评价他说：“通道笃实，事主敬畏虔诚，处众谦恭和蔼，为人方端公正。”

1900年，北方仇视基督教的气氛越来越厉害，正在延庆牧会的陈大镛到北京参加美以美会的年议会。他的长子陈维屏牧师想把家小转移到延庆避难，陈大镛却认为在大乱之时，京城反而更为安全。陈维屏认为父亲讲得对，并要求父亲把母亲和弟弟妹妹一起接到北京来避难。但陈大镛却不同意，认为在危难来临时，牧者应该和他牧养的羊群在一起，执意要回延庆。

1900年6月，义和团越闹越烈，延庆知县通知陈大镛，官府已经没有办法控制局面，要教会设法先行避难。陈大镛决定到五六里外的一处山林避难，并请当地的一位教友作向导。由于是连夜出逃，道路崎岖，竟致迷了路，到早上时，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庄，大家饥渴难忍，便到一口水井旁向村民讨水喝，不幸落入义和团手中，惨遭杀害。五年后，陈维屏继承先父未竟之事业，到延庆牧会，一位基督徒村民向他详述了陈大镛遇难的情形。当时，义和团正往庙前广场集合进行晨练，路过水井，看到陈大镛等五人，断定他们是基督徒，即开口大骂他们是“二毛子，洋鬼子的走狗！” 随即把他们五人绑到庙里。义和团强迫陈大镛向菩萨磕头，陈大镛坚决不从，义和团的大刀从他的左肩砍入，从右胸穿出，陈大镛当场气绝身亡。随即义和团又向母女行凶，当时母女紧紧抱在一起，义和团就用长矛刺向11岁的女儿，长矛贯穿陈大镛女儿的身体，刺入母亲的胸口，母女双亡。陈大镛17岁的儿子和向导也没能幸免于难。他们为信仰的缘故献出自己的生命，成为“庚子事变”中的殉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