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斐德

一、早年生活

赐斐德（Robert Harold Ainsworth Schofield）于1851年生于英国伦敦高尔顿广场（Goldon Square, London）附近的一个名门富户；7岁时随家迁往都尔魁（Torquay）。短暂居住后，全家又迁居英格兰北部。他从小在家中受教于母亲；稍长，受教于家庭教师。赐斐德9岁时，就已经感受到自己的重生得救，并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神。12岁时，他开始进入私立学校读书。赐斐德天资聪颖，又努力用功，在学生中出类拔萃。他又爱好广泛，热衷于体育运动，划船、骑马、赛跑，样样皆能。

15岁那年，赐斐德进入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Owens College in Manchester, 今之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学习。不久他当选为学院的准会员并在古典文学方面荣获维多利亚奖学金。1870年，他再次获得一笔可观的奖学金，得以进入牛津大学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 in Oxford）住校深造。1873年，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

从林肯学院毕业后，赐斐德离开牛津到伦敦去，因为他获得一笔奖学金到圣巴多罗买医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从事科学研究。在这所医院里，赐斐德先后获得多项奖学金和金奖，在解剖学等方面颇有建树，同时他也投身于基督徒学生会的许多活动。在圣巴多罗买医院工作三年后，他被奉派到塞尔维亚，服务于当地红十字会，并主管贝尔格莱德医院。不久他回到家乡小住一段，然后赴巴黎再次进入医学院进修。当他从牛津完成医学士学位后，又回到伦敦，不久被全国救援会选派到土耳其战地医院服务，救治那些在俄土战争中受伤的士兵。1878年8月，赐斐德又回到伦敦圣巴多罗买医院担任驻院主治医师和手术师，甚得院方所器重。六个月后，他随团到德国和奥地利，然后到土耳其、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旅行游历。他无论在哪里工作和考察，都深得同事们所敬重。

二、赴华宣教

赐斐德自少年时代起，就立志一生为基督而活；学生时代时曾阅读过一位医疗传教士的传记，深受感动。从医后，他更从“中国内地会”的报导中，得知中国的内地对医疗和福音的巨大需要。后来在1880年的一次祷告会上，赐斐德内心深受感动，上帝的呼召也同时临到他。他立刻顺服上帝的呼召，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要到中国去宣教。获准后他不顾亲友的惊愕和劝阻，辞去令人羡慕、待遇优厚的工作，开始为赴华宣教做准备。在他离开英国之前，29岁的赐斐德与伊丽莎白·杰克逊小姐（Elizabeth Jackson）结婚，随即偕新婚妻子同赴中国。

1880年4月3日，赐斐德夫妇和蓝戴尔先生（Mr. R.J. Landale）一道, 搭船从英国启航，经过14天的海上旅行，抵达美国。在那里他们参加了一个主日学工人之培训；同年6月，他们再次搭船离开美国前往日本，于15天之后到达。逗留期间，他们参观了多个教会和教会医院。然后他们继续旅行，最后到达上海。他们在那里逗留到7月19日，接着就去了烟台。在烟台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和预备后，他们就奉派到地处华北的山西省会太原府工作。

落脚之后，赐斐德一面学习当地语言，一面开始了医疗宣教工作。他语言天赋颇高，进步神速，令那些先他来华的传教士们称羡不已。不久，他就可以参与街头布道工作了，因此他感到非常快乐。在医疗工作方面，赐斐德和麦肯齐医生（Dr. Mackenzie）一起，建立了药局和新医院。在太原府第一年中，赐斐德医治了50位住院病人，和1500位门诊病人。其中包括三例通过氯彷麻醉而施行的手术。第二年，他医治了6631位病人，其中许多人是被狼咬伤的。他亦做过292例手术，其中有47例是在麻醉情况下进行的。赐斐德在太原府工作期间，努力使他的医院和诊所能照顾到一般百姓的经济能力，并尊重中国人的文化习俗。他也是帮助人们戒除鸦片毒瘾的先驱者，设立了戒毒所并尝试先进医术帮人戒毒。当时山西省吸食鸦片之风很盛，毒品对人民健康造成的损害极大。所以赐斐德觉得负担十分沉重，盼望有更多的传教士来山西工作，早日使山西人民脱离鸦片的捆绑与贫苦的困境，并从福音得到新生命。因此当“中国内地会”会长戴德生在1881年底发出征召70位传教士来华的挑战时，他立刻写信表示愿意每日为此事代祷，直到目标达成。他还经常写信回英国，向亲朋好友、医护人员传递中国的迫切需要。他尤其希望第一流的人才——像牛津、剑桥的毕业生——能够献身到中国来，因为中国的需要与挑战都太大了。最后在1884年，征召70人的目标不仅仅达到，而且超过了7人。赐斐德所祈盼的大学生成群结队来华宣教的愿望，也在1885年“剑桥七杰”的身上得到实现，宣教之火遂成燎原之势。在接下去的30年中，出现了中国宣教史上又一次的高峰期。

三、英年早逝

遗憾的是赐斐德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祷告蒙应允。他在1883年的炎夏，为一位患者看病时不幸被感染。在其1883年7月19日的日记中，他记到自己身感不适，并怀疑是感染了猩红热。到23日时，其症状越来越显出是感染了伤寒。到31日晚，他已高烧到华氏106度，第二天早上就死了。时年仅32岁，来华仅三年零一个月。赐斐德去世后不久，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一子一女返回英国。心里虽然悲伤，却也带着安慰，因为赐斐德在其临终前表示“今生无悔”，并对妻子说：“请代向戴德生先生与同工们道别，告诉他们，在中国的这三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

戴德生先生得悉赐斐德病逝的消息是在1883年8月1日这一天；在同一天里，他也收到“剑桥七杰”之一何斯德（Dixon Hoste）要求加入“中国内地会”的申请表，从而使他的心大得宽慰。真可谓：一粒麦子落在地裡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1885年3月，“剑桥七杰”接过福音的火炬，步赐斐德之后尘，来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