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进贤

戴进贤（Ignaz KÖgler），字嘉宾。1680年5月11日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莱系河畔的小镇兰茨贝格（Landsberg am Lech），在十个孩子中他排行第五。[1] 他父亲是个制皮衣的匠人。戴进贤早年生平经历如下：

1690-1696年，在耶稣会兰茨贝格高级中学学习；1696年加入耶稣会。

1696-1705年，在阿姆贝格和雷根斯贝格的耶稣会学校学习拉丁文、哲学、数学、物理等，获得文艺硕士学位之后教授拉丁文6年。[2]

1706-1709年，在阿姆贝格和英戈尔施塔特大学深造，学习哲学、神学、数学及东方语言，并于1709年被任命为教士。

1709-1711年，从事数学和东方语言教学和教堂工作。

1712年，开始担任英戈尔施塔特大学数学和东方语言-希伯来语教授（3年）。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3月14日从里斯本启航，8月30日抵达澳门。

戴进贤来华时，正值清廷对耶稣会士由宽容转为严厉之际，他凭借天文学的特长，得到当时考察他的三皇子认可后，康熙皇帝允许他进入京城教堂。后来他受到康熙的召见，进入北京的西郊皇家园林（畅春园）专门研究数学等科学的蒙养斋，并以工作踏实，为人谦和获得皇帝的信任。1717年（康熙56年）他奉命到钦天监任职；1725年（雍正3年）被授以“监正”之职，任职钦天监长达29年，直到逝世（1746）。[3] 期间在1731年（雍正九年）被授予礼部侍郎二品衔。1738年（乾隆三年）担任耶稣会中国省区副会长[4]

由于戴进贤任职期间正值当时的“礼仪之争”在雍正统治下更加严重，从1724年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写给某神父的信件中，讲述到当时基督教正经历着全国性的迫害，后果是朝廷命令除了那些懂天文学的传教士留在北京，其他传教士必须押送到澳门。戴进贤当时在钦天监任职，他联同耶稣会巴多明和白晋两位神父，一起向雍正皇上呈上《陈情书》，请求他恩待在华传教士，而不是一律驱逐。1724年7月1日，他们通过十六亲王将陈情书呈递圣上并得到批复。后得到皇上恩准，将他们所写的《陈情书》寄给广东总督和巡抚。[5] 经过他们努力的结果是传教士允许留在广州，而不必放逐到澳门。[6]

从另一方面，当时在清廷供职的法国耶稣会士内部，正围绕是否应该引进更为先进的欧洲天文学系统进行争论；雍正皇帝也组织本土天文学家，在《西洋新法历书》的基础上编成《御制历象考成》，以便实现清朝在天文学上的“自立”。面对这样的挑战，戴进贤开始通过系统日月食观测检验《西洋新法历书》和欧洲新近出版的天文表的精度水平，从中发现他的朋友德国耶稣会天文学家格拉马迪奇（Nicasius Grammatici）根据牛顿月亮理论编纂的日月运动表精度最高。当《御制历象考成》被正式采纳，本土天文学家对继续让耶稣会士主持钦天监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时，他通过几次日月食的验证性观测，巧妙地让朝臣和雍正皇帝了解到书中系统的过时，又与同在钦天监供职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懋德合作，在格拉马迪奇日月运动表的基础上，先编成《御制历象考成表》，后由于1742年完成《御制历象考成后编》的编纂，在太阳和月亮运动分析和计算中采用了牛顿的月亮理论、开普勒的椭圆轨道定律和等面积定律，以及J. D.卡西尼和J.里歇等同时代欧洲一流天文学家最新的观测数据和天文常数，使清朝钦天监在日月运动和日月食计算方面的精度大幅度提高。根据《历象考成后编》编制的时宪历（癸卯元历），一直被使用到民国二年。

戴进贤介绍的天文知识，还只是第谷的天文学体系以及刻卜勒、牛顿的观测与计算方法,对哥白尼学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并未涉及。直到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法国人，1744年来华）在其《坤舆全图》中介绍了刻卜勒三定律，明确宣布哥白尼学说是唯一正确的，这是最早将哥白尼之日心地动说原理传入中国的文字材料。[7]

1744 年（乾隆9年），鉴于南怀仁《灵台仪象志》中的恒星表与天象不合，戴进贤奏请修订《灵台仪象志》，重新测量编定。经批准，他与担任钦天监监副的奥地利耶稣会士刘松龄主持设计铸造了玑衡抚辰仪一架。该仪分三重，最外即古之六合仪而不用地平圈，其内即古之三辰仪而不用黄道圈，再内即为四游仪。开展周天恒星的系统测量，完成《钦定仪象考成》的编纂，对“诸星纪数之阙者补之序之，紊者正之”。戴进贤根据天文观测，并参考了中国的古星图与西方的星图，纠正了原来星图的不少错误。乾隆十七年（1752年）书成，已是戴进贤死后的第六年。该书实际主编为戴进贤，参加者有26人。[8] 《仪象考成》全书32卷，分为10册。星表中列有300个星座，3083 颗星的黄道坐标和赤道坐标值，以及每颗恒星的赤道岁差和星等。采用乾隆甲子（1744年）冬至为星表历元，内容参用了当时出版不久的弗兰斯提德星表。

除上述天文著作外，戴进贤还著有两部主要著作，一是关于对数及其用法的《策算》，1722 年刻于北京，用法则刻于 1744年。二是一幅铜板《黄道总星图》。戴进贤还参与清王朝的外交活动。1720年（康熙59年）俄罗斯使臣来访，他作为皇帝的口头翻译，并笔译了俄使的国书。[9]

《黄道总星图》是戴进贤和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利白明( F.B.Moggi, 1684-1761)合作完成的、一幅具有西方天文学风格的黄道坐标全天星图，于雍正元年（1723年）镌为铜版刊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铜版星图，也是来华耶稣会士在康熙年间大规模开展天文观测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成果。该图的星官主要基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主持编纂的《灵台仪象志》星表，其图像装饰和投影方法上则借鉴了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纳奇的星图。为了符合中国的天文学传统，《黄道总星图》不但以“冬至点”取代了西方的“春分点”作为起始点，而且以仰视视角代替了西方的俯视视角，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中西会通和融合的典型案例之一。

《黄道总星图》整幅宽约60厘米，高约37厘米，顶端题有“黄道总星图”五个字，所绘各星按一至六星等，以及气(即星云)共分七种。整体结构采用上图下文形式，图形镌刻细致准确，具有明显的西洋风格。除了运用当时最新的铜版技术印刷外，这幅图还有另外两个特点：第一是采用黄道坐标体系，也就是说该图是以黄极为中心，分别绘制了黄道南北二幅恒星图。第二是星图中缝及四周绘有当时欧洲采用望远镜观测后的诸多最新天文发现。

戴进贤的《黄道总星图》在内容和装饰风格上借鉴了一幅完成1687年的意大利星图，他根据中国的传统天文学进行了一定的调适。首先，戴进贤将布鲁纳奇原图中北半球部分由左边调整至右边，这样星图的南北半球以及周围的装饰都产生左右颠倒，成镜像对称。其次，戴进贤星图选取了“冬至点”作为起始点，而布鲁纳奇星图则选用“春分点”，这也正是中西天文学的重要差异之一。两幅图最大的差异，还是其中星座文化的不同。西方星图基本上源自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的星座体系。而中国传统星官体系完善于三国时期，吴国太史令陈卓将当时主要的三家星官流派(甘氏、石氏和巫氏) 整合在一起，并同存异后编成了一个包括有283个星官1464颗恒星的星表，这些星官后来被分别纳入三垣二十八宿体系。[10]

戴进贤在华期间，在钦天监工作长达29年，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他与俄国、英国、法国科学院的许多科学家都保持着联系，他的观测成果也常为欧洲的天文学家所引用。同时，他也及时地吸取了欧洲天文学的新发现。北堂图书馆曾藏有戴进贤使用过的天文著作。他的《黄道总星图》在绘制过程中不但受到欧洲星图的影响，且刊印后又有多幅被来华传教士寄回欧洲，用以传递中国的天文知识和观测结果，在中西科技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信件保存于巴黎、慕尼黑、维也纳及里斯本的图书馆中。他天文观测之勤，科学素养之高，在来华耶稣会士中是少见的。

戴进贤于1746年3月31日卒于北京，享年66岁，被安葬在藤公栅栏墓地。墓碑镌刻了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赞许他的圣谕，以及乾隆皇帝为其葬礼赐予礼物的记录。其墓地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毁，现仅存墓碑。

在他家乡的故居墙上的石碑如此描述他的生平：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1696年加入耶稣会。1716年作为一名传教士到中国，曾担任数学学院的院长，官居二品。1746年于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