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冕

一、早年背景

戴永冕(James Hudson Taylor II)于1894年2月24日出生于苏格兰，是孪生兄妹中的哥哥。他6个月大的时候，即随父母从英国搭船远赴中国。他父亲戴存仁（Herbert Hudson Taylor）是中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长子，20岁时（1881年）即应召来华，在山东烟台内地会子弟学校——芝罘学校裡任教。二战时曾被关入日军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二年多，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才获释返英，前后在华时间长达64年之久。

戴永冕年少时进入由其祖父创办，父亲执教的芝罘学校读书。他虽然生长于基督教世家，却自幼以调皮捣蛋闻名，常令父母和师长们头痛不已。日后他曾说自己年少时非常骄傲，在家里虽然有读经祷告，却是一个“读经祷告而不信的人。”直到后来有一天他受圣灵感动接受主耶稣之后，才痛哭流涕认罪悔改，此后生命发生改变，转变成为一个力求上进的好学生。他的这段浪子回头式的经历，后来成为有力的见证，帮助许多人悔改信主。

戴永冕高中毕业后，到上海修习医药专业。1917年完成学业后，奉派到河南开封内地会兴办的福音医院做药剂师，从事医疗宣教工作。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软弱和失败，以至于得罪神，因此他觉得基督徒应该靠主得胜，于是他常常禁食祷告，并且操练自己过一种得胜的圣洁生活。

戴永冕在开封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就离开中国到美国，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24年，他与爱丽丝（Alice E. Hayes，中文名叫戴永和)小姐结婚。戴家原本为英国籍，从戴永冕开始，即转为美国籍了。在美期间，戴永冕加入美国基督教循理宗教会。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戴永和在美国牧养教会二年多。1926年，戴永冕在循理宗教会被按立为牧师，又接受循理宗差会之差派，偕妻再度来华，重返河南开封宣教。此后一生在中国内地、在台湾事奉主。无论是拓荒布道，建立教会；还是开办圣经学校，培养基督工人，他们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河南开封圣经学校

戴永冕于1926年重返河南，在洛阳和开封一带从事拓荒和布道事工。1927年他创办并出任“开封圣经学校” (Free Methodist Kaifeng Bible School)的校长，致力于神学教育。在此期间，他的4个孩子（爱莲、绍曾、爱美和绍仁）相继在开封出生。夫妇俩一生共育有4女3男，其长子即后来成为中华神学院院长与中华循理会会长的戴绍曾（James Hudson Taylor III）牧师。

中日战争爆发后，开封于1938年6月陷入日军之手。当时有一千多名中国妇孺躲进了开封圣经学校。一队日军来到学校门口要进去搜查，情况十分紧急。日后戴绍曾牧师回忆说：那时我父亲一个人站在门口，和日本人打招呼，用英文说：“对不起，我只会讲三句日语。”接着他就用日文说：“你好、谢谢、再见”。很奇妙的是，那领队的日军头目听了这三句日语后，竟笑了笑带着他的士兵转头走了，一千多名妇孺因此得救了！

因战局紧张，宣教事业受到阻碍。1939年，戴永冕审时度势，决定暂时离华。他和戴永和师母先到烟台与孩子们团聚，并且买好船票，一家人准备启程返美。就在这时，中国大后方的呼声临到，经过谨慎的祷告寻求后，戴永冕最后的感动却是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进入更深的内地宣教，与中国百姓共患难。于是他们决定退掉船票，将子女送回烟台的子弟学校，夫妇二人毅然奔赴陝西。

三、陝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

1940年，戴永冕夫妇转往陕西凤翔。1941年2月，应西北地区宣教之需要，戴永冕与内地会和当地教会通力合作，在凤翔创办了“西北圣经学院” (Northwest Bible Institute)，并担任院长。该院院训为《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首期学员共招收了40多人。当时的教员除了担任副院长的马可牧师外，还有何恩证和霍超然牧师等人，多是先前戴永冕在开封圣经学校的学生。

马可，原名马培萱，系河南省杞县人。青年时期考入省立师范学院，师从于中国着名教育家和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毕业后曾在山东省教育厅任职，督办教育工作。1937年，马可决定将自己奉献给神，遂于次年辞去了收入丰厚并受人尊敬的工作，进入戴永冕的开封圣经学校学习神学课程，同时教授文学和历史。马可之名即在此时为戴永冕所起。1940年，马可神学毕业后，应戴永冕之邀前往陕西筹办圣经学院，同年被按立为牧师。西北圣经学院成立后，马可先后担任教员、教导主任和副院长。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山东芝罘学校的师生们皆被关入潍县集中营。远在中国西北的戴永冕夫妇顿时与4个孩子完全失去联络。起初，戴师母心急如焚，几乎无法承受如此沉重之打击。这时神藉着一位老牧师向她赠言道：“你若关心神所关心的事，神必关心你所关心的事。”这句话使她的心大得宽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分别了五年半的孩子们终得平安获释与他们团聚。

到1945年时，西北圣经学院已分为普通班、补习班和专科班，就读学生约100多人。学院占地面积超过30亩，还建起了一座能够容纳500多人的教堂。抗战期间，西北圣经学校在战火中为中国教会培育出许多甘愿为主受苦、献身的福音使者。直到1948年，西北圣经学院因战乱而停办。

四、“中国基督徒遍传福音团”

西北圣经学院对西北诸省教会的教牧人才培养，以及福音在大西北的传播有其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戴永冕参与发起的中国基督徒“遍传福音团”对中国西北福音事工的影响甚大，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有其重要意义。

西北圣经学院非常注重宣教，师生们常常到陕西内地会的宣教区布道，尤其在宝鸡影响很大，并扩展到广大农村，延至解放初期，发展到凤翔陈村一带，西至林家村，南至凤县双石铺、扶凤、眉县等地，信徒人数已达万人左右。

西北圣经学院的另一事工就是差传。在戴永冕牧师长期影响与支持下，该院师生对普世宣教皆有强烈的使命感。1942年11月25日晚，副院长马可牧师领受了把福音传到西北的异像；1943年4月复活节清晨，许多师生一起为此项事工祷告。 1943年5月23日，“中国基督徒遍传福音团”正式成立，其团名源自于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一语，故称“遍传福音团”；而西方传教士则称之为“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使团”（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马可牧师被推举为总干事。他们所领受的异象是将福音从中国的西北，穿过被视为福音硬土的中亚各国，最后传回到耶路撒冷。

“遍传福音团”成员们不畏艰辛劳苦，义无反顾地踏上西行之路。1946年夏，赵麦加、戴彦中、黄清治等人一起被差往青海工作。一路经过兰州、西宁直到湟源。因湟源之福音需要，戴彦中留在那里。赵麦加等人则继续西行，转往甘肃的张掖、酒泉、敦煌，再取道哈密、吐鲁番、库尔勒，沿着天山北麓西行，最后到达疏勒。

1947年3月，西北圣经学院的女教师何恩证偕樊志介、路得、韦苏西、张摩西和李近泉五位学生，在西安接受众教会的祝福和差派，前往西宁和赵麦加会合。他们一行人途经平凉、天水、甘谷和兰州等地，所经之处，一路传福音，主领奋兴会和布道会，直到1948年9月抵达乌鲁木齐。

五、台湾高雄圣光神学院

1949年之后，因政权之更替，西方传教士相继撤离中国。1953年，戴永冕举家迁到台湾，成为戴氏家族由大陆转向台湾的第一代，距戴德生初次来华宣教整整100年。1955年9月，61岁的戴永冕在高雄创办了圣光圣经学院，并担任该院院长。这是他继开封、西北之后，第三次为中国教会兴办神学教育，培育领袖人才。其子戴绍增牧师也在这一年由美来台，成为圣光的年轻老师，父子同心事奉，令人称羡。1967年，圣光圣经学院升格为神学院。

戴永冕视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圣光神学院离高雄火车站很近，他有时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亲自去车站迎接入学或返校的学生，甚至还抢着为他们提行李，为父之心溢于言表，常令学子们深深感动。他对于讲道的重视，听道时的专注神情，以及他高举双手祷告时的敬虔态度，亦深深刻印在学生们的心版上。

除了在圣光的教学和院务工作外，戴永冕夫妇还在高屏地区的平地与山地从事开荒佈道工作，参与建立了几十所教会。戴永冕毕生热爱中国人的灵魂，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晚年时他曾一再向美国差会请求，终身留华传道，唯美国教会弟兄姊妹念及老人家的健康，以爱心恳请他们务必返美安享晚年。1967年夏，74岁的戴永冕正式退休，离华返美。事工则由戴绍增牧师接续，使宣教薪火代代相传。他们在华为主所结的属灵果子，也随岁月日增而繁衍绵延不己。他们爱主和事主的奉献人生，亦成为后世华人事奉的榜样。 

戴永冕人生最后十年在美国度过，仍从事讲道以及属灵书刊之著述，直到1978年5月11日安息主怀，在世享年84岁。而戴永和师母则于1987年10月7日安返天家，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