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范

一、生平背景

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出生于西班牙，很小就开始在多明我会修院学习，17岁时正式加入多明我会（Ordo Praedicatorum, O. P.），后来受到远东宣教热情的影响，决定前往亚洲参与宣教。1620年乘船前往亚洲的途中，在墨西哥晋铎为神父，最后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

二、在华传教生涯

黎玉范在菲律宾期间，先被差遣到比农多（Binondo）传教；1625年被任命为巴利安(Parián)地区的主教代理，主要向居住在这个地区的闽南华商传福音。在此期间，他学会了闽南方言，这为他后来去福建传教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后来他也曾去暹罗短暂传教，后因暹罗国王逝世，继任者不欢迎传教士而被迫返回马尼拉继续传教工作。1633年3月，黎玉范以多明我会传教士的身份，经台湾前往中国福建传教，担负起福安地方的传教工作，并且在当地信徒的支持下，使福安逐渐成为多明我会在中国早期重要的传教工场。后来由于闽东经常遭到郑成功军队的袭扰，他和郭多明（Domingo Coronado）在当地传道员的陪伴下，离开闽东前往浙江开辟新的传教工场，先后建立了兰溪、金华、嘉善等多明我会传教点，修建了多所教堂，使浙江成为当时多明我会在中国东南地区另外一个重要的传教中心。

三、黎玉范与“礼仪之争”

黎玉范是明清之际“礼仪之争”的重要核心人物。早在福安地区传教时，黎玉范得知，本地的天主教信徒仍然在参与着祀孔祭祖等仪式活动，而这些被多明我会认为是“迷信”的活动。而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对此等活动却默认许可，持包容态度。1635-1636年，黎玉范为此在闽东地区亲自展开调查，并竭力阻止教徒继续遵行祭祖、祀孔、拜城隍庙等风俗习惯。与此同时，他多次与耶稣会士沟通协商，终未达成一致，却把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之间在远东地区的矛盾首次暴露在公众面前。自此，便结束了在中国教会内部只有耶稣会一种声音的状态。同时，这也成为长达数百年“礼仪之争”的导火索。

1638年，“福建教案”爆发，黎玉范被迫离开福建前往香港，在香港滞留的一年多时间内，他曾写信给马尼拉多明我会会长，请求继续与耶稣会协商在中国礼仪方面的问题，并获得准许。多明我会与耶稣会之间遂以信件形式进行协商沟通，在此期间黎玉范将多明我会与耶稣会之间有争议的地方归结为十二个问题，这十二条内容奠定了后期礼仪之争的基本内容。这次澳门协商最终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然而，它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了多明我会为了在远东解决中国礼仪问题进行的又一次努力。由于多次努力未果，多明我会遂决定将此争论交由罗马教廷裁决。

黎玉范是一位博学的神学家，又是中国礼仪问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因此被委派为多明我会的代表，与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一起前往罗马，就中国礼仪问题向教廷陈述各自的观点。1643年，黎玉范抵达罗马。他上书教皇英诺森十世（Pope Innocent X），对耶稣会提出了十七条质疑和指控。这十七条有关中国礼仪的内容涉及面相当广泛，从教徒日常习教规程，到祭孔、祭祖、祭城隍等一系列社会礼俗，这些都是当时天主教会在中国社会传教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1645年9月，教宗英诺森十世下达了通谕，文中特别强调包括耶稣会士在内的各修会传教士都必须严格遵守。这就是著名的1645年谕令，被认为是罗马教廷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头号文件。

1649年，黎玉范返回中国，其目的就是要把罗马教廷1645年通谕传达给在华各个天主教修会，然而耶稣会士对这个通谕并不满意。因此，在华耶稣会便派遣了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前去罗马，为他们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辩护。于是，罗马教廷又颁行了1656 年谕令，表明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所遵行的利玛窦路线得到认可。前后两次谕令的内容有一定的矛盾，这加剧了中国各个修会之间的纷争。黎玉范后来又多次写信给罗马传信部陈述自己的观点，并在1661年4月20日与其它多明我会的修士签署了一份《在华圣多明我修会会士在1661年兰溪会议商议之决定》，认为 1656 年谕令存在着对中国礼仪问题的明显误解，再次指明祭祖祀孔等礼仪所包含的宗教异端性质。这个决定虽然维护了他自身的立场，但其结果却加剧了礼仪之争。可以说黎玉范的一生都致力于解决中国的礼仪之争，即使在他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仍然念念不忘这个问题。在其辞世前一年，即1663年，他还完成了一本相关的著述——《圣教孝亲解》。该书现在共有四种手稿抄本，三种保存在罗马国家档案馆，一本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

黎玉范积极参与的“礼仪之争”，从教会内部的神学争论转化成以天主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的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冲突，以至于后来更是演变为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辩论，这使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的传教成果几乎归于无有。它带来的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黎玉范等人始料不及的。

黎玉范因传教事业辛劳过度，于1661年身患重病，遂返回闽东休养。两年后（1664年）逝世于福宁教堂，享年67岁。当地天主教会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