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函

一、早期背景

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字涵璞。他的拉丁文名字是Terrentius（特伦丘斯）或 Terrens（特伦斯）。1576年生于德国的康斯坦茨（Konstanz）。邓玉函在青少年时代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聪颖过人，敏而好学。科学家F.切西（Cesi）亲王等人于1603年在罗马创立了著名的灵采研究院（Accademia dei Lincei），次年邓玉函即进入该院就读。1611年4月，伽利略（Galileo）成为灵采研究院成立以后的第六名院士；5月邓玉函随之成为该院第七名院士。他精于医学、博物学、哲学和数学，并且通晓德、英、法、葡、拉丁、希腊、希伯来和迦勒底等多种文字。1611年11月1日，在邓玉函30岁时，加入了耶稣会。此时，他在罗马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医生和科学家。十七世纪初，罗马成立教廷科学院，吸引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邓玉函和伽利略皆为该院院士，跻身于当时一流科学家行列。当后来邓玉函加入耶稣会时，伽利略曾为他不能专心从事科学研究而深感惋惜。可以说，在明末来华传教士中间，邓玉函是学识最为渊博的一位。

二、应召赴华

邓玉函是于1621年应召随同法国籍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Trigault）来华的。金尼阁早于1610年到中国，在南京、杭州等地传教。为了向教廷和耶稣会报告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并请求准许用中文举行弥撒和翻译《圣经》等书，以得到教廷更有力的支援，金尼阁奉耶稣会会督龙华民（N.Longobardi）之命返欧洲招募科学人才，于1614年底抵达罗马。邓玉函被他选中，遂以医学家和数学家的身份与金尼阁一同远赴中国。1618年4月16日，他们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随身还携带了一支伽利略式的望远镜。同行的共有22位传教士，但仅有8人先后到达中国，其中有邓玉函、汤若望（J. A. S. von Bell）和罗雅谷（G.Rho）等人。

来华途中，传教士们每日下午有例行的学术活动，每周二、五下午由邓玉函作讲演，向同行者讲授数学、天文、气象和地磁方面的研究和观察。邓玉函勤于科学实践，在船上与汤若望等人一起观察天象、风向、海流及磁针指向，确定航船的位置及由船上所见的海岸和岛屿的位置，并将研究结果报告给欧洲学术界。在旅途中，邓玉函还不知疲倦地为其植物学辞典收集材料，其间发现了500多种在欧洲不为人知的植物种类。在航船途经卧亚、榜葛剌、满剌加、苏门答腊及安南南圻沿岸、澳门与中国沿海时，每到一处，邓玉函必采集异种动物、植物、矿石、鱼类、爬虫、昆虫等标本，绘制其图形，悉心研究，详为叙述。他还研究途经国家的风俗和人种。在其旅行日记里记录了许多有关大自然的珍闻和奇特发现。邓玉函对博物学素有研究，来华之后，他一直坚持从事科研活动，所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

1619年7月22日，金尼阁携7000余部欧洲图书和其他物品与邓玉函等人抵达澳门。邓玉函因病在澳门住了一年多，在此期间他曾行医，并解剖过日本某神父的尸体，这是西方医学家在中国所作的最早的病理解剖。

三、科学方面的贡献

1621年，邓玉函先到嘉定学习汉语，邓玉函是最早学习汉语的德国人。在一封书信中，他描述了自己为学习汉语所付出的努力与艰难：“我已经学习了两年这门语言，但至今还不会说也不会阅读书籍。……我在两年里学了不足3000个完整的字。它们在（我脑中）飞进飞出，就象鸽棚里飞进飞出的鸽子。”［1］

邓玉函后来到杭州传教，期间曾住在李之藻家，撰译成《泰西人身说概》两卷，这是在我国最早介绍西方生理学、解剖学知识的书籍。全书论述了人体骨骼系统、肌肉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感觉系统等的构造、生理与功能。该书译成后，初无刊本。十多年之后，即到1634年才由毕拱辰为该书润定并作序，得以付梓印行。

1626年冬，由邓玉函口授、中国学者王徵笔述，他们合作译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三卷，次年在北京刊行。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力学和机械工程知识的著作。第一卷61款，叙述力学基本知识与原理，包括地心引力、重心、各种几何图形重心的求法、重心与稳定性的关系、各种物体的比重、浮力等。第二卷92款，叙述各种简单机械的原理与计算，包活杠杆、滑轮、螺旋、斜面等一般知识。第三卷介绍各种实用机械，共54幅图说，包括起重11图，引重4图，转重2图，取水9图，转磨15图，解木4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1图，水铳4图。研究表明，该书的内容部分取材于欧洲著名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F.韦达（Viete，旧译末多）、S.斯蒂文（Stevin，旧译西门）、G.阿格里科拉（Agricoia，旧译耕田）和A.拉梅里（Ramelli，旧译剌墨里）的著作；同时，也有不少内容取自伽利略的著作《力学》和《论水中物体的性质》。总之，《远西奇器图说》一书汇总和介绍了当时西方力学和机械学的知识。在医学方面，邓玉函对中国药草作过化学蒸馏提取实验。他原想将这方面的研究编撰成书，只是因后来的修历重任而搁置，未能实现。

邓玉函在华于科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修定历法。早在来华之前，他就预见到天文学在中国的重要地位，认定这是他将来的用武之地，因此他做了精心的准备。先是金尼阁回欧洲募集图书时，他设法协助金尼阁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及伽利略的著作带到中国来。他还谋求在观测日食月食方面得到伽利略等名家的帮助，因为他觉得伽利略的方法比第谷的方法更为精确。为此，他曾写信给教宗御前的植物学家法倍尔（Faber），说：“请代我问候楷西亲王，（楷西亲王Federico Cesi，十七世纪欧洲著名的科学家，教廷科学院的前身猞猁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作者注），希望能借他的力量，在我启程之前，能向伽利略请教若干事，以便利在中国推算日食月食工作。”［2］1618年3月31日，邓玉函在欧洲再次写信给法倍尔，委托他代其收集伽利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

邓玉函来华后，恰逢“南京教案”发生，南京礼部侍郎沈漼等人三次向神宗皇帝上疏，攻击传教士以邪教惑众、淆乱纲纪并有窥伺之举等，致使在南京传教的王丰肃、曾德昭、钟鸣礼等十三人被捕入狱；更有多名传教士受追捕、遭驱逐。危难中，邓玉函更认识到天文学的重要，认为这是他们在中国有立足之地并打开局面的根本。于是他又写信给法倍尔请求援助，说：“我们在中国修历法，对日食的推算最感觉需要，因靠修历法名义，便不致被驱逐出境。”［3］

邓玉函还曾与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J. Kepler）联系，为中国修历向他谋求帮助，并告诉他中国推算日食月食的方法和中国古籍《尚书》、《诗经》中关于星座、日食月食的记述。［4］开普勒遂给邓玉函复信表示要帮助他，可惜没等到这一计划实现，他就去世了。

1629年，当中国历局设立时，中国科学家徐光启邀请龙华民和邓玉函进入历局工作，后来许多实际的工作则是由邓玉函来做的。徐光启对他极为信任，崇祯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对皇帝说：“龙华民、邓玉函二臣，见居赐寺，必得其书其法，方可以校正讹谬，增补阙略。盖其术业既精，积验复久，若以大统旧法与之会通为一，则事半功倍焉。”［5］邓玉函没有令徐光启失望，他在半年时间里就撰写了《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历书总目录》，编写各种换算表十卷。这些都是奠基性的工作。他还指导历局人员制造七政象限大仪二座，测量纪限大仪一座。其工作效率之高，成就之大，确非常人可及。

由于邓玉函在解剖学、机械制造、植物学、数学和天文学等方面的贡献，他在中国获得了著名的医生和科学家的荣誉。由于长期过度劳累，积劳成疾，邓玉函在中国尽心尽力工作、服务了九年后，于1630年在北京病故，年仅55岁。葬于滕公栅栏天主教墓地，其墓碑碑文称他为“各个科学领域的杰出学者”，可谓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