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淑静

丁淑静于1890年出生在山东省临清县，其父母都是佛教徒。当她六岁的时候，有一天夜晚醒来，看到母亲正跪在一个小佛像前祈求。母亲在烛光中的面容，使她陡然产生一种敬畏感。那一瞬间的感受，引导她日后走上了信仰之路。

丁淑静十几岁时归信耶稣基督，先后进入山东德州和河北通州的教会学校就读。在教会中学女宣教士的影响下，自中学时代，她就立志追求高学历和个人事业，并学会靠信心生活。1907年，丁淑静迈出人生中不寻常的一步，在教会的资助下，她进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该大学成立于1905年，为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女子大学。1911年，丁淑静成为第一位从中国高等院校毕业的女性，为数不多的中国女性精英团体中的一员。就在她毕业后不久，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导致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终结。

大学毕业后，丁淑静到山东的一所教会学校任教。1914年，她应聘到裨治文中学（Bridgeman Academy）工作。仅五个月后，丁淑静就离开这所中学，到刚刚成立的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就职，因她认定这个以服务妇女为宗旨的机构更适合于她。从此，她走上属于自己的道路。从1916年进入女青年会，直到20多年后去世，她再也没有离开过。丁淑静终生未婚，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青年会事业。

1919年，北京女青年会派送丁淑静到美国，接受女青年会工作的专门培训。作为中国妇女的典范，丁淑静广泛接触美国妇女领袖，参观各地青年会机构，为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募集资金。1920年，丁淑静回到北京，担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成为担任此职的第一位中国女性。

1921年10月，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格蕾丝·科波克（Grace Coppock）去世，罗莎莉·瓦纳布（Rosalee Venable）女士暂时接替了这个职位。她打算遵照格蕾丝的遗愿，在适当的时候把总干事的职位交给她们所看中的丁淑静。1922年下半年，丁淑静被任命为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干事。在她的带领下，女青年会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并制定了宪章。1923年，33岁的丁淑静受邀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助理总干事；次年，她被派送到美国接受高级培训。培训尚未结束之时，罗莎莉就辞去总干事的职务，让位给丁淑静。在美国接受培训的一年里，丁淑静形成了对青年会在中国发展的独特看法以及她的领导思路。1925年，丁淑静结束在美国培训回到上海。1926年1月1日，丁淑静正式接任命总干事之职。

丁淑静思想开放，她把耶稣基督的教训和孔孟思想结合起来，实践其青年会工作的理念。她曾在女青年会的出版物上引用孔子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并评论说：“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大道之行’，意思就是人们一旦能够行出上帝的旨意，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隔阂，我们就会享受大同世界的和平。” 她引用新约《以弗所书》第2章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最后总结说：“如果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爱，就有可能把孔子的这梦想实现。”（Salt and Light, P. 80-81）丁淑静以基督为中心，督促自己和同仁通过基督来寻求内在生命的意义：“我们首先要强调，也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学习基督关于我们生命的教导，并且要加深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机构，来彰显基督的能力。” （Salt and Light, P. 81）从丁淑静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她对基督的爱影响了她的领导艺术，同时也让她相信，作为一个妇女团体，女青年会在共同的信仰、致力于世界和平的理想的推动下，一定大有希望。

1925年5月，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联盟大会在华盛顿召开，丁淑静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见解独到的讲话，为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其担任总干事的十年里，丁淑静主持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到20世纪30年代，针对农村和城市的服务性工作项目全部建立起来，女青年会为中国各阶层妇女的生活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丁淑静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和组织者，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妇女运动。她长期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和裨治文中学、上海的中西女子中学，以及中华全国妇女协会的管理委员会中担任成员。此外，她还招聚中西各方人士一起从事公共服务，参与全国儿童福利协会，以及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等机构的工作。她强烈希望女青年会能够在社会公共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

1927年9月，女青年会负责工业领域女工服务的干事们召开会议，详细制订出对女工进行扫盲教育的计划和方法。在丁淑静的鼓励和支持下，女青年会在一年时间里，在五个工业区内开办了六所扫盲学校。她们采用晏阳初编写的《平民千字课》系列教科书，教女工们识字、读书、写信；同时她们也在女工中培养领袖人才。丁淑静强调女青年会的重要职责是将所有的妇女团结起来，不分民族、国籍和社会阶层。她提倡女青年会重点服务对象是女工，但并不只是局限于这个领域。1933年，当第三届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代表们不仅有来自工业化地区的，也来自农村地区的。1934年9月，女青年会更拨款建立了女工服务中心，在其中设立女工宿舍、医疗中心和职业服务等部门，最终发展成为新干事培训中心。

丁淑静致力于把女青年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特色的机构，最终建立一个世界性社区模式，以联络各民族和社会各阶层人士。早在1924年她担任全国总干事之前，就曾与罗莎莉讨论过这个问题，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外籍人员必须要离开青年会。我们应该任人唯贤，择优录取，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需要接受帮助，也需要参与派遣。”（Salt and Light, P. 93）这番话表达了她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她坚信：一个由各个国家的人所组成的服务团队，对于女青年会在中国的事业来说，是绝对需要的。为了让女青年会这个“世界性社区”更加具有代表性，丁淑静努力让该会管理委员会更加具有国际特色，拥有更多不同国籍的工作人员。1931年，丁淑静清楚阐明她对女青年会在中国事业发展的计划和理想：“如今，日益增长的国际主义意识让我们相信，在我们和外国同事之间，不应该设立人为的障碍来阻挡彼此的交流。我们盼望一种合作和互惠的国际关系，并期待这种关系能够长期维系下去。”（Salt and Light, P. 94）

1932年初，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女青年会也参与到抗日救国活动中去。1935年11月，丁淑静作为世界女青年会的代表出席日本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会间，她与日本基督徒妇女一起讨论日本侵华问题，帮助她们明白战争真相。

1936年8月，丁淑静利用休假时间，转道美国，在纽约见到老朋友罗莎莉·瓦纳布女士，并坦言自己打算辞职。世界女青年会联盟知道后，决定邀请丁淑静担任女青年会世界管理委员会的终身会员代表，旨在开创“与东方合作的新纪元”。面对这个令人向往的职位，丁淑静颇为犹豫，因为她不希望自己刚刚辞掉一个全职工作，又接受另外一个。正当此时，也就是在丁淑静休假的最后一个月里，由于牙齿发炎导致了败血症，她被送进医院，不幸于1936年7月27日与世长辞，年仅46岁。

丁淑静逝世的消息一传出，人们皆为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妇女领袖而痛惜。英国女青年会管理委员会副监督长普罗科特（Proctor）女士称赞丁淑静说：“她具有政治家的才能和远见卓识，明白人性的美好都是深深根植于对上帝的爱中；她回应上帝的呼召去服务别人，将上帝的爱化为无私和良善传递出来。” （Salt and Light, P. 96）

日本女青年会全国管理委员会主席松隆子（Matsu Tsuji）女士这样写道：“尽管我们天各一方，却与你们一样怀念丁女士这位杰出的领袖。我们敬仰她，是因为她将自己完全献给了上帝，不论她在哪里，在做什么，她都跟随圣灵的带领。然而，就在我们最需要她的智慧和经验的时候，需要她像从前那样带领我们走过许多艰难处境的时候，她却突然离我们而去。我们对丁女士去年秋天在我们当中参加大会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这将成为美好的回忆，永远珍藏在我们所有成员的心里。”（Salt and Light, P. 96）

女青年会外籍干事耿丽淑（Talitha Gerlach）女士这样评价丁淑静说：“她始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诚实面对国际舞台上的基本事务。她对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实现国际和平充满信心。对于她来说，女青年会将继续成为实现这种理想的途径和解决问题的平台。她对日本侵华战争所表示的愤慨，表现了她对世界和平基础的深刻认识，她曾说：‘我们热爱和平，但是更热爱公义’。爱和善良是世界和平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对于丁淑静来说，只有在国际关系中实现了公义，世界和平才能最终实现并持续下去。”（Salt and Light, P. 97）

丁淑静在其有生之年，还培养出蔡葵和邓裕志这两位妇女领袖。蔡、邓二人皆于1927年加入女青年会，在丁淑静手下工作过十年。丁淑静离世后，蔡、邓二人先后领导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长达3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