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步西

杜步西（Hampden Coit DuBose）于1845年9月30日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Alabama），年轻时就读且毕业于乔治亚州的哥伦比亚神学院（Columbia Theological Seminary）。从苏州基督教使徒堂内“杜步西纪念碑”碑文可知：杜步西少时聪慧，尤好读书，性情和蔼，学问渊博。1872年4月，杜步西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拉德加（Talladega, Alabama）与宝琳小姐（Pauline Elizabeth McAlpine）结婚。宝琳比他小5岁，也是阿拉巴马人。同年，杜步西作为美南长老会宣教士，奉派前往中国宣教。于是，年轻的杜步西带着自己新婚妻子启程，经上海、杭州，再到苏州。

初抵苏州，人地两生，杜步西与妻子就在养育巷和富郎中巷交汇处租房住下，开始了漫长的宣教生涯。夫妇俩兢兢业业，先在苏州城内盘门葑门开始，渐及周边的杨家桥、横泾、光福等乡村传道，再远至太湖一带。与苏州人接触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适应苏州生活，并学习苏州话；还特地拜访当地名师宿儒，虚心考订方言文学。他们通常上午读书，下午讲道，寒暑不辞。当时在中国宣教绝非易事，杜步西曾感叹道：“在美國用三四週時間，就可以使一个城镇全部皈依基督，可是在中国改变一个城市的信仰则需要三四个世纪。”其艰难可想而知！

在苏州站稳脚跟，并逐步打开局面后，杜步西在养育巷东侧购得荒地5亩7分，兴建长老会盘门教堂，即今日“使徒堂”之前身。教堂建成后，杜步西开堂布道，格外殷勤，不久即声名远播，连许多在附近种菜的人都跑来听他讲道。有记载说“一时信徒麋集，车辙盈庭。”

经数年之功，杜步西等宣教士不仅在苏州城区设立了教堂，而且还在苏州四围的浒墅关、陆墓等8个镇设立教堂14处。随着他们深入民间与苏州人亲密接触，才逐渐发现苏州一带吸食鸦片问题之严重。虽然林则徐禁烟运动已经过去30多年了，鸦片战争也已成过往。但他所看到的依然是鸦片流毒甚广，遗害无穷，令人触目惊心。因此他内心产生出一个强烈的感觉，并促使他做出决定：我要为中国人做些什么。于是杜步西和美国监理会宣教士、博习医院创始人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等西方宣教士（多位是医疗宣教士）发起成立了中国禁烟会（Anti-Opium League in China），由杜步西担任首任会长。这是中国最早的禁烟会，他们宣传戒烟，上书中国政府，并在英美两国为中国人奔走呼号。随着禁烟会声势渐大，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进来。杜步西于1895年上书英美政府要求停止向中国销售鸦片；他还不断地写信给美国参议员呼吁。在一封写给美国参议员麦克劳林（John McLaurin）的信中，杜步西呼吁美国应负起道德责任，因为它正在和英国一样，以损害中国人的健康而获利。同时杜步西还征集了一份超过1000名在华宣教士签名的请愿书，上书给光绪皇帝。皇帝因此下诏，其诏书几乎逐字照搬杜步西请愿书的内容，禁止鸦片贸易和吸食鸦片。至今，基督教使徒堂院内还竖有1910年该堂教友公立的“杜步西先生纪念碑”，上面记录着杜步西当年的禁烟事迹和众多宣教士的名字。

1899年，禁烟会出版了影响深远的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100多位医师对中国的吸食鸦片问题之看法》）一书。这是一本由100多名专业医生参与的调查报告，书中阐述了禁烟会的宗旨，力陈鸦片的危害，最终影响了公众舆论，起而反对鸦片贸易。在杜步西及其同仁的不懈努力下，他们的禁烟之举终于获得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美国国会，以及万国禁烟会的支持。1906年，禁烟会取得成功，英国国会声明鸦片贸易“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

杜步西在从事宣教与社会关怀工作之余，还写有多本中西文著作，计有：Preaching in Sinim: The Gospel to the Gentiles, with Hints and Helps for Addressing a Heathen Audience (1873)（《在华传道——传福音给外邦人》）；The Image, the Dragon, and the Demon: Or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1887）（《中国的三教：儒、释、道》），以及《天道讲台》（中文版）等书。

1910年阳春三月，杜步西在其多年居住的大卫巷（今仓米巷内）寓所内去世，离开他所挚爱，并为之奉献一生的苏州古城，回返天家，在世享年65岁。大卫弄于20世纪50年代并入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杜步西寓所充作外科病房。如今，巷墙高处“大卫弄”路牌仍依稀可辨。

杜步西在苏州宣教38年，他的慈言善行感动了无数苏州人。在他去世后，不少人自发地纪念他。昆山儒生张祖龄为他撰写碑文，并由匠人铭刻在碑。其中有云：“先生虽死，如永生也。……巍巍先生道参古今，……华美交深渺矣，先生中外同钦。”等感人字句。

杜步西和宝琳共生育5个儿女。杜步西离世后，其子杜翰西（Palmer Clisby Dubose）前来苏州接续他的工作。1914年2月，宝琳逝世并葬于苏州。1920年杜翰西翻建了教堂，为纪念父亲杜步西，特命名为“思杜堂”，并在那里宣道直到因病回国。据说他的苏州话讲得十分地道。

1951年，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中，在一片“反帝”、“批判崇洋媚外思想”声中，“思杜堂”牌子被除掉，改名为“使徒堂”。大跃进年代，基督教各宗派实行联合礼拜，使徒堂又改称为“耶稣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使徒堂被关闭，由苏州乳胶厂占用。直到1980年4月6日复活节，使徒堂才得以恢复礼拜，成为文革后江苏省首先恢复开放的教堂。如今使徒堂默然静坐于养育巷一隅，与苏州市树——香樟树相映成趣，成为古城异域文化的一道景观，也见证着杜步西时代以来的百年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