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美

范子美，又名范祎，号皕诲。1866年生于苏州，5岁时随父亲迁居上海。他自幼聪明过人，13岁时参加科考童试，即获得秀才资格，故有“小秀才”之称。从16岁起，他开始参加乡试，1893年获举人资格。后来他曾两度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遂回苏州任教。其间，他潜心研究宋明理学，熟读四书五经，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1886年，范子美20岁时，在苏州娶一张姓女子为妻，婚后育有两子，名为稚圭和瑾怀。

甲午战争失败后，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主张变法维新，以挽国势。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下，范子美的思想受到很大触动。他开始对传统经学不满，转向政治、经济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研究。他认为传统经学不能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于是大力回应变法维新之举，先后出任《苏报》、《实学报》及《中外日报》记者，在上述报章上撰文，鼓吹新政。

从戊戌变法到庚子事变年间，范子美广泛涉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著作。1900年，他得遇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林氏于1868年创办了《教会新报》（1874年易名为《万国公报》）。《万国公报》是广学会出版的主要刊物，对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影响深远。通过《万国公报》，以及与林乐知的相交，范子美逐渐放眼世界，从欣赏“西艺”（科学技术）、“西政”（政治思想与制度）、进而接受“西教”（基督教）。从其自述中可见一斑：

“余自见林先生，从问欧美宗教学术政治文化，而余之思想乃大变。宋学固为迂腐，汉学亦甚支离。今林先生博我以世界之大观，启我以自然之奥理，予我以平等自由博爱之精神，西方文明，洵可豔羨，余何幸而得遇斯人乎。”（《青年进步》，102，67页）

1902年，范子美正式加入《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成为林乐知晚年重要的”代笔”，同年偕全家受洗，成为基督徒。

范子美对基督教的接纳，显然是出于强烈的文化危机感。甲午前，他深受传统（理学及经学）影响，甲午后，他对旧学的强烈不满，使其进一步倾慕“西政”，期盼借著维新变法，能够建立新的政治及社会秩序。戊戌政变及义和团运动后，范氏开始全盘否定传统的经学和理学，并发现“西教”与“西艺”和“西政”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如此说：

“西国何以富强。曰政治也，学问也。政治之善若宪法，学问之善曰格致之属。斯皆然矣，亦知非其本源乎。本源奚在？曰在真教化，……耶稣基督乃真教化。” (范祎，“论人有治理万物之权”，《万国公报》，复刊卷165（1902年10月），总34册，21268页)。

由此范子美确信，基督教信仰正是“救我一人与救我四万万之同胞”的唯一保证。他认为多年来中国在改革新政上一直无法成功的原因，在于只有“虚名而无实际”，未能直探西方富强的本源——“真教化”之所在。而儒学则为“伪教化”。中国不能成功达致富强的关键，既在于缺乏“真教化”之本体，也是“伪教化”的阻力使然。所以，追求中国富强之道，在于确立“真教化”之道，明白一切“西政”、“西学”悉本于“西教”，并彻底清算“伪教化”（即儒家传统）的阴影，才能使中国得以脱离积贫积弱的现状。故此，范子美在不惑之年，宣告与儒家传统决裂，转而追求“真教化”。

自此，范子美视注重知识普及的工作，视文字传播工作为重要的教育启蒙媒介，以杂志报章为“社会之公共教科书”，各种社会阶层的人都能够从中学习。而知识普及传播与国家富强之间，有著密切的关系。1905年清室废除科举后，范子美著手筹办《通学报》，传播历史、地理、算术、科学及英文等内容，供那些有志于追求新知而不能进入新式学堂的人自修。他确信，真正开启民智的工作，必须是从“内”而“外”的，也唯有本于“真教化”的基础，启蒙的工作才能完成。

除了借文字普及知识的工作外，范子美还致力于教育普及的工作。他曾创办振华学校，并参与林乐知在上海所创办的中西女塾的教学工作，以推动女子教育，长达10年之久。因为他深信，中国积弱的原因，跟长期以来对妇女的压制不无关系。救国必先救人（接受“真教化”），而人之是否得救，又仰赖于妇女是否得到释放。在他看来，中西女塾是“启蒙”的途径之一，它可以破除中国一直对女性的“禁锢”及“压制”，而臻于国富民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政权，以共和政体取代了君主制度，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同年9月，范子美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巴乐满（Fletcher S. Brockman）的邀请，正式加入青年会书报部，担任《进步》杂志的主编。1917年3月，《进步》与《青年》合并成《青年进步》，范氏继续担任主编的工作，直到1935年退休。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是将中国现存问题归咎于“民心”与“民德”的衰弱，并确信耶稣基督的人格是解决国家问题的根本办法。这宗旨与范子美的“真教化”和“人格救国”的主张相符。他坚信，要从本质上革除国民的腐败思想，摆脱“奴隶国国民”的本性，首先要提升“国民程度”，即提升国民的道德、知识及体质这三种素质。借著对个体的全人救赎（包括德、智、体、灵）及团结个体（群），来建构理想的国民人格。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范子美谋求以“基督教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提出建立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道德伦理、政治和经济学说；同时也提出服务社会（博爱主义）、关顾低下阶层（平民主义）及行动救国（爱国主义）的理念与实践。他拒绝以“救国”取代“人”的完善，始终坚持以“基督人格”作为救国的基础。他所追求的“天国”，就是要在地上建立理想的新世界。

范子美也十分关注国际合作问题，认为虽然中国饱受列强的欺淩，和不平等的对待，但中国必须要培育爱好和平之国民，以促进国际友谊，实现人类大同。在这点上，他肯定儒家的“大同”理想，相信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合作，能够促进世界和平。

范子美在青年会时期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全盘反对儒家传统文化，转变为强调“国粹”与“国痼”的区别。“国粹”理当保存，“国痼”定当切除。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同时，也重新反省基督教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接著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基督教信仰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关系。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促使范子美对基督教本色化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1929年，在其《我的新耶稣观》中，他断言：“基督若不中国化，中国决不会基督化。”

1924年1月，范子美发起成立了“国学研究社”，以《青年进步》作为重估中国文化价值的平台，在调整昔日偏重西方文明的路线的同时，对中国价值及文化予以相同的重视。此时在他眼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不再是对立的矛盾，而是互补与协调的关系，并以此作为基督教“本色化”的核心价值。

1935年，年届70岁的范子美决定从青年会退休。为了对其多年来服务青年会表示肯定，青年会特地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以表彰他多年来服务青年会的贡献，并赠送写有“名山伟业”四字的银碗以作纪念。可惜他退休之日，正值中国灾难深重之时。当时东北三省已被日军占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开始为生存而奋战。范子美深深地为中国的国难而悲伤。1939年9月，范子美在上海病逝，享年73岁。

范子美的一生，可说是徘徊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在文化相互冲击、交流与互动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他一直致力于整合东西文化，同时对国家富强或现代化的追求，可说是其终极关怀所在。“儒者基督徒”之称，用在他身上颇为贴切，恰好可以用来总结其事业与抱负。他的一生，是为现代化的中国及本色化的教会而努力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