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贵石

冯贵石（Francesca French）于1871年出生于比利时的布鲁日（Bruges，Belgium），在家中排行老二。父母（Erington and Frances Elizabeth French）皆为英国人。当其全家搬到瑞士的日内瓦之后，她同姐姐冯贵珠（Evangeline French）一起进入日内瓦中学读书，后随父母回到英国。姐妹俩回到英国后，一时很难适应那种刻板的社会环境，姐姐贵珠曾经非常叛逆，心中充满苦毒，甚至出言亵渎上帝。而贵石则相对安静、顺服，在信仰上也先于姐姐归信基督。故当姐姐迷失时，她从旁给予及时的提醒。后来圣灵进入贵珠心中，使她幡然悔悟，双膝跪在耶稣的脚前，恳求赦免她过往的叛逆与过犯。

冯贵石在性格上与其姐姐不同，她是一个爱笑、安静，可以自得其乐的孩子，但遇事常常优柔寡断。因为她太看重自己的感觉与经验。每当该做决定的时侯，她心里常常对自己说：“这些不过是你一时的感觉与情绪罢了，待明早起床时，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因此她很难突破自己的心结。

姐姐贵珠的生命改变后，决定一生跟随主，开始热心于教会事工，带领主日学，投入教会在贫民区的事工，渐渐地她清楚神呼召她去中国宣教。1890年，冯贵珠加入了“中国内地会”。通过面试后，接受两年的训练，于1893年奉派前往中国山西宣教。

从瑞士搬回英国后，冯贵石也在信仰的挣扎中经历了生命的改变。当姐姐赴中国宣教时，她本欲与姐姐同往，但因父亲突然过世，她就成为年迈母亲唯一的陪伴者。在家庭责任和教会的服事中，她只好顺服，安静等侯神下一步的带领。

1900年中国发生“庚子拳乱”，山西成为祸乱的重灾区，许多西方传教士被杀害。当时在山西宣教的冯贵珠音讯全无，一度曾被媒体列入殉道者名单之中。为此，身在家乡的冯贵石和母亲饱受精神折磨。事实上，在这次的动乱中，冯贵珠的许多同工和好友都为主殉道了，她和一队宣教士历经千难万险，最终逃到汉口，幸免于难，但所遭遇的惊恐和伤痛，使她不得不返回英国休养身心。期间有人问起：“难道你还要回中国继续宣教吗？”她都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有太多痛苦的记忆让她一时难以释怀。但她一回想起那些在动乱中勇敢救助她的中国信徒，就感觉自己欠中国教会的债，以至于在动乱过去后，她决心仍去山西还债。

正当此时，冯贵珠生命中的一位宣教同伴出现了，她就是盖群英（Alice Mildred Cable）。当拳乱发生时，盖群英正要与未婚夫一同出发去中国，但接踵而来的残酷消息却使那位男士改变了心意。他给盖群英两个选项：要么两个人留在英国结婚，要么她一人继续前往中国。虽然盖群英心中感到万分痛苦，但最后她还是毅然解除了婚约，坚持启程赴华。1901年，内地会安排她去山西与冯贵珠配搭事奉，此后她们结成亲密无间的宣教伙伴，一起同工直到终生。1902年，她们接受内地会差遣，一同去往山西霍州地区，与当地教会合作，从事妇女宣教工作，每日向那些居于深闺之内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传讲耶稣基督，分享基督之爱。

1904年，冯贵珠和盖群英在霍州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首批学生24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70多位少女和已婚妇女在这里接受教育。冯贵珠和盖群英在多年的配搭事奉中结为莫逆之交，两人有着同样的心志，在圣工上默契十足，在生活上相互扶持，成为形影不离的好姊妹。

1908年，冯、盖一起返回英国述职，此时冯氏姐妹的母亲刚刚去世不久，家里只剩下妹妹冯贵石孤单一人。看到久违的姐姐和久仰的盖群英情同姐妹，宣教事业有成，心中非常羡慕。盖群英看出冯贵石的心思，遂邀她加入他们的宣教行列。贵石这时已无牵挂，欣然与她们一起，踏上中国宣教之途。此后这三位姊妹在中国大西北漫漫宣教路上相互扶持，同甘共苦，按着各人的恩赐配搭事奉，谱写出一段宣教传奇，被人誉为内地会“三女杰”（The Trio）。她们终生未婚，一直生活、宣教、工作在一起，直到终生。

在英国休假期间，姐妹三人共同祷告，求神为扩展她们的办学事业预备资金。虽然她们从来没有公开募过款，却收到足够的资金去建造一座可容纳600人的教堂和一座可收纳86位学生的学校。1910年，当教堂和学校落成开放时，三姐妹为来自周边地区的妇女举办一个为时6天的宣教大会，共有500多位妇女参加。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女人常年深居闺阁，足不出户，这次大会可说是史无前例。在大会结束之时，有250位妇女起身分享她们这些天的学习收获。

她们学校的学生逐渐增加到100人，到1913年，第一班师资班毕业。在20多年时间里，三姐妹和其他同仁，共培养造就出1000多名女传道人和圣经教师。在她们不懈努力下，大批的妇女听到福音，受到教育，霍州因此一度成为基督教妇女工作的中心。此外她们还在霍州设立了诊所和戒毒所。由于她们的教育体制和方法先进，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高质量，因此当山西巡抚于1923年决定在全省开办70所学校时，他们培养出来的师资均被要到各校任教。

但三姐妹的心并不满足于此，她们内心似乎有着更大的宣教负担。因为在某次宣教士退修大会上，她们听到在西北的大漠中的甘肃还有很多未曾听闻基督的城市，在从甘肃到新疆1000多英里之遥的丝绸之路上尚无基督徒之脚踪时，她们的心被震动了，他们共同听到了中国大西北的呼声，于是她们买了一张甘肃地图挂在家里，一起祷告寻求神的进一步带领。同时她们搜集有关甘肃的各样资料，为将来可能的行程做准备。虽然她们舍不得离开经营多年的霍州教会，虽然他们也知道前程充满艰辛和挑战，但她们也考虑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使命。于是她们制定出雄心勃勃的西行计划，决心穿越茫茫戈壁沙漠，把福音传到更为遥远、偏僻的传教士未至之地。最后在1923年6月，他们毅然辞别了霍州的乡亲前往甘肃，义无反顾地走向充满未知的大漠。当她们抵达第一个目的地张掖时，已经历时9个多月，走过800多英里路了。

时在张掖有一个很小的教会，该教会的牧师看到盖群英和冯氏姐妹三人到来非常高兴，以为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因为他实在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女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三姐妹感到很为难，因为她们本不想在张掖久留，但又不好拂了他们的期盼。无论如何，这位牧师极力劝说她们留下来，至少要留到夏季再走，并许诺到秋天或冬天时，教会派一队人和她们一起出去，到周边地区去传福音。再三挽留之下，三姐妹只好留了下来，为张掖的基督徒男女开办了一所圣经学校。是年夏末时，有50多位信徒受洗，教会人数倍增。金秋时节，三姐妹带同教会同工一起到附近城镇集市上传福音。她们在集市上高唱圣诗、布道、出售圣经和福音书册。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到集市上采购他们所需用的东西。在买卖东西之同时，他们也顺便到盖群英她们的帐篷中来听福音，走时还买些基督教福音书册带回去。每当集市结束时，三姐妹就到附近各村镇去开福音布道会，还特别向那些穆斯林妇女传福音。许多来参加聚会接受教导的人都是文盲，因此教他们识字成为首要之事，以使他们能够阅读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在其后三年里，共有523人在她们举办的查经班里学会了读书识字。三姐妹再进一步训练一些人成为传道人，这样当她们离去时，福音可以在这一带地区继续传扬下去。

1924年底，“三女杰”沿着丝绸之路继续西行，于是年冬天居于肃州（酒泉），这里是进入茫茫戈壁沙漠的最后一个城镇，因此许多旅行者通常都在这里调整身心，备足给养。当时三姐妹带着一群张掖教会和圣经学校的信徒和学生，一路训练他们传福音，然后差派他们出去，或在街上布道，或进入住户向家庭主妇们传福音。到春天时，大部分学生都回到了张掖，只有很少几位留下来协助她们。三姐妹时常利用夜晚举行儿童崇拜会，孩子们的父母往往被动听的音乐所吸引，渐渐乐意留下了参加聚会，聆听福音信息。孩子们亦把学到的赞美诗、祷文和圣经经文转教给自己的父母。三姐妹因此成为酒泉民众中间的知名人物。

1925年夏，三姐妹花了两个多月时间，遍访从酒泉到甘肃边界一带的所有城镇。在这一旅程中，她们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客栈中，都向所有她们遇见的人传福音。她们在敦煌也待上好一段时间，数世纪以来，这里是印度人、汉人和西藏人相汇的枢纽。当汉人沉溺于鸦片烟瘾之中时，回民曾一度控制着敦煌的商贸活动。

1925年冬天，三姐妹回到酒泉继续她们的圣经学校。次年夏天，她们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北行，穿过戈壁沙漠前往乌鲁木齐。为避开夏季白天的炎热，她们常常乘夜晚凉下来之后赶路。沿途为她们提供住宿的地方都是些非常原始的小客栈，且很难找到干净的水。她们向客栈中南来北往的人传讲福音，常常和人们一起围坐在院子中间的篝火旁，与他们边吃边谈。当到达甘肃和新疆的交界处，为拿到乌鲁木齐官员发给她们“通行证”，她们需要等上好几天，才能继续赶路。藉此时机，她们就向那些一同等待穿过边界的人传福音，唱诗给他们听。拿到通行证后，她们花了6天时间，行程150多英里，到达了新疆的哈密。沿途无论谁请她们到家里去，她们都抓住每一个机会传福音给他们听。最后到了乌鲁木齐，她们受到当地两个男传教士的欢迎，并且受到新疆省长的会见。1926年，三姐妹从乌鲁木齐又行过700多英里的路程，抵达中俄边境，她们取道西伯利亚回到英国伦敦休假。

在英期间，“三女杰”应邀到许多教会演讲，报告有关中国的一切。她们敦促更多的人到中亚商贸路上去，因为在这条路上可以遇到来自中亚各国的人民，而这些国家大都是对传教士关闭的。

1928年3月，“三女杰”重返中国。回程十分艰难，因为当时中国正值兵荒马乱的年代。她们在路上整整旅行了8个月，直到11月才抵达甘肃。在随后几个月中，三姐妹开始新的征程，沿着丝绸之路到西藏和蒙古交界处广大地区传福音。沿途她们发现许多城镇的城门都紧锁着，以防止回军的进犯，因此她们在传福音的程途上多次受阻。但所到之处，皆有许多民众聚拢来听她们宣讲福音。当她们在回民地区旅行时，都谨遵穆斯林饮食上的禁忌，尽可能减少她们与当地民众之间不必要的障碍。当她们再次到达乌鲁木齐时，便去探访那些政府官员和她们的眷属，类似这样的造访，只有她们才可能做到，而那些男传教士则不方便接触女性。三姐妹组织了一个妇女宣道会，使得当地教会女性信徒稳定地成长。

1930年2月，三姐妹踏上回返酒泉的行程。途中他们在吐鲁番停留了一个月，因为那里还是福音未至之地，期间她们走访家庭或举行公众聚会。当她们再次来到西藏和甘肃交界处时，看到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当地驻军的一个司令官竟然向她们购买圣经。当时她们的圣经已经售光，盖群英只好把自己的那一本圣经送给了他。在这次长达16个月的旅行布道中，她们共走访了2700多户人家，举行了665场福音聚会，售出4万多本圣经。

“三女杰”在酒泉度过了一个冬天，见证了当地基督徒的慈行善举。1931年春天天气转暖后，她们再次出发前往蒙古交界地区。沿途她们看到许多以前宣教路上遇到的人们，欣喜地看到她们先前播撒到福音种子已经悄悄地发芽生根了。

同年夏天，战争蹂躏了酒泉，许多平民百姓被杀。三姐妹决定离开这里。是年秋天，她们离开酒泉到敦煌，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虽然她们离开那里已经多年了。她们利用一个回民客栈举办福音聚会和崇拜，并且惊喜地看到竟然有那么多人来参加，而且发现一个新的教会已经在这里悄然出现，因为多年前她们经过那里时，为民众留下了圣经，有些人通过读经而信了主。但是不久，穆斯林军来到，占领了敦煌，整个城市落入穆斯林手中。穆斯林军队控制了丝绸之路600英里之遥的大片地区。穆斯林将军马仲英把三姐妹召到他设在安息的总部，这里距敦煌有80英里之遥。马仲英向她们索要医疗物品，要她们每日为他疗伤。三姐妹深怕他把她们据为人质，因为这人的性情残忍且不可预料。故当将军伤愈后，就请求允许她们回敦煌，最后竟然得到他的允准。

回到敦煌后，因局势险恶，三姐妹开始准备逃亡，虽然她们知道看守兵丁早已接到不许她们离开的命令。1932年4月，她们收拾好行囊，就好像她们平常要到附近出一趟门一样。她们也收拾好自己的居所，使其看上去仍像有人在里面居住一样。有一天她们得知城外的守兵放假一天，便将此看为从神而来的一个兆头。于是她们急忙离开城区，穿行入沙漠。当她们被两个士兵叫住要她们出示通行证时，她们只好把毫不相关的中央政府颁发给她们的护照拿出来给他们看。那两个目不识丁的士兵看后就挥手让她们通过了，这样她们就继续着充满危险的旅程。旅途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房屋十舍九空，客栈大都废弃了，她们只好靠着随身携带的食物为生。历经千难万险，她们最后总算安全抵达乌鲁木齐。此时她们清楚知道中国政局越来越糟，战争已不可避免，因此她们决定离华返英，否则性命堪忧。

1935年，“三女杰”再次来华，为获得去往乌鲁木齐的通行证整整等待了一个冬天，最终她们再次踏上丝绸之路，所到之处皆受到热烈的欢迎。当然她们沿途也看到战争给广大农村带来的创伤，许多村庄被摧毁。她们一路传福音到敦煌，在那里使多人受洗归入基督。然后到酒泉，在那里又逗留了6个月之久。虽然当时伤寒病流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她们仍然坚守在那里，并且办起了儿童班、查经班和识字班。

“三女杰”在西北大漠宣教途中，在甘肃酒泉遇到一个被人们称为“寡寡”的既聋又哑的小女孩儿，据说这女孩的父亲是蒙古人，母亲是藏族人，因其缺陷而被抛弃。这可怜的女孩每天靠给人打些零工得些施舍度日。有一个严寒的冬日，她被野狗咬伤，鲜血直流。她无工可做，也无食物果腹，恐怕难以熬过漫长的冬夜。就在她饥寒交迫之时，三姐妹救了她，给她摆上热腾腾的饭菜，关怀她的生活需要，使她第一次尝到了人间的温暖。当“三女杰”离开酒泉那一天，寡寡一路跟着她们的骡车，直到她无法再走，看着骡车缓缓消失在无边的荒漠之中。此后她天天守候在酒泉城门口，哭泣着向“三女杰”告诉过她的耶稣恳求，把这三位恩人带回到她身边来。

“三女杰”并没有忘记小寡寡，只是因为在充满未知的宣教旅途上，带着这样一个有残缺的孩子宣教实在不便。待一年后他们再次回到酒泉后，就四处询问她的下落。她们终于找到了寡寡，并且把她带回家。最后她们收养了寡寡，并给了她一个新名字Topsy，中文名字叫爱莲。她们为小爱莲制定了教育计划，教她读唇语、教她识字，教她认识耶稣。她们带着爱莲一同行路，一同冒险：在简陋旅馆的篝火旁、在蒙古贵族的帐篷里、在回族军阀的军营里，她们把握任何传讲福音的机会。

由于时局持续动荡，战争频仍，盖群英亦一直为哮喘病所困扰。到1936年，新疆当地军阀又命令所有的外国人都要离开甘肃和新疆地区。形势所迫，“三女杰”不得不结束了在中国的服事，带着爱莲一同回到英国，此后再也没能回来。

从1923年到她们离开中国时为止，在14年时间里，“三女杰”驾驭着马车，先后五次行走在丝绸之路上，把福音和基督之爱传给沙漠深处的各族人民，因此她们广为人知，被尊为“仁义之师”（Teachers of Righteousness）。她们使耶稣基督之名为丝绸之路上众民所知，她们沿途所发放的各种文字的圣经和福音书册被带往亚洲各国。通过她们多次造访，与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尊重，为丝绸之路沿途人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她们亲手培训出来的基督徒继续她们未竟的事业，甚至把她们的影响传向更远的地方。

十多年丝路宣教生涯，使她们成了“戈壁通”；而沙漠生活的磨练，也使她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女强人”。由于她们是最早穿越戈壁沙漠的西方妇女，故回到英国后，立刻被视为传奇性的人物，各地演讲邀请纷至沓来。因着她们的传奇经历和贡献，她们先后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李文斯敦奖章”（the Livingstone Medal），和皇家中亚学会颁发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纪念奖章”（the Lawrence of Arabia Memorial Medal）。

1938年，三姐妹退休定居在英国的多尔塞特（Dorset），退休之后，冯贵石成为远近闻名的讲员，经常应邀去国内外各地演讲；盖群英则忙于写作，而冯贵珠除了从事福音和妇女事工外，更多精力照顾她们领养的聋哑孤儿爱莲。

在英国的晚年岁月中，冯贵石与盖群英一起合着了多部有关中国宣教的著作，如《不再一样》（Something Happened）、《穿越玉门关与中亚》（Through Jade Gate and Central Asia），以及《戈壁沙漠》等书。盖群英主要负责汇集、整理资料和写作，冯贵石负责校对和修订工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戈壁荒漠》（Gobi Desert）一书于1943年出版，该书记录了从1923年到1936年之间三姐妹多次穿行戈壁沙漠的传奇故事，被认为“是许多关于中亚和沿着丝绸之路穿越中国西部沙漠的好书中最好的一本”，受到学术界的公认。她们的著作不但受到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等一致的推崇，也广受社会大众所喜爱。 1960年8月2日，在姐姐冯贵珠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后，冯贵石在瓦特福德（Watford）家中逝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