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贵珠

冯贵珠（Evangeline French）于1869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是家中的长女，父母（Erington and Frances Elizabeth French）皆为英国人。贵珠从小就精力旺盛，桀骜不驯，敢于冒险。当其全家搬到瑞士的日内瓦之后，她进入中学读书。毕业后随同父母回到英国，但她一下子很难适应英国那种刻板的社会环境，那时的她在思想上热衷于理性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新思想，她也同样用理性去理解上帝。随着她进入大学，投入左翼运动，内心的冲突就更为强烈，但她还无法否认神的存在和祂的诫命。她的性情也变得暴躁易怒，心中充满抱怨和苦毒，甚至一度停止去教堂。有一天在精神崩溃之中，她甚至出言亵渎上帝，亏得妹妹冯贵石（Francesca French）及时提醒了她。后来圣灵进入她心中，使她幡然悔悟。当她再次跨入教会时，她跪在耶稣的脚前，恳求赦免她过往的叛逆与过犯。

冯贵珠的生命改变后，决定一生跟随主，开始热心于教会事工，带领主日学，投入教会在贫民区的事工，渐渐地她清楚神呼召她去中国宣教。1890年，冯贵珠加入了“中国内地会”。通过面试后，接受两年的训练，于1893年奉派前往中国山西宣教。本来她妹妹冯贵石意欲与她同往，但因父亲突然过世，贵石就成为年迈母亲唯一的陪伴者。在家庭责任和教会的服事中，她只好顺服，安静等侯神下一步的带领。

1900年中国发生“庚子拳乱”，山西成为祸乱的重灾区，许多西方传教士被杀害。当时在山西宣教的冯贵珠音讯全无，一度曾被媒体列入殉道者名单之中。在家乡的冯贵石和母亲饱受精神折磨。事实上，在这次的动乱中，冯贵珠的许多同工和好友都为主殉道了，她和一队宣教士历经千难万险，最终逃到汉口，幸免于难，但所遭遇的惊恐和伤痛，使她不得不返回英国休养身心。期间有人问起：“难道你还要回中国继续宣教吗？”她都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有太多痛苦的记忆让她一时难以释怀。但她一回想起那些在动乱中勇敢救助她的中国信徒，就感觉自己欠中国教会的债，以至于在动乱过去后，她决心仍去山西还债。

正当此时，冯贵珠生命中的一位宣教同伴出现了，她就是盖群英（Alice Mildred Cable）。当拳乱发生时，盖群英正要与未婚夫一同出发去中国，但接踵而来的残酷消息却使那位男士改变了心意。他给盖群英两个选项：要么两个人留在英国结婚，要么她一人继续前往中国。虽然盖群英心中感到万分痛苦，但最后她还是毅然解除了婚约，坚持启程赴华。1901年，内地会安排她去山西与冯贵珠配搭事奉。此后她们结成亲密无间的宣教伙伴，一起同工直到终生。1902年，她们接受内地会差遣，一同去往山西霍州地区，与当地教会合作，从事妇女宣教工作，每日向那些居于深闺之内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传讲耶稣基督，分享基督之爱。虽然她们喜欢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但并没有以此为满足。她们时常彼此探讨什么才是中国教会当下最需要的。当她们认识到中国教会中极端缺乏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妇女时，就决定既要做传道人，也要做圣经教师，通过办学来培训基督徒妻子和母亲。不仅如此，她们还要培养出中国妇女传道人，以便将来可以接替她们的工作，使福音薪火代代相传。她们也要训练更多的妇女能够读书识字，以便将来有能力做好各项教会工作。

1904年，冯贵珠和盖群英在霍州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首批学生24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70多位少女和已婚妇女在这里接受教育。冯、盖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课程，教她们读书识字、基督教信仰、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同时也让学生们与各自家庭保持着密切联系。每逢农忙时节，她们就给学生放假，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家，帮助家庭春种或秋收。她们也关注女人缠足问题，以及孩童生活状况，特别关注溺杀女婴之恶俗。她们还鼓励学生们去思考自己的生活与人生，去探索自己周围的世界。冯贵珠和盖群英也在多年的配搭事奉中结为莫逆之交，两人有着同样的心志，在圣工上默契十足，在生活上相互扶持，成为形影不离的好姊妹。

1908年，冯、盖一起返回英国述职，此时贵珠的母亲刚刚去世不久，家里只剩下妹妹冯贵石孤单一人。看到久违的姐姐和久仰的盖群英情同姐妹，宣教事业有成，心中非常羡慕。盖群英看出冯贵石的心思，遂邀她加入他们的宣教行列。贵石这时已无牵挂，欣然与她们一起，踏上中国宣教之途。此后这三位姊妹在中国大西北漫漫宣教路上相互扶持，同甘共苦，按着各人的恩赐配搭事奉，谱写出一段宣教传奇，被人誉为内地会“三女杰”（The Trio）。她们终生未婚，一直生活、宣教、工作在一起，直到终生。

在英国休假期间，姐妹三人共同祷告，求神为扩展她们的办学事业预备资金。虽然她们从来没有公开募过款，却收到足够的资金去建造一座可容纳600人的教堂和一座可收纳86位学生的学校。1910年，当教堂和学校落成开放时，三姐妹为来自周边地区的妇女举办一个为时6天的宣教大会，共有500多位妇女参加。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女人常年深居闺阁，足不出户，这次大会可说是史无前例。在大会结束之时，有250位妇女起身分享她们这些天的学习收获。

她们学校的学生逐渐增加到100人，到1913年，第一班师资班毕业。在20多年时间里，三姐妹和其他同仁，共培养造就出1000多名女传道人和圣经教师。在她们不懈努力下，大批的妇女听到福音，受到教育，霍州因此一度成为基督教妇女工作的中心。此外她们还在霍州设立了诊所和戒毒所。由于她们的教育体制和方法先进，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高质量，因此当山西巡抚于1923年决定在全省开办70所学校时，他们培养出来的师资均被要到各校任教。

但三姐妹的心并不满足于此，她们内心似乎有着更大的宣教负担。因为在某次宣教士退修大会上，她们听到在西北的大漠中的甘肃还有很多未曾听闻基督的城市，在从甘肃到新疆1000多英里之遥的丝绸之路上尚无基督徒之脚踪时，她们的心被震动了，他们共同听到了中国大西北的呼声，于是她们买了一张甘肃地图挂在家里，一起祷告寻求神的进一步带领。同时她们搜集有关甘肃的各样资料，为将来可能的行程做准备。虽然她们舍不得离开经营多年的霍州教会，虽然他们也知道前程充满艰辛和挑战，但她们也考虑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使命。于是她们制定出雄心勃勃的西行计划，决心穿越茫茫戈壁沙漠，把福音传到更为遥远、偏僻的传教士未至之地。最后在1923年6月，他们毅然辞别了霍州的乡亲前往甘肃，义无反顾地走向充满未知的大漠。当她们抵达第一个目的地张掖时，已经历时9个多月，走过800多英里路了。

时在张掖有一个很小的教会，该教会的牧师看到盖群英和冯氏姐妹三人到来非常高兴，以为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因为他实在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女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三姐妹感到很为难，因为她们本不想在张掖久留，但又不好拂了他们的期盼。无论如何，这位牧师极力劝说她们留下来，至少要留到夏季再走，并许诺到秋天或冬天时，教会派一队人和她们一起出去，到周边地区去传福音。再三挽留之下，三姐妹只好留了下来，为张掖的基督徒男女开办了一所圣经学校。是年夏末时，有50多位信徒受洗，教会人数倍增。金秋时节，三姐妹带同教会同工一起到附近城镇集市上传福音。她们在集市上高唱圣诗、布道、出售圣经和福音书册。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到集市上采购他们所需用的东西。在买卖东西之同时，他们也顺便到盖群英她们的帐篷中来听福音，走时还买些基督教福音书册带回去。每当集市结束时，三姐妹就到附近各村镇去开福音布道会，还特别向那些穆斯林妇女传福音。许多来参加聚会接受教导的人都是文盲，因此教他们识字成为首要之事，以使他们能够阅读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在其后三年里，共有523人在她们举办的查经班里学会了读书识字。三姐妹再进一步训练一些人成为传道人，这样当她们离去时，福音可以在这一带地区继续传扬下去。

1924年底，“三女杰”沿着丝绸之路继续西行，于是年冬天居于肃州（酒泉），这里是进入茫茫戈壁沙漠的最后一个城镇，因此许多旅行者通常都在这里调整身心，备足给养。当时三姐妹带着一群张掖教会和圣经学校的信徒和学生，一路训练他们传福音，然后差派他们出去，或在街上布道，或进入住户向家庭主妇们传福音。到春天时，大部分学生都回到了张掖，只有很少几位留下来协助她们。三姐妹时常利用夜晚举行儿童崇拜会，孩子们的父母往往被动听的音乐所吸引，渐渐乐意留下了参加聚会，聆听福音信息。孩子们亦把学到的赞美诗、祷文和圣经经文转教给自己的父母。三姐妹因此成为酒泉民众中间的知名人物。

1925年夏，三姐妹花了两个多月时间，遍访从酒泉到甘肃边界一带的所有城镇。在这一旅程中，她们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客栈中，都向所有她们遇见的人传福音。她们在敦煌也待上好一段时间，数世纪以来，这里是印度人、汉人和西藏人相汇的枢纽。当汉人沉溺于鸦片烟瘾之中时，回民曾一度控制着敦煌的商贸活动。

1925年冬天，三姐妹回到酒泉继续她们的圣经学校。次年夏天，她们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北行，穿过戈壁沙漠前往乌鲁木齐。为避开夏季白天的炎热，她们常常乘夜晚凉下来之后赶路。沿途为她们提供住宿的地方都是些非常原始的小客栈，且很难找到干净的水。她们向客栈中南来北往的人传讲福音，常常和人们一起围坐在院子中间的篝火旁，与他们边吃边谈。当到达甘肃和新疆的交界处，为拿到乌鲁木齐官员发给她们“通行证”，她们需要等上好几天，才能继续赶路。藉此时机，她们就向那些一同等待穿过边界的人传福音，唱诗给他们听。拿到通行证后，她们花了6天时间，行程150多英里，到达了新疆的哈密。沿途无论谁请她们到家里去，她们都抓住每一个机会传福音给他们听。最后到了乌鲁木齐，她们受到当地两个男传教士的欢迎，并且受到新疆省长的会见。1926年，三姐妹从乌鲁木齐又行过700多英里的路程，抵达中俄边境，她们取道西伯利亚回到英国伦敦休假。

在英期间，“三女杰”应邀到许多教会演讲，报告有关中国的一切。她们敦促更多的人到中亚商贸路上去，因为在这条路上可以遇到来自中亚各国的人民，而这些国家大都是对传教士关闭的。

1928年3月，“三女杰”重返中国。回程十分艰难，因为当时中国正值兵荒马乱的年代。她们在路上整整旅行了8个月，直到11月才抵达甘肃。在随后几个月中，三姐妹开始新的征程，沿着丝绸之路到西藏和蒙古交界处广大地区传福音。沿途她们发现许多城镇的城门都紧锁着，以防止回军的进犯，因此她们在传福音的程途上多次受阻。但所到之处，皆有许多民众聚拢来听她们宣讲福音。当她们在回民地区旅行时，都谨遵穆斯林饮食上的禁忌，尽可能减少她们与当地民众之间不必要的障碍。当她们再次到达乌鲁木齐时，便去探访那些政府官员和她们的眷属，类似这样的造访，只有她们才可能做到，而那些男传教士则不方便接触女性。三姐妹组织了一个妇女宣道会，使得当地教会女性信徒稳定地成长。

1930年2月，三姐妹踏上回返酒泉的行程。途中他们在吐鲁番停留了一个月，因为那里还是福音未至之地，期间她们走访家庭或举行公众聚会。当她们再次来到西藏和甘肃交界处时，看到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当地驻军的一个司令官竟然向她们购买圣经。当时她们的圣经已经售光，盖群英只好把自己的那一本圣经送给了他。在这次长达16个月的旅行布道中，她们共走访了2700多户人家，举行了665场福音聚会，售出4万多本圣经。

“三女杰”在酒泉度过了一个冬天，见证了当地基督徒的慈行善举。1931年春天天气转暖后，她们再次出发前往蒙古交界地区。沿途她们看到许多以前宣教路上遇到的人们，欣喜地看到她们先前播撒到福音种子已经悄悄地发芽生根了。

同年夏天，战争蹂躏了酒泉，许多平民百姓被杀。三姐妹决定离开这里。是年秋天，她们离开酒泉到敦煌，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虽然她们离开那里已经多年了。她们利用一个回民客栈举办福音聚会和崇拜，并且惊喜地看到竟然有那么多人来参加，而且发现一个新的教会已经在这里悄然出现，因为多年前她们经过那里时，为民众留下了圣经，有些人通过读经而信了主。但是不久，穆斯林军来到，占领了敦煌，整个城市落入穆斯林手中。穆斯林军队控制了丝绸之路600英里之遥的大片地区。穆斯林将军马仲英把三姐妹召到他设在安息的总部，这里距敦煌有80英里之遥。马仲英向她们索要医疗物品，要她们每日为他疗伤。三姐妹深怕他把她们据为人质，因为这人的性情残忍且不可预料。故当将军伤愈后，就请求允许她们回敦煌，最后竟然得到他的允准。

回到敦煌后，因局势险恶，三姐妹开始准备逃亡，虽然她们知道看守兵丁早已接到不许她们离开的命令。1932年4月，她们收拾好行囊，就好像她们平常要到附近出一趟门一样。她们也收拾好自己的居所，使其看上去仍像有人在里面居住一样。有一天她们得知城外的守兵放假一天，便将此看为从神而来的一个兆头。于是她们急忙离开城区，穿行入沙漠。当她们被两个士兵叫住要她们出示通行证时，她们只好把毫不相关的中央政府颁发给她们的护照拿出来给他们看。那两个目不识丁的士兵看后就挥手让她们通过了，这样她们就继续着充满危险的旅程。旅途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房屋十舍九空，客栈大都废弃了，她们只好靠着随身携带的食物为生。历经千难万险，她们最后总算安全抵达乌鲁木齐。此时她们清楚知道中国政局越来越糟，战争已不可避免，因此她们决定离华返英，否则性命堪忧。

1935年，“三女杰”再次来华，为获得去往乌鲁木齐的通行证整整等待了一个冬天，最终她们再次踏上丝绸之路，所到之处皆受到热烈的欢迎。当然她们沿途也看到战争给广大农村带来的创伤，许多村庄被摧毁。她们一路传福音到敦煌，在那里使多人受洗归入基督。然后到酒泉，在那里又逗留了6个月之久。虽然当时伤寒病流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她们仍然坚守在那里，并且办起了儿童班、查经班和识字班。

“三女杰”在西北大漠宣教途中，在甘肃酒泉遇到一个被人们称为“寡寡”的既聋又哑的小女孩儿，据说这女孩的父亲是蒙古人，母亲是藏族人，因其缺陷而被抛弃。这可怜的女孩每天靠给人打些零工得些施舍度日。有一个严寒的冬日，她被野狗咬伤，鲜血直流。她无工可做，也无食物果腹，恐怕难以熬过漫长的冬夜。就在她饥寒交迫之时，“三女杰”救了她，给她摆上热腾腾的饭菜，关怀她的生活需要，使她第一次尝到了人间的温暖。当“三女杰”离开酒泉那一天，寡寡一路跟着她们的骡车，直到她无法再走，看着骡车缓缓消失在无边的荒漠之中。此后她天天守候在酒泉城门口，哭泣着向“三女杰”告诉过她的耶稣恳求，把这三位恩人带回到她身边来。

“三女杰”并没有忘记小寡寡，只是因为在充满未知的宣教旅途上，带着这样一个有残缺的孩子宣教实在不便。待一年后他们再次回到酒泉后，就四处询问她的下落。她们终于找到了寡寡，并且把她带回家。最后她们收养了寡寡，并给了她一个新名字Topsy，中文名字叫爱莲。她们为小爱莲制定了教育计划，教她读唇语、教她识字，教她认识耶稣。她们带着爱莲一同行路，一同冒险：在简陋旅馆的篝火旁、在蒙古贵族的帐篷里、在回族军阀的军营里，她们把握任何传讲福音的机会。

由于时局持续动荡，战争频仍，盖群英亦一直为哮喘病所困扰。到1936年，新疆当地军阀又命令所有的外国人都要离开甘肃和新疆地区。形势所迫，“三女杰”不得不结束了在中国的服事，带着爱莲一同回到英国，此后再也没能回来。

从1923年到她们离开中国时为止，在14年时间里，“三女杰”驾驭着马车，先后五次行走在丝绸之路上，把福音和基督之爱传给沙漠深处的各族人民，因此她们广为人知，被尊为“仁义之师”（Teachers of Righteousness）。她们使耶稣基督之名为丝绸之路上众民所知，她们沿途所发放的各种文字的圣经和福音书册被带往亚洲各国。通过她们多次造访，与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尊重，为丝绸之路沿途人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她们亲手培训出来的基督徒继续她们未竟的事业，甚至把她们的影响传向更远的地方。

十多年丝路宣教生涯，使她们成了“戈壁通”；而沙漠生活的磨练，也使她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女强人”。由于她们是最早穿越戈壁沙漠的西方妇女，故回到英国后，立刻被视为传奇性的人物，各地演讲邀请纷至沓来。因着她们的传奇经历和贡献，她们先后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李文斯敦奖章”（the Livingstone Medal），和皇家中亚学会颁发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纪念奖章”（the Lawrence of Arabia Memorial Medal）。

“三女杰”最终退休定居在英国的多尔塞特（Dorset），冯贵珠晚年除了致力于福音和妇女事工之外，更多精力花在照顾她们所领养的聋哑孤儿爱莲身上。1960年7月8日，冯贵珠在多尔塞特去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