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  — 1932

伏格思

Henry S. Ferguson

中华内地会加拿大宣教士。曾在安徽太和、颍州、和正阳关等地宣教、赈灾、服务当地人民达36年之久,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伏格思(Henry S. Ferguson)于1869年生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其出身与早年事迹不详。他于1895年初来华宣教,2月15日抵达中国后,随即被安排到安徽安庆学习中文。10月中旬语言训练结束,被分派到安徽太和县工作。太和宣教站创建于1892年,伏格思到那里时,已有三位宣教士和一位中国信徒在那里工作。宁德恩(T. A. P. Clinton)和宓尔修(C. Benson Barnett)来自澳洲; 马春山(William R. Malcolm)来自纽西兰。而那位中国信徒朱明德(Chu Ming-teh)原是一位老儒生,是在正阳关(今正阳镇)宣教士博春臣(John Brock)的带领下信主的。自从太和宣教站成立后,他便成为福音堂的看门人。他们以太和县为基地,经常出去到方圆百哩之内的市、镇和村庄里传福音、派发福音单张和福音书。同时他们还管理一个戒毒所。

1897年,伏格思转到正阳关与博春臣同工,在那里租屋创立了宣教站。1898年又设立了诊所,由医疗宣教士劳敬修医生(Dr. J. E. Williams)负责。因着医疗服务,使当地民众对宣教士的态度大为改观。

1898年9月,伏格思与郭姑娘(Miss Lillian Cobb)在上海结婚。郭姑娘来自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原是美国女公会(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的宣教士,婚后加入内地会,二人随即奉派到江苏省清江浦(今淮阳市)宣教。

1900年,义和团乱起,伏格思夫妇带着他们一岁的儿子撤离。乱定之后,于1901年5月,又重返清江浦事奉。1902年春,由于山东烟台芝罘学校需要教师,于是他又偕家搬往烟台。同年8月16日,女儿Lillian Elizabeth出生。1903年2月,他们一家四口返国述职。

1904年1月22日,伏格思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内地会年会上提出三项宣教策略:1.在已成立的宣教站,继续建立教会,让中国人基督徒如何敬拜神;2. 在每两个宣教站之间,多设立路边福音堂,全日开放,由宣教士及中国传道人驻守,不用讲道方式,只做个人谈道;3. 以宣教站为中心,到远近村镇和地区播撒福音的种子。

1904年12月,伏格思偕家再来中国时,已经是五口之家了。他们再次被派往安徽太和负责整个宣教站。伏格思每天上午在福音堂向来往行人传福音;下午教导、查经。除星期六外,每晚都有布道会。

1908年夏,伏格思奉派到安徽颍州府工作。1910年夏秋之交,安徽连降暴雨,造成巨大水灾。由于农作物歉收而引发大饥荒,灾民遍野。伏格思和众宣教士一道,带着从世界各国募集的救援物资,赶赴灾区赈济灾民。伏格思个人经手的钱款,就救助了两万多灾民。但令他深感痛心的是,1911年1月,十多年来与他同心与共的爱妻却因抢救灾民感染上伤寒(Typhus Fever)而突然去世。遗下两儿两女,大儿子12岁,最小的儿子只有5岁半。

1913年,伏格思继续在颖州工作,同时兼顾正阳关和太和县,宣教工作大有成效。但最为令他焦虑的是鸦片问题。因鸦片价格连年上升,当地许多农民种植鸦片,亦吸食鸦片。故伏格思痛陈“鸦片烟毒是中国最大的灾害!……许多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而中国对这毒蛇的危机,仍未知其利害。”(《舍命的爱》,第398页)

1913年7月,伏牧师与白姑娘(Miss Elizabeth S. Birch)在上海结婚。白姑娘原是一名教师,1906年来华。婚后,夫妇二人同心在颍州宣教直到1916年8月,才第二次离华返加述职。

1918年2月,伏格思夫妇述职回来后,总部改派他们到正阳关工作。伏牧师看到当地百姓拜偶像之风盛行,就极力引导他们,劝诫他们离弃偶像,归信真神。伏师母在妇女宣教工作上,成为伏牧师的好帮手。为了解当地情况,伏师母特地到外地福音站探访,带领妇女聚会,同时在妇女中发展可造之才。

1921年淮河大水,伏格思夫妇同心协力赈济灾民。在圣诞节前夕,他们带领信徒向百姓放粮,救助了了一万五千人。

1924年3月16至23日,伏格思到芜湖参加全省联合培灵布道大会,亲眼见证了神的作为。布道会在一个可容纳1,500人的大竹棚内举行,讲员是内地会饶裕泰牧师(Rev. Charles N. Lack)。在第一个主日崇拜中,约有900多位基督徒参加。下午的福音聚会,约有1,200多学生参加。其后每天晚上,都有大约1,300至1,400人到会聆听信息。整个培灵布道会非常成功,在八天的聚会里,共有1,020人决志归主。

除教会事工外,他们还兴办了小学,使当地平民百姓的子女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伏师母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此外,每个主日她还要负责妇女主日学。

1926年底,正阳关的宁静生活被北伐战争所打乱。1927年4月初,国民革命军攻占了正阳关。城内学校、庙宇、教堂,甚至私人住宅都被数千军人所进驻。内地会宣教站除了伏格思家外,全部被军队征用。当军队出发后,军部红十字会又立即入驻,用来治疗处理伤兵。同时,反基督教学生也涌入城中,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宣传。同年七、八月间,曾发生多起军队要强行占领宣教站的行动,但都蒙神奇妙保护,得以安然度过。此后他们也受到散兵、游寇抢劫之威胁,甚至到粮尽援绝之地步,但均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加之长期劳累,伏师母于1930年底染病卧床。次年年初稍见好转,1月24日学校开课,她还主持招收了60位女学生。2月,她再度病倒。伏格思虽然从怀远医院请来长老会医生为其诊治,但病情还是加剧,延至4月3日,伏师母在睡眠中安然去世,享年58岁。伏牧师暮年再度丧偶,倍感伤痛与孤独。

1931年夏天,正阳关再次遭遇巨大水灾,从伏牧师7月的信中,可见当时水灾之严重:“这是本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天灾,全城百分之八十浸没在水中。……街上汪洋一片,除了较高的地段外,其它商店水都漫过柜台。我们的房子位于全市的最高处,并且建筑时地基还加高了一呎,因此,水没有漫到我们的前门……。我们家住满了灾民,皆是信徒和家属,因为他们已无家可归。福音堂已被警察征用,因为警察局全泡在水中……。淮河沿岸全部崩堤,整个谷地都是水,泛滥的地区蔓延数百里,淹没逾千亩每年夏季皆有稻麦收成的农田。这是我见过淮河第四次水灾所造成的饥馑荒年,不知道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水灾,会不会带来空前绝后的饥荒?……。 还有离我们不远,从红军而来的威胁也大。……红军是极端的无神论者,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所有传福音的工作都要停止。在他们的辖区里,他们可以指派任何人执行他们的命令,而他们就是社会的执法者。”(同上,第405页)

果然如伏格思所料,水灾过后,又是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国际水灾救济总署(The Inter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向中国内地会借用伏格思,负责正阳关的赈灾工作。此时伏牧师年事已高,而且在中国宣教已经36年,本该退休返国了。但当他看到饥民遍野,又临危受命,遂毅然接受使命,全力投入到赈灾工作中去。他联络所有商店代作银庄,并且租用粮仓,散发救济金,分派粮食给灾民。

1932年5月11日,传言红军将要入城,各商店因此不敢代劳,纷纷把救济金交还伏牧师。这时,崔牧师(Pastor Tsui)和众信徒也都劝他赶快逃走。但是,伏格思坚持留下来继续赈灾工作,并准备第二天分发救济金给灾民。崔牧师见此,也留下来陪他。次日清晨,约有张国焘所部1,000多红军入城,伏、崔两位同时被捕。当时在场有二百多平民百姓,全体跪在红军军官面前,恳求释放伏牧师,因为近几个月来,他是全城唯一关心和救济他们的人,使他们不至饿死。军官虽然耐心地倾听众人的哀求,但还是扣押了他们。15日晨,红军带着伏、崔两位牧师一同撤退。于是,大批民众再次拦路要求释放伏牧师,但军官坚持不允,只是答允善待他们。

伏格思被捕后,福音站一位胡弟兄火速跑到寿州,将消息报告给美国北长老会的仲姑娘(Miss Mabel S. Jones),再由她转达给上海内地会总部。红军撤离后不久,崔牧师在押解途中脱险归来。而关于伏格思的下落,却不断有消息传来:

5月17日,与伏牧师同工的宣教士慕悟仁(Wilson W. Moore)电告上海总部说:“证实红军把伏牧师从正阳关押解往霍邱或六安,请代祷。”

5月29日,上海有消息称伏格思已被押往河南省的商城。途中他颇受优待,有骡马代步;并且一日两餐,与红军首领同待遇。然而,每到一地,红军却让伏格思站在高台上示众,而伏牧师则趁机向群众传福音。

另据寿县仲姑娘来信说,一位名叫冼秉元(Sen Bing-yueh)的弟兄,是伏牧师的挚友。因挂虑伏牧师的安危,于5月底,独自到红军部队驻防地寻找伏牧师,却被误认为奸细,遭红军扣押。冼弟兄反而向红军作见证,述说伏牧师如何领他归主,如何使他不再沉迷于醉酒和赌博。最后红军没有允许冼弟兄见伏牧师,却把他释放了。

7月12日,内地会的《亿万华民》主编报导,经过中国政府、英国领事、国际水灾救济总署署长詹信爵士(Sir John H. Simpson)、内地会和当地人民的极力营救,迄今仍无结果。红军扣押伏牧师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赎金,而是以他作为对付政府军围剿的挡箭牌。

7月28日,上海内地会秘书报导称,共产党向政府提议,用伏牧师和另一位被囚的信义会宣教士李宝德(Bert N. Nelson),与当时正在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审讯的国际共产党嫌犯牛兰夫妇(Mr. & Mrs. Noulens)来作政治性交换。9月1日,再报导称,汉口内地会曾接到伏牧师的一封来信,言及如有可能的话,要求寄给他一些指定的物品。一些认识伏牧师的中国人也称,在河南的光山见过他。

无论如何,国际水灾救济总署尽了最大的努力,四处寻访伏格思的下落。詹信爵士更是亲自奔走于外交部,以及中国各军政部门之间。1933年1月31日,他写信给伏格思的子女说:

“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确切地证实伏牧师的生死下落,但在两个月前,当我返回中国的时候,接到一份比较可靠的报告,言及红军在政府军猛烈攻击下,遂杀害了伏牧师。……因为没法证实此事,到底他是否仍在川陕交界的红军手中?当我到了湖北和河南时,或许可以获得进一步消息……。我很遗憾没有机会与令尊见面……。但是在安徽省最严重的灾区里,有一位如令尊这样可靠而又能干、全心全力投入的人来主持赈灾事宜,是我最放心的事。我深信、也是大家所深信的,他若不是为了照顾总署的财物,他早可以逃出了。……这一切总署深感歉疚,并要对令尊负全部的责任。如果不幸伏牧师因公殉职的话,我会请求总署为他举行一个最为深切的追悼会。……我曾征求内地会总干事的意见,想伏牧师也会认为是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去救济最严重的灾区……。”(同上,第409页)

伏格思牧师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在世享年63岁。

资料来源

  • 黄锡培著,《舍命的爱——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小传》,美国中信出版社,2006年。
  • China’s Millions, China Inland Mission, North American Edition. 中华内地会月刊北美版《亿万华民》1895年第166页;1896年第41,150-151页;1897年第36,123页;1898年第39,89,93,161页;1900年第71页;1901年第108页;1902年第75,130页;1904年第39-41页;1905年第48,123页;1906年第112-113页;1908年第65,97页;1909年第47,59页;1910年第86页;1911年第9,33,36,46,109页;1914年第31,138页;1915年第12,155页;1916年第12,76,158页;1918年第174页;1919年第27,89,122页;1920年第90-91页;1921年第55页;1922年第59,125页;1923年第25-26页;1924年第109页;1925年第10,92页;1927年第70,145,166-167,219-220页;1929年第12页;1930年第109页;1931年第84-85,151页;1932年第108-109,123-126,141,156页;1933年第12,60-61页;1934年第44,84页。
  • China’s Millions, 英国版(London Edition)1900年第77,154页;1905年第36页;1911年第42,52,73页。
  • The Register of CIM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 《内地会宣教士及伙伴宣教士名录》。
  •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6.
  •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24, 1927.
  • CIM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1910,1931.

关于作者

李亚丁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